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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社记者张愈编译报导/为了理解专制和非自由民主政府如何在实施经济增长的同时阻碍民主，我们研究了1970至1999年间的150个国家提供公共利益的情况，研究中发现有四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压制协作利益是专制政体的一种巧妙的生存策略，研究表明向反对派提供协作利益将大大威胁现任政体的生存。而提供其他的公共利益，则丝毫不会影响政体的生存，甚至还有利于政体的生存。
允许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则现任专制政府一年后还能存在的机率会减少15%到20%。这个确切的统计数字能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新闻和政治管制。
第二，研究显示，当今的专制者对协作利益的压制始终甚于其他公共利益。全世界，从北京到莫斯科到Caracas，专制政体似乎都很清楚向其民众提供协作利益的危险，所以明显一致地拒绝这样做。
另一方面，大多数政府都认识到提供其他公共利益，如基础教育，公共运输和医疗保健等，对自己并无风险。卡斯特罗在古巴大幅改进医疗保健没有任何政治风险，金正日将北朝鲜的扫盲率提高到95%，政府也没有任何风险。但他们都竭力压制协作利益。
研究还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压制协作利益，自由民主滞后于经济就越严重。当然，有的非民主政体在压制协作利益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成功。而失败的国家就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而且，研究还发现，政府在压制协作利益的同时，仍能获得和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长（记住中国、俄罗斯、越南），尽管不能使国民收入达到最高的程度。当这两种趋势同时发生??即国家一面享有经济增长，一面压制协作利益，政体的生存机会将有很大的改进，民主化的机会将会减少。
虽然数据有限难以决定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能否促使政体民主化，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会支持而不是削弱政体的稳定。所以，中国不应被看作是经济增长将导致自由化这个法则的例外，而应该是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自由化的象征。
谁愚弄谁？
经济增长与民主的割裂对布什当局和其他富裕的自由民主派中的那些政策制订者??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民主的迟缓感到失望，希望加速它们的民主化进程??来说有三个教训。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教训是，民主的政策制订者应该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不太会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促成民主。在位的专制领导人已经从集体经验中洞悉，虽然经济发展不无危险，但可以将危险化解到可接受的程度。
通过限制协作利益，专制者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的政权和军事领袖宝座，越来越大的应付经济和政治动荡的经济实力，以及使政治反对派陷于虚弱和沮丧。
对政策制订者的第二个重要的教训涉及他们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或援助所附加的条件。比如世界银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给予贷款的条件是投资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医疗保健或扫盲，它这样做是相信这种投资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增加，最终导致民主。但这种期待并不现实。
这种投资似乎只会延长而不是缩短一个反自由政府的统治。外国援助，照目前的方式，只会支撑而不会削弱非民主领导人。
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在于将经济增长或提供标准的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而是要增加贷款的条件，如要求受援国向其民众提供协作利益，包括基本的公民自由、人权和新闻自由。让普通公民之间更易于协作和沟通将促进政治自由。
所以，在专制政权获得国际援助之前，应迫使他们接受一定的改革如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允许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在引入这些条件的过程中，开发机构不应分散力量卷入人权的准确定义到底是指住房、食物、医疗保健及其他基本的人生保障还是指个人自由和兼顾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之类的争议。
专制者更喜欢前者，因为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争议显然是自问自答。大量事实表明政治自由与基本的人生保障是环环相扣的，那些尊重公民自由的社会一定也会为民众提供生存保障。
我们得出的政策制订者的第三个教训涉及中东最近的事件。伊拉克的选举，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及后面的选举，沙特阿拉伯宣布将举行地方选举，以及埃及可能开始的更具竞争性的选举，这一切似乎都显示了中东民主的曙光。但现实是更重要的。观察家必须知道，专制者在中东熟练运用了五十多年的压制政策在沙特阿拉伯、埃及甚至黎巴嫩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虽然不必因此而失望，但对估量这个地区的民主进程感兴趣的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里的协作利益的状况??如，媒体如何被严密控制，安全地举行一场反政府游行是如何困难。这些因素比仅仅是选举的出现更能反映民主的进展。在这一切出现之前，美国、欧盟及其他捐赠者和援助机构都要为变革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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