陈奎德


一、中国的储户成为人质


几天前，包括美国财长史诺、联准会主席葛林斯班、美国证交会主席考克斯等美国财经班底约40人，与中共财经班底召开了中美经济联合会，中方则包括人行行长周小川、财长金人庆等约50人。两国财经班底几乎全数出马。

这次会议的焦点，是中国的金融问题。

美方对中国提出的财经计划包括呼吁中国加速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建立芝加哥式的货币期货交易市场；建立一独立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建立紧急援助体制，消弭金融机构呆坏帐等。

已经无法掩盖的事实是，据国际金融专家的测算，中国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已高达40-50%！基本原因在于，中国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受政府指令支配，必须向病入膏肓的那些国有企业贷款，这些“输血”，大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它们不像私营银行必须进行国际通行的融资回报率及风险评估，因而中国银行融资效率低下，无法收回呆坏账。

同时，中国又没有适当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更是尸横遍野、无可救药，而中国又缺乏社会保障系统和养老金体系，老百姓必须要有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测。但他们的钱的上述去路都已堵死，“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不得已，只好存入国有银行。这就是中国极高储蓄率的由来。然而，把钱存入呆坏账高达40-50%的银行，他们难道就心安理得吗？

非也！无计可施无路可去而已。他们只是被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国有银行绑架了。实质上，中国的储户已经成为这些烂账银行的人质了。

但是，根据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外国银行将于2007年1月1日起进入中国经营人民币。有鉴于此，倘若你是一位中国储户，到那时，将面对两类银行：一类是呆坏账高达40-50%的国有银行，一类是历史悠久资金充足信用良好的外国银行，他们将作何选择？我想，无论有多么炽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其温度恐怕都难以高到烧毁自己的钞票吧？

而一旦中国储户纷纷挤兑，提出国有银行里的存款，转入外资银行，中国金融体系的崩盘就开始了！如今，距那个可怕的“最后审判”已经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因此，中国金融系统已势如累卵，岌岌可危，这绝非夸张之辞。事实上，北京领导人也说，银行改革已经进入了“背水一战”的阶段。我相信，自从加入WTO以来，他们在深夜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必定是中国老百姓拼死挤兑存款，国家银行纷纷倒闭的梦魇。他们也一定在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寻思对策，试图逃过这一日趋临近的历史大劫难。

当然，这一崩盘梦魇对谁都不是福音，因为中国储户已被绑架，因而倘若中国金融崩溃，中国储户甚至国际社会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

于是，近几个月来，静悄悄地，我们看到了如下两项引人注目的消息：

一是西方金融集团最近先期大举入股中国银行；

二是国庆后网上流传消息说大陆银行系统有四十几位省级分行的行长和副行长，密谋以出国考察金融为名集体外逃。

前者已是事实，而且还在过程之中。后者虽然仅在网上流传，但观察种种迹象，恐怕也并非纯粹空穴来风。


二、外国银行提前入股中国银行


最近，西方银行资本以股份方式提前进入中国银行。2004年，香港汇丰银行以17.5亿美元买下中国交通银行20%的股份。2005年6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在北京签署的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设银行投资，持有股权可达到19.9％。2005年10月，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私人银行欧本汉宣布收购华夏银行14%的股份，加入在尚未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抢滩的行列。在此之前，德意志银行收购了深圳嘉实基金管理公司20%的股份。2005 年8月18号，英国第二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美林证券等合作夥伴宣布计划以31亿美元购买中国银行10%的股份……如此等等。

这一切所为何来，双方意图何在呢？

显而易见，双方各有所求。

就北京政府而言，既然政府向国有银行已注资多次，每次数百亿，仍然无法挽救国有银行的高比例呆坏账，而最后摊牌只剩一年多了，政府已经无钱可填金融坏账，此时若能借助入股的西方银行的信誉，挽救中国银行呆坏账在国民心中的信用危机，从而躲过将要到来的金融崩溃，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简单说，就是拉外国人下水，借它的信用为自己贴金，掩盖或缩减原来的呆坏账，和中方一起来承担银行亏损（当然要给外人一些利益）。

就西方银行业而言，中国人口众多，银行业有很大的市场，且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中国的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45%到50%，这是一块具有相当诱惑力的肥肉。先行以股份方式进入可以打好“桩脚”，为当前尚未开放的巨大金融市场先期抢滩登陆。

诚然，对北京言，引入外国银行股份，对预防金融危机，看来确实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一着“妙棋”。外资入股，乃至外国金融界人士担任中国银行的股东，的确对中国银行在海外上市会有某种正面影响，有利于“圈”洋人的钱。但同时，洋人股东出于自身利益，对银行大量贷款给注定失败的国有企业，也必定产生制衡甚至阻挠作用。因此，对北京当局言，这是利弊参半之事。

鉴于此，北京因生怕失去对国有银行的控股权，生怕削弱自己的权力。同时，国有银行及信用社，目前还有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也绝不愿见外银势力轻易的长驱直入。即使没有利益代言人，北京领导人为保护自己的命根子——国有银行，也不会轻易太大地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因此，它的开放股权是半心半意，半开半闭，萎萎瑣琐的。北京规定外银在大陆国有商银占股总合不得逾25%，单家不得逾19%。如此一来，北京仍未摆脱两难困境。试想，外资份额太少，不足以挽救银行信誉；外资份额太多，将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并且，由于失去旱涝保收的贷款，那些靠国有银行输血度日的国有企业将全部破产。因此，北京是“进亦忧，退亦忧”，在目前体制下，将永远处于尴尬地位。

问题是，还有其他出路吗？


三、开放民间金融


出路是存在的，那就是：开放民间金融，允许民间银行的出现。

笔者过去曾指出，对于中国公民自己创办企业事业，过去，北京当局设立了种种禁区：譬如：国民不得自己筹资开办银行、保险、传媒、电子网络公司、航空、铁路…..等等。总之，举凡与国计民生关系极为重大的企业事业，都不许国民染指，而是国家垄断。

但是，根据加入WTO的协议，还有一年多，不准中国人染指的禁区之一的银行业，将对外国人开放，这样，就势必造成某种"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即：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有中国的"国民待遇"——办银行，但中国国民自己在国内反而不能享有"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加上国有企业）享受的"待遇"要比中国人自己出资办的民营企业要高。很多外企（和国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不能做。

这种"反向国民待遇"，由于过于荒谬，已经引发广泛质疑。在国内外重重压力下，北京不得已，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松口。2005年3月28日，中央银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吴晓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放松信贷管制，促进资金融通”。9月1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在风险可以买卖的情况下，将来可能比较愿意承担风险的主要是私人投资类组织和私募投资的基金，今后民间财富是需要着重培养的，政策要考虑它们的地位问题。此前，在央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也首度对民间融资进行了“正面”的评价，称其“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曾建议，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和“不吸收公众存款的专门小额贷款组织”外，还可以允许民间融资，以满足微小企业需要的小额信贷。

以上动向表明，尽管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毕竟被迫跨出了第一步。

简言之，大陆银行改革的出路，在于给大陆民间的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而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当局仍然歧视农民，歧视私人企业家。他们“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对于本土的，地方性私人银行开办的呼声，常常置若罔闻。在过去，甚至横加迫害。譬如著名的邓斌（无锡集资案）、沈太福（北京长城公司集资案），孙大午（徐水集资案）就是典型。前两位最后还因私下集资而命丧黄泉。

这种对本国国民开办银行业的歧视，今天是必须终止的时候了。

大陆国有银行的危机，与大陆其他国有企业的危机一样，根子是产权问题。没有私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现在是应当群起而剥夺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以及社会身份特权的时候了。

中国的民间资本，虽然资金还不够雄厚，虽然专业知识不足，但是主动性创造性特别是利益驱动方面，大大优于国有银行；在信息和本土人际关系方面，大大优于外资银行，只要他们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将与外资银行、国有银行鼎足而立，三分天下，成就自己纵横中华的大事业。谓予不信，历史将可作证。

倘若当局不此之图，仍然压制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崛起，则来年金融大危机的降临，将是不可阻挡的。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