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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虽然报纸报道的是一周前的旧闻，但不大不可能在牛友兰被斗之后才报道准备斗他的消息，那么，“斗牛”大会应该发生在9月25日当天或者以后。再查阅相关资料，才吃惊地发现，“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4。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5。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18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1947年9月的晋绥地区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火如荼，参照当月的《晋绥日报》，可以体会一下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这里仅将关于兴县一县关于土改运动的报道分列如下（仅列标题）：
9月1日：二版通讯两则：李家湾贫农小组，开始混进四个富农分子，解决口粮中被清洗出去。
读者来信：对兴县县政府民政科处理地主张文华的意见。
9月2日：头版长篇通讯一篇。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6。
9月3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六区通讯员马怀林，私自放走地主张德光，群众罚他坐禁闭一月苦工二十日。
9月8日：二版长篇通讯一篇：兴县千城村群众，单独清算赵家焉地主，斗争果实拟与赵家焉统一分配。
四版通讯一篇：恶霸地主吕国栋被大家斗倒了。
9月9日：二版经验总结一篇：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9月12日：头版公告：晋绥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启事。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阶级总清算。
9月16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千城村群众清算恶霸曹湛秀。
9月20日：头版通告：为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改为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通告。
9月21日：二版通讯一则：十二年前的血债得到偿还，碧村群众镇压白日佳，当年受过苦的老汉说：又看见当年的红军了。
9月23日：头版公告：兴县农会委员会临时委员会通告（宣告兴县农会临委会成立）
二版通讯一则：碧村地主白孚唐，化形为贫农免征户，群众查出进行清算。
9月24日：头版全文公告：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9月25日：头版报道一则：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李政委井泉同志讲话。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蔡家崖召开农民大会，通过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决定成立行政村农会彻底斗倒地主。
9月29日：头版报道一则：兴县高家村雇贫中农，听了《告农民书》后，立即讨论彻底斗争地主。
（同日发表社论《拥护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号召，坚决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
9月30日：二版读者来信：报告一个在党内抖地主威风的女人。
在10月份的《晋绥日报》还报道了9月份在兴县展开的土改运动的其他消息，分列如下：
9月21日，两千多人集中到兴县黑峪口村，对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展开斗争，会上决定撤销其副议长职务。
9月26日，兴县苏家塔木耳崖两偏僻村，斗倒地主牛兆贵等，同时，区委委员牛应森被审查决定留职查看。牛兆贵系蔡家崖村人，因在两个小村子有地出租，所以被拉到两个村子进行斗争。同时，牛兆贵是牛友兰的本家，曾在牛友兰的商号入股。
9月26日，兴县李家湾行政村五百余群众集会，热烈拥护《告农民书》，当场公审阶级异已分子王如林。
9月30日，白文、阳坡、芦子沟三行政村联合土改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派来的土改指导大员康生所在郝家坡跑白文镇仅2华里。
斗倒、清算、清洗等词语在报道中频频闪现，一个个义愤填膺，沾腥溅血。耳闻目睹，一派恐怖。在刘少白、牛友兰分别被斗被打之后的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开明绅士，时任兴县法院院长的孙良臣也被撤销职务，押送回乡被斗而死7。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8“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在同一月的16日，牛荫冠的老上级，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逝世，毛泽东从黄河西岸专门发来唁电。9月26日，续范亭公祭大会在临县都督村举行，公祭大会还沿袭着传统的祭奠仪式，礼敬如仪。当吴玉章、林伯渠和贺龙分别在大会上沉痛地发表悼念续范亭的讲话时，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9。据时任晋绥边区党校教育长的龚子荣（1949年之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回忆，在“斗牛”大会之前，牛荫冠实际上已经被停止职务，进党校实行所谓的“三查”，实际上是进党校接受审查的。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过于惨烈而不忍下笔，也许是为尊者讳而不便记述，以致后来的各种记载都非常模糊，滤去情绪化的激愤成份，从现存的各种版本中都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其中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对民间社会震荡极大的事件，在记述中就这样被模模糊糊地传来传去。
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当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对这件事情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对发生在晋绥军区驻地眼皮子底下的这一恶劣事件有着很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胡老回忆说，当时斗争大会不得不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冲击会场，大家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也不好说什么。有意思的是，冲击会场是冲着另外一件事，或者说，群众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发泄出来的。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其时，牛荫冠的妻子赵辉因为工作关系不在兴县，这位曾经声震晋南地区的女中豪杰也受到了冲击，被所在地群众打为“地主婆”，逼她交出财产。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当时牛荫冠仍然在党校，他父亲去世之后有人告诉他，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牛荫冠肯定不会在意。
《晋绥日报》对这件震动极大的斗争大会居然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四、一腔心事
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后来的历史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推进着。时间还是给人们了一个说法。先是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10
接着，1948年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表明了态度，他说：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的。李井泉同志现在不在，他也会承认这个错误的。11
诚然，当年参与组织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在后来都有可贵的反省，1985年，牛荫冠在给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说：他曾就父亲牛友兰事迹的文史资料写信给李井泉，李回信说同意毛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错误，只是不要将他的错误和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的错误联系起来。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个人在组织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而作为历史事件的承担者，“斗牛”事件几乎纠缠了牛荫冠一生。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大家很难将这样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12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牛对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
牛荫冠从牺牲同盟会回到晋绥边区起，一直做经济工作，1949年之后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波及到他，但在1960年，作为112厂的厂长，莫名其妙地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沈阳一坐就是两年，一直到1962年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又被撂在一边坐了两个多月没有人理睬他。他前去询问，中组部人的暗示他“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去找贺老总。果然，他找了贺龙之后，被任命为商业部副部长。这其中的曲折真是耐人寻味13。
牛荫冠是一个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政务工作者，他在晚年几次谈话中，对土改运动有相当明确的认识，1987年11月8日，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这样一个规模会上，刘少白、牛友兰的事例当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别人可以用胸襟和气度来理解这件事，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14
【注释】
1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2 《晋绥日报》1947年12月1日
3 《晋绥日报》民国二十六年<1947>九月二十五日头版
4 《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第192页
5 《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第192页
6 注：刘象坤即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之弟
7 《兴县县志》人物篇
8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 《牛荫冠纪念集》第174页
10 《牛荫冠纪念集》第44页
11出处同上，226页
12参见《牛荫冠纪念集》第173页、177页
13参见《牛荫冠纪念集》第249页
14参见《牛荫冠纪念集》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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