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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在起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为“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会变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1980年代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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