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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新世纪特稿2005年11月27日】李昌玉先生《夜深忽梦少年事》发表，不免引起自己往事如烟的回忆。我虽是1957罹难者，却绝不愿记录自己这些苦涩经历。即使独自在凄风苦雨中，或于雪夜闭门时，也不忍暗暗露出伤口，慢慢吮舐。为什么？因为1957是我心中深深的、隐隐的痛。每一思及，必然伤情汹涌，五内俱焚，热泪夺眶，难以自已，回忆因而中断，长久不得平静。所以，1957成为我的心潮禁区。它给予我的是心灵之痛，远超于“文革”给予的皮肉之苦。“文革”中我被群专、被捆绑、被殴打、被悬吊，乃至回到牢房突然休克，造反学生喊“他死呀！”，但我在休会时却自看小说、自我消磨，心上筑起高墙把一切聒噪屏蔽。
1957之痛引起的不是怨天尤人的思绪，而是深自懊悔的伤识。1968年致友人书中，我曾作如下表示：回顾过往，深感自己幼稚，幼稚，幼稚。是的！我如祥林嫂，“只知下雪时狼在山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不想春天也会有”――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幼稚！我不了解延安如何整风、王实味为何被害，对这些懵懂无知，当然就是幼稚！我不了解权力顶层神威的确立过程，不了解这个尊神的威力所在，不了解整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不了解社会层面对造神的支持，不了解这一切必然幼稚。唯其幼稚，才身陷罗网而不悟，随波起伏而不醒。所以，对1957跌入陷阱，我只有自责，直到今天依然如是。这正是我心灵深处隐隐发痛之渊源。
我相信天赋人权说。这信念非来自书本，而是先验灵感。基于自己生活经历写就的《羁鸟之歌》发表在1946年诗人闻捷主编的《道报》副刊，其中的“不自由毋宁死”指明了我以后必然的坎坷命运。我的日记被学校搜查过，1947年“五二0”大逮捕时我被国民党禁闭过。我是个初中学生，日记中又查无实据，只得将我释放。但由此把我推向对方，我参加过“民主青年同盟”，成为追随共产党的一员。我努力为新政权效力。可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了：我的信件被行政领导拆看，并要求不得随意投稿。对自由的侵犯让我极大恼怒，加上工作中其他问题，我和另一团员一纸告到上级华北局刘澜涛处，他的秘书接见了我们。不久，单位领导被撤换。我应该高兴，但浑然不觉的是，告状本身触犯了权力关系的潜规则，引祸上身也就由此开始。
反胡风时，我成了运动对象。从我的历史和现实找不出与“反革命”联系的任何线索，怎么把我当作肃反对象？我想不通！这就是我的幼稚之处。如果我知道延安审干何以搞出那么多特务，结果都是假的，我还会想到自己不该是肃反对象么？触犯潜规则的账尚未清算，我能够逃脱肃反这一关吗？他们终于摊牌：把我作为宽大处理典型在大会上宣布，“罪行”只有一条：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共”的含蓄称呼）我还是不明白：向上反映意见是我的自由，而他们却视为反领导的反动。自由与专制就是如此分明对立。宽严大会的宣布给我以强大精神压力，我的直觉是：当众受到莫大侮辱，这是对自由的践踏，对自尊的蹂躏。我只感到在人前难以抬头，成了一个侏儒，一个贱民！共产党是很讲伸缩的：单位通过评工作先迸给若干肃反对象一笔奖金，领导出面与我谈“党同你是头脑与手臂的关系呀”。但是，这个单位的党组织不会为肃反结果没有查出一件反革命事实承担责任，更不会有丝毫歉咎心理，他们把任意剥夺人的自由的野蛮行径视同应有的特权，整个的党都是这种状态。毛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而根据官方数据，朱正先生算出，肃错者占94％，肃对者只占6％。这6％膨胀为肃反的“主要”方面，94％缩小为“次要”方面。这就是毛的逻辑。更有甚者，我们单位一个肃反对象在斗争会上被殴打时进行招架，竟作为“抗拒”表现被公安抓走，然而查不出任何构成反革命的证据，只得放回继续从事原工作。不仅没有向他表示歉意，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相反，还召开团支部大会要给他以团内处分。在我和另一团员坚决反对下，处分决定未能表决，草草收场。把支部大会搅散这件事说明，在肃反问题上明辨是非的喷发已是不可避免了。
毛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上讲话引起知识界极大轰动。傅雷听后赞扬毛“胸襟宽大，思想自由”，“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毛鼓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鼓动群众向官僚“打石头，打锄头”，鼓动群众上街，“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我听了传达，既没有“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感受，也没有为毛的自由主义所鼓舞，更没有因人民大学林希翎为胡风喊冤而激动，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的报道甚至没有引起我注意。我之所以与事态保持一定距离，是由于那张无形的“宽大处理”的黑网仍罩在身上，我像一个“另册者”远离人群。
过去经常唱：“你是灯塔…，你是舵手…，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学生时代曾经有过的奔放热情，此时已经不再。我每每陷入沉思。铁托指出个人崇拜现象源于苏维埃制度的消息告诉我共产党的领袖可以有异议。各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声明告诉我世界共运正经历巨变。但我对毛开门整风，征求党外批评却抱迟疑态度。提意见者，忠而获咎，是我的切身经历。我按照中共关于群众自愿参加党内整风的规定，拒绝与会。但所谓“自愿”是假的，拒绝参加是不行的。拒绝就是不与党一致，不服从统一，在专制规则中是不允许的。领导以个别谈话方式动员，终于只能同意。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稿，提出一个上联：“领导者领导整风整领导”，征求下联。这其实是我的疑虑：发动群众整自己，行吗？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我对运动持有观望、犹豫态度，或者理解为对运动具有讽刺意味。这对习惯于按人民日报社论方式思维的人就会感到异样。此时，领导已将人员按左中右次序排队，对左派已经打过招呼，要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动向”。所以，我的大字报稿马上迎来“左派”反击：回了我一句下联：“摸鱼人摸鱼浑水来摸鱼”，说是“下联第四、五两字，着实文理不通”，“贻笑大方之家，献丑献丑，呜呼哀哉”。我尚未参与整风，一句话没说，怎么就成了“摸鱼人”？水尚未下就判我是“浑水摸鱼”者，有什么根据？这说明，“左派”紧盯着我，我想躲过这场风暴是不可能的。
我终于在座谈会上爆发了。关键处只有几句：“我认为，肃反运动好得很，也糟得很。好得很是肃清了反革命，糟得很是伤了自己人。”我又说：“斯大林分子，我国有，我们单位也有！”他们终于得到了所要网罗的鲨鱼。速记是非常详细的，而且让你阅后签字，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毛曾说，“阳谋”不向基层布置，“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我们单位的几个领导是经过延安整风的，其中的“左派”懂得网罗王实味的经验，所以能够与“阳谋”配合默契。我在记录上签字认可。我的目的是切盼执政党纠正极左，因此在另一次会上曾激动地推荐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但，我的确是太幼稚了。这类问题是我这样的草民能够纠正的吗？整个一场从斯大林传承下来的共产主义狂飚，个人有什么能力抗击呢？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朝我而来：什么是斯大林分子？谁是斯大林分子？为什么发出这种反共论调？“左派”知道，在肃反问题上很难同我的发言较量，于是抓住“斯大林分子”问题兴师问罪，因为这个论断同中共基调不同。这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一场反扑已经袭来。我知道，我处于劣势。对“左派”质问，我通过大字报回答如下：“斯大林对于革命，对于工人阶级是有伟大贡献的。斯大林在领导苏共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斗争中，在其他斗争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斯大林是一个大理论家、大组织家，这在苏共决议和我国人民日报的两篇专论中，都有详细论述，我完全拥护。但是，斯大林也犯有错误，这点在上述决议和文章中也曾指出。我完全同意人民日报专论的看法――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斯大林的错误，包括肃反的扩大化。在肃清反革命的同时，把一些同志和朋友也涉及到了。我自己知道这些情况后，感到很惊讶。我的思想有所震动：没想到苏联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单位肃反运动展开以后，一些人遭到了斗争。从接触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怀疑是必要的。任何对革命抱有责任感的同志，都不能不赞成这点。但是，我感到，做法粗暴了些。为什么呢？有的反革命分子的确是从审查他的平日言行、历史、社会关系开始，在斗争会上挤出来的，但是也有的斗争了一些时候，最后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当然，这对被斗者也是有好处的，对革命事业也是有好处的。但这样就容易伤害被斗者的感情，是不是采取更多的方法审查比较好呢？整风以来，我从报刊上看到其他地方肃反的善后问题也有未及时处理的，我想，可能也存在上述情况。”“我曾把这种情况和斯大林的错误联系起来。我主观地认为，肃反运动大概也受了斯大林那种错误的影响。但我没有什么根据。我想：既然有人认为其他国家内存在着所谓‘斯大林分子’，那么，中国是否有呢？我曾推测有。理由就是在肃反问题上有缺点和错误。”“我这样推测时，并没有把‘斯大林分子’误作是一无是处的人，不可救药的人，像某些报刊曾经宣扬的那样。斯大林是功多于过的人，我曾以为，所谓‘斯大林分子’也是这样的人。”“在座谈会上，我谈到了肃反问题，因而就把这种推测也脱口而出。但是，既然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乱推测，实际上只能制造混乱，不利团结，因而是完全错误的。我表示愿意检讨这种错误。事实上，我也指不出谁是所谓‘斯大林分子’，谁不是。”“左派”会感到这不是由衷之言。是的！我对质问的回答不过是退身之策。但他们在浑水中已经摸到你这条鲨鱼，辩解与不辩解都是一样的结局。
我想到，王实味怀着“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的信心发表一些见解，不想“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刺激了某些人，结果成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胡风及其友人提出文艺问题不同意见，不过是可是可非的见解，结果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这些历史说明，从延安到北京，对稍有异议者的蛮横、霸道已趋极端，依靠暴力维护专制已无以复加。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胡乔木说，毛以斯大林自况。既然如此，我不过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公开指明这点而已。是的，我幼稚了，我承认。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具体地验证了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强暴。他们整治异见的手法就是无中生有地强加异见者以公敌身份，判处政治极刑。在我为这个政权效力30多年后，1980年我才从决定我命运的档案里发现一张表格，上面清楚写道：“参加特务训练半年。”没有签名，没有印章，但它一直存在，如影随形。我要求单位追查肇事者，遭拒；我两次到中央统战部要求过问此事，遭拒；我到中央组织部要求查明责任，遭拒。唉…！我只能自叹幼稚，怎么就看不出这个党如此卑鄙整人的本质呢？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是这样掌握在执政党的黑箱中，随时可以致你于死地。
我领受的是右派六级分类的第二类处罚：保留公职，监督劳动，属极右。中央机关二类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冒着凛冽寒风，踏着没膝深雪，到达一片桦树林前，那里只有一个废弃多年、只剩人字架的窝棚，这就是“家”，一切靠双手建设。负责监督我们的连排长是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一心忙碌的是快建房、快种田，不然无法过冬。至于我们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没兴趣。这样就形成自由气氛，成为调剂生活的兴奋点。江青同毛怎样结合，文艺界有何动态，成为劳动中的自由话题。表现为监督的，印象中只有中东局势紧张时，分场政委来讲话，警告我们“老老实实”。我们同连排长的关系非常融洽。所以，新天地，新生活，我很快适应了，觉得很有意思，比在北京穷吵恶斗、看人脸色强多了。半年多，排房建起，小麦收仓，接着是进山伐木。第一天宿营之夜，虎声就在附近，忙点火驱之。挺拔的松树轰然倒地，截断打枝，聚精会神。我想，如果自由气氛持续下去，我宁愿在这里安家立业。自由毕竟是最宝贵的需要。
1959年我被脱去右派帽子，降级使用。回到北京，正值反右倾刚过，似乎人人眉脸都形成“左”字，看着生畏。熟人见我往往低头、闭眼，不屑一顾。这是一种压力，让人难于喘息，不免常忆起北大荒的相对自由气氛。机关政治学习多，意识形态灌输力度大，人人表态。1960年传达关于人民公社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权以大队为基础，对人民公社化是一倒退，次年又传达关于公社核算单位指示，规定以小队为基础，对公社化再做倒退。讨论时，争先歌颂人民公社好，农民生活有保障。其时，农村正大批饿死人。我也说了几句，认为核算单位的规定是很重要的政策，应该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些话虽然没有盲目捧场，也并不出圈。没想到第二天小组专门开会，谈着谈着，我听出是不指名对我说的，“应该加强思想改造”，“不要再犯错误”。大约那种特殊神经系统可以从我说的每一个字分辨出弦外之音，这种功能令人惊讶。我知道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了。不禁想起《羁鸟之歌》的句子：“欠着足趾，扯着嗓子，我疯狂般地嘶喊着：放我出去呵！”
1961年中央精简机构，大批人员下放，阿弥陀佛，我顺势逃离那块令人窒息之处，愉快地到了邻省农村。奇怪！那里没有眉脸形成“左”字的人。农民热爱文化，他们把知识人摆在“天地君亲师”中“师”的地位，连白胡子老汉都对你恭敬有礼。农民注重人品，看你是否老诚、实在，而不问你的政治颜色。农民纯朴，你跟他交心，他会倾心相报。在这种自由气氛中，我如鱼得水。一个患二尖瓣闭锁不全症的小青年与我成了莫逆，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以后我离开那里，常做些接济，他去世后则接济他父母，以此方式寄托哀思。其实，我在村里只待了一年多，那里却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村支书同我保持联系10余年。自由，原来就是这种平等的、相亲的、真挚的、普通的生活方式，对吗？
“改正”对我来说，最现实的意义是，共产党纠正了让我们夫妻分居18年、家庭重担全由女方承担的灭绝人性政策。邓小平由于需要利用右派之才而施与“改正”。他坚持反右“完全正确”，说明毫无悔过之意。“改正”的歧视性表现为：不补发工资，没有正式的、公开的、原范围的道歉，反右时诬陷材料没有烧毁，中共中央1980年6月11日文件称：改正时“有些人是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这次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所谓“从宽”，没有具体标准，也没有从宽数量，这为以后反扑留下伏笔。所有这些都是有欠公允的、不够光明的。“欠债是要还的，你们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我一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而未能解脱。我把它当作图腾崇拜。在北大荒，每月发生活费28元，后增为32元，却自费订了《红旗》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欧洲情报局刊物）。够痴够呆够傻够愚了。1961年大饥荒，双腿俘肿，我却挑灯重读《资本论》，还作笔记。如果不是痴傻呆愚能够如此么？是1989年大屠杀惊醒了我，是90年代苏东垮台唤醒了我。我获得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列宁主要著作，才否定了倡导寡头政治的列宁主义，重新审视马恩主要著作，才认识了马恩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我摆脱了马列主义束缚，向另外的思想库寻求精神支柱，那里是一片崭新天地，从中呼吸自由主义的新鲜空气，这才取得精神的舒畅。
随着中共历史资料的有限曝光，我摸索到这个党的起承转合，它的道貌岸然的面孔才逐渐显示为青面獠牙的狰狞。我不能再追随它了。2003年3月17日，我向支部书记呈交只有一句话的短信：“我即日起退出中共。”他们找我谈话，我以两件小事予以应付：（1）通知我去机关在“反邪教声明”上签字，“领导说都得签，可以派车接”，我回答道：请你明确告诉领导，我拒绝签！（2）选举区人民代表日下午，投票站打电话要我去投票。不久，他们抱着票箱来我家。我问：谁给你的权力来监视我？他说：没监视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投票？再说是否投票由我选择，你有什么权力干涉？用这两件事委婉地表示我思考的结果，当然不会彻底地坦露胸怀。退党事就此结束，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自主地行使党员权利。跟它告别，卸下我身上的沉重负担。
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羁绊均已挣脱，新的视野展现面前，胸中涌起层叠浪花。2003年起，我不断把自己一得之见公诸海外，把我的呼唤播向世界。虽然微弱，但它是自由心声。我以此方式，向当前大陆执政者索还欠债！
（200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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