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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刘晓波”和中国知识分子转型
程映虹
刘晓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对于那些平时无瑕追踪晓波如喷泉般奔涌的时政和文化评论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捷径。
我是刘晓波的热心读者。80年代中期当他批李泽厚时，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当时李的几个博士生把他“请”来，在饭厅召开辩论会，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现在回想起来，李的这些门生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当时正是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的“黑马”行空，风头正健时，按兵法上说正应避其锋芒，和他在文字上较量就可以了。舌战群儒的结果是，当晚社科院的一些硕士生在饭厅贴出小标语，责怪李的博士生表现不佳，给社科院研究生院“丢了脸”。不过奇怪的是，到了1989年之后，无论何时当我回想起那次辩论会时，当年饭厅里的火药味在脑海里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温馨，就像是在怀念一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好时光。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近距离内感受到刘晓波为文和为人的冲击力。陈奎德先生当时在上海主编《思想家》，当然充分注意到这匹“黑马”。他说在那个时候他“由衷肯定”刘晓波在中国思想界的“先锋作用和冲击力”，但对他“行事及语言的夸张方式”难以接受，对刘晓波的思想来源也有相当保留。
然而，经过了1989年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分水岭，刘晓波的思想和写作完全展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就像出自另一个人。对于这个转变，我还是想引用陈奎德先生精辟而周详的概括：“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之后牢狱的磨难，“从外在风格到内在思想，他似乎都变了一个人：变得内敛歉和，平抑坚韧，并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认为‘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
对于这样一个其反差之大有如“上帝创造的奇迹”(陈奎德语)似的转变，尽管陈奎德先生和刘晓波有过很多公开和私下的交流，但他却不愿做过多的分析，只是说他很欣赏这样的转变。这种欣赏，我想不但是出自个人的思想偏好，也是觉得它更符合中国思想界的切实需要。至于前后两个刘晓波之间除了断裂和飞跃之外，也有连续性的这一面，陈奎德先生说一是他仍然是性情中人，二是他“自始至终兼有行动性和思想性，从来不是纯然书斋中人”。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想刘晓波自己也作出了一定的答复。在他这本书的“作者手记”中他说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和认识，而是“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当我看到这段话时，仿佛又听到了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场辩论会。如果说80年代在刘晓波的眼里，是文化传统或者一种比较超验的东西在压抑人性、人欲和自我，那么今天则是国家和政治体制这些更加直接或者容易被经验证实的因素在压抑个人。因此，对象不一样了，关怀仍然没有变。我想这大概也是把前后两个刘晓波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刘晓波的这个转变，在思想上当然有其意义，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言说的发展和影响。但我这里想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从刘晓波的转变中看中国后极权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在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和人格类型上的转变。
如果把刘晓波在80年代的出版物和现在这本书做对比，一个不了解他的读者可以很轻松地看出前者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训练是在文学和哲学，而对后者就很难做这样的归类。翻阅《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无论从目录还是从内容上读者都看不出作者本来的知识范围和思想训练。全书以政治改革为纲，不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做了描绘和分析，而且站在这些方方面面的立场上返观政治改革，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这样的宏观全景式的考察和设身处地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着想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显然不是刘晓波早年的训练所能胜任的。因此在接过陈奎德先生所强调的在思想倾向、思想资源、学术取向和超验性思考等方面“两个刘晓波”时，我想说他在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上的转型也是非常值得赞赏和钦佩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秦晖、刘军宁、何清涟、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他们原来是什么方面的专家，现在仍然是那个方面的专家，在知识和训练上也许会有很大的扩展和延伸，但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全面转型。凡是学界中人，都会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你可以偶尔对跨专业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但很难成为那个方面的内行。就对每一个专业问题发表意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刘晓波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里当然起不到上述专家的作用，但他对每一个领域中和现实关系最密切的关键问题却始终保持着敏感，而且对这些敏感问题之间的关联有宏观的把握。因此他的写作不但起到学界和一般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也成为人们了解大陆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和社会演变之间关系的一条途径。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非常突出的。大陆很多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一直在对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影响常常比专家要大，如王怡、余世存、余杰、傅国涌等等。而上面所举其他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对他们本行以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以他们的慎重，凡是发了言，总是力求材料准确和观点到位。举凡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历史宗教，无不在他们的视野和写作范围之内。近来他们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贴切的称号，有别于萨特和乔姆斯基那样的“全能性知识分子”。所谓“全能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当然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对本专业以外的知识问题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同之处在于，“全能型知识分子”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尽量凸显自己超出本专业的社会存在；而“公共知识分子”是在其他专业知识分子不愿或不敢就和本专业联系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代他们发言。中国当下所发生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有限的自由市场和有限的言论多元化的条件下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这样一种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僭越”(使用这个词在此无任何贬意)当然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知识分子”一词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涵义。可以想像，当中国社会在言论方面不再有政治顾忌和恐惧时，这样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会大大消减，尽管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也还是需要有这样的角色，只是根据言论自由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除了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发生在刘晓波身上的人格的变化，即陈奎德所说的“为人为文的姿态”的变化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应该说，就刘晓波的文字来看，他的社会抱负(社会责任感)比八十年代不但更直接而且更广泛，但他的文字中却没有了那个时候的“为人”的姿态，这就是“从狂傲到谦卑”。这个反差是很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在社会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为人却变得谦虚了呢？尽管在这个变化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思想的、个人经历的甚至宗教的，但我想，当代中国那太多的悲剧和不公可能也是刘晓波从桀敖不驯走向悲天悯人的原因。如果说八十年代刘晓波眼里的中国是文化中国和精神中国，那么今天则是政治中国和底层中国。关注后一个中国的人，如果他具有文人甚至诗人气质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只会更象杜甫而非李白，和儒家而非道家有更多共鸣(八十年代的刘晓波大概正好与此相反)。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较突出的。例如，把余杰六、七年前的作品和现在的作品做比较，人们或许也能看到一点类似的变化。今天国内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再仅仅是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像，而是着眼于实际的社会效果脚踏实地地推动一点一滴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底层社会，越来越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这种经历自然会给他们“为人”方面带来影响。即使他们在和当局(中央的和现在越来越多地方的)发生冲突时，也都是在非常具体实在的问题上，利用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去争取看得见的成效，而不是为了作对而作对，一味做斗士。
这种变化当然是非常积极的，从长远来看可以说是为中国社会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和很多前共产党国家的变迁相比，甚至和台湾相比，中国社会并没有在结束了极端的独裁专制后在较短时间里转变到民主自由社会，而是长期徘徊在政治独裁和自由经济并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这种推迟在另一个方面却为知识分子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对民主化以后的种种社会问题有时间去作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心理甚至人格上的准备。在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中，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这个转变。用胡平的话来说：“别的不说，单单是社会转型这一变化本身，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失落感。”在专制社会里，自由知识分子的“异议人士”是一种身份，它一方面会给你带来麻烦，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你“显得与众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见解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旦实现民主转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个个都能发表不同政见”，这样你的特殊身份就消失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习惯于被视为与众不同，那么，由于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你说不定倒会有失落感”。“所以，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理想没准真的会实现。”
所以，刘晓波和他所体现的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而呼号，而是开始切实面对方方面面更具体的社会问题，他们也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斗士和思想启蒙者的形像，而是也把民间的疾苦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当民主化到来时，他们不会因为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央、聚光灯被分散而失落而无所事事甚至变得愤世嫉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关注点和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反面事例就是台湾的李敖：在独裁统治下习惯了与众不同，今天他不但不惜用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和对独裁制度的献媚来维持这种与众不同，甚至用最不堪最下作的话题和动作来重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样，当台湾社会步入成年时，他却蜕化成了一个老顽童。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著，2005年10月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
本文作者任教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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