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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五五年，来生再续缘───悼亡父鹤凌先生
马英九
民国九四年一月一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七点五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姊、三姊、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八五年精采的一生。
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五五年，只盼来生再续缘」。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九岁，父亲则是七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五五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幸运。
幼年时期 严父良师
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八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二楼最后一家。一户六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二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
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着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七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颖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颖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练习书法都在五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九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五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这是因为父亲对我们的家教，就是以「读书行善」为核心，但范围更扩大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与爱国爱民的国家民族思想。讲述者除了父亲外，老奶奶也常常在茶余饭后，把祖父当年修桥、铺路、兴学、办团练的义举、父亲亲手烧毁租金帐册、一笔勾消佃农债务的事迹讲给我听，并加上她个人当年遭共产党以「地主善霸」名义公审四次时，被感恩图报的佃农之子相助获救的往事。这些传统社会中教忠教孝、善有善报的价值观，极早就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成为日后做人处世的准则。
父亲让我们感觉受用不尽的教诲实在不胜枚举。例如我小时候爱讲笑话、说相声，父亲就提醒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道理，但也同意在轻松的场合可以轻松一下。又如他也喜欢教导我们曾国藩「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也就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与西方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与台湾谚语「天公疼戆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钱财，他常说： 「君子以财发身，不以身发财」，把钱财看作身外物。又自认无偏财运，因此从不买奖券或彩券。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求我们重视诚信。这些观念，都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而我在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如澄清抗战史实、保卫钓鱼台、救援慰安妇、谴责参拜靖国神社等，也是父母重视民族精神教育的结果。父母的高中、大学都在八年抗战中度过，对那一场保卫民族的圣战，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胜利后又遭逢大陆沦陷、迁徙流离，对国家民族更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这些都遗传到我们子女的身上。
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及一万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六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三千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六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青壮时期 亦师亦友
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三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三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
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八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一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三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而一个多月赋闲在家，自不免英雄气短。当时在台大念四年级的我则安慰他：他的作法是对的，让我在学校里抬得起头来做人。他听了分感动，而且感动数年之久，甚至写进他在三年前完成的的回忆录《开创美好的明天》。三多年来，他就是因为个性而错失许多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外界常报导，说父亲曾任先总统 蒋公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添加中国国民党六三年，在党部服务近四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七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上「高官」、「权贵」。
中年时期 荣誉顾问
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份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份子的典型。他一向自认头脑清楚、阅历丰富，当年考大学弃理从文、抗战时投笔从戎、戡乱时离陆来台等等重大决定，事后都证明正确，对自己的判断力深具信心，因此对我们子女求学就业，男婚女配，都不吝表示意见，对我的生涯发展，尤其关切。也因为如此，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
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四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
个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的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来生再续父子缘
五五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黄金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告诫、规劝、建议，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父亲一生，官虽不高，权虽不大，但他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满腔热血、全身活力。他劝世助人，尤其对年轻人，可说是毫无保留。他留给我们子女的不是有形的家产，而是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与价值，这些才是我们子女最值得保存的资产。
父亲走了，永远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泪眼中遥望西天，爸爸您好走，只盼来生再续父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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