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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讲演。她谈到中国社会结构中底层人口占多数,从而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这些底层人口的基本的经济权力无法得到保障。(大纪元) |
何清涟解析中国人的经济权力现状
大纪元记者姜斯望威斯康星州报道/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于11月11日以“中国发展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的挑战”爲题举行了中国问题研讨会。 经济学家何清涟以“社会结构紧张及中国人的经济权力” 爲题做了精彩报告。她讲中国社会底层人口占大多数,因此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中国人基本的经济权力得不到保障。
威大政治学系著名的中国研究教授Edward Friedman用中文介绍了何清涟女士。Friedman教授说,何女士不需介绍,“在这里的人都会知道何清涟女士,否则你可能不会来这。” 教室中座无空席。据悉这是东亚中心研讨会最爆满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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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大政治学系著名的中国研究教授Edward Friedman介绍了何清涟女士。Friedman教授说,“在这里的人都会知道何清涟女士,否则你可能不会来这。”(大纪元) |
同场讲演的还有医学教授封莉莉,她讲了中国环境的破坏及禽流感的发生与对世界的危害。封教授的讲演内容将另做报导。
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何清涟从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观点讲起,谈到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结构紧张问题,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産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
她解释说,这种结构紧张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下大上小,爲金字塔形的。从收入水平和职业状况划分,占83%的中国人口处于社会底层;中层人口占15%多,而上层人口只占1%。上下层之间缺乏共识和交流,从而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底层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极少,造成积怨、失落和自报自弃。从而出现偷、抢、卖淫等。底层对上层的怨恨也使他们在生産上层所消费的産品及食物时不顾职业道德,致使有毒致癌食品大量出现。
中国人的经济权力的现状
何清涟从下大上小的社会结构谈到中国人的经济权力,尤其是底层人口经济权力的被剥夺。 与一般民衆有关的普遍经济权利有如下几种:本人的工作权利、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作爲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三种,养老、失业与医疗。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已得到保障,中国的保险系统已趋向完善,事实正好相反。
何清涟谈到,不只是城市工人失业率剧增,农村人口已有一亿人无土地,实爲失业。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仅达60%。以前当兵是除了上大学外农村人口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渠道;现在当兵复员后很难找到工作。
何清涟分析了由于教育産业化而造成的人民受教育权的丧失。 近年来由于大学学费的激增,穷人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很难上得起学。在西方国家大学学费平均在人均GDP的30%左右,而中国大学的学费已超过了人均GDP。在大学生入学季节,农村入学新生或其家长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教育産业化有效地堵死了社会下层人口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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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大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于11月11日举办了“中国问题研讨会” 。教室中座无空席。这是东亚中心研讨会最爆满的一场。(大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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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危机
何清涟接下来侧重讲了中国保险的三大危机:养老保险危机,失业保险危机,及医疗保险危机。中国老龄人口(60岁以上) 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但养老保险覆盖面低,参保人数少。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爲15,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在农村,参保人口只占总人口的6%,人均保险金一年才477元。
即是如此有限的养老保险,政府还多年积欠养老保险金。目前国家累积积欠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金数额已达1万亿元。近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尚积欠如此之多的职工养老金,这意味着积欠的养老金将是一笔无法清偿的国家债务。
失业保险危机
在中国,目前基本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才能参加失业保险。2004年,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人,但只有419万人领到了失业保险。中国国内有研究者将失业保险称之爲“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类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的承诺是要到2007年以后,国企职工失业后才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范围。第三类则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有过就业经历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称爲“新失业群体” 。
失败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一个报告中总结说,“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何清涟揭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改革后,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 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
百姓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讲演结束时,何清涟总结说,对中国人来说,也许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看起来是很遥远的事,但谁敢说中国人不要工作权利、不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不要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正耗巨金于军备现代化,已把神五神六卫星送上天。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到实行共産主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中国人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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