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2005年第三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在众多候选人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授予吴思先生获得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以表彰他对自由写作精神的坚守发掘。 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为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 90年代末，吴思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写作者们为回应挑战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先锋写作、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公民写作，等等，都企图摆脱专制生活的写作品性，而能够直面人和文明的真相。其甚者，则明确要求体制外写作。这些努力有大有小，成就有高有低，但都说明，在中国，对自由写作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吴思先生虽然身在体制边缘，却有着无所谓于体制的健康心态，在众多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得不进行"算计""辩解"的写作里，吴思先生的"利害算计"是最为公开的、透明的、诚挚的，他以身检验着我们生存的底线。 吴思先生的写作少而精，没有任何假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等历史著述，是当代中国不多见的具有公共影响的作品。他独创的概念之多在同辈作家中是少见的。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都是写作者们梦想不得的思想性贡献。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当代汉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被广泛地用于学术研究、时政评论、大众传媒（如诸多电视主持人也常用"潜规则"这一术语）。思想观念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公共效应，可见其巨大的解释力和涵盖力。 他的写作文史兼备，融于既逻辑贯通又生动通俗的叙述语言之中，对中国历史作出深刻而独到的思想透视。或者说，像他独创的那些具有高度解释性和涵盖性的概念一样，他的语言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写作中也堪称独创，一种简洁有力、直率跃动、不乏幽默的剥笋式写作；他用“重讲历史故事”的方法，层层剥掉大话厚硬的历史包装，引导读者渐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故事讲完，读者也就随之豁然开朗。 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先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力地拷问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他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80年代的文化启蒙等史观传统，指明了我们中国人的来处和去处；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文明或人性水准，我们要获得人性的自由和机会，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吴思的写作属于真正的个人写作。他首先在官学之外，其次在学院体制之外，最后在学术写作规范之外，进行只属于他独特的自由地表达。他打破了中国当代虚幻的写作分工现象，不为官话、翻译话、学术语言所动，而直接诉诸于人的日常经验和超验体验。尽管官学恼火他颠覆了对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操控，学院轻视他的观念先行或片面深刻，他不囿于传统的学理或学术规范的思考方式及表达，也的确与主流知识界有着不小的距离；但他的写作，既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也因而真正地属于民间大众。在官学和知识精英们都心仪于文化专制传统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际，吴思的历史祛魅工作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吴思先生是真正深入中国历史的思想者，是把历史真相生动地讲述给我们听的有心人，在他对历史的梳理里有着对当代中国的温情和梦想。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愿意借此机会向吴思先生表达敬意，他荣耀了自由写作、丰富了自由写作。在吴思先生的言路和思路里，有着坚韧而灵动的民间草根愿心，这可能是比他创造的概念更大的贡献，他不是颠覆、否定、进行不可调和地批判，而是提供对话、表述，提供人人可以通感通约的理性识见。 在吴思先生的写作里，有着中国智慧的宽容、坦诚及和解意愿。 中文作家独立笔会发布 2005年12月19日 吴思获奖感言：我的利害计算 今年七月中旬，我和首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王力雄一起吃饭，听说我获得了这个奖的提名。当时我心里亦喜亦忧，以忧为主。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再添一道，属于锦上添花，固然很好，但是边际效用难免递减。这两本书也给我招来了一些麻烦，再添一道，说不定就是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更何况，这个奖的分量绝非稻草可比。我知道官方对独立中文笔会和这个奖非常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异己组织，还有他们的授奖活动，都具有国字号的分量。 我问力雄：“你的奖金是多少？”他说：“两千美元，就是意思一下。”两千美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实不大，我不缺这笔钱。我又问：“这好像是大麻烦呀，我该怎么办？”力雄说，你可以给刘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顾虑。晓波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个电话让我很费踌躇。我不得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这番计算，可以反映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利害格局，反映我这等人的价值观念。在读史的时候，我对这种材料很感兴趣，找不到还责备古人，所以不揣鄙陋，追记保留。 作为当事人，我至少有三种选择：一、坚决支持，全力配合。二、拒绝领奖，并事先通知笔会会长刘晓波。三、不吭气，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的选择属于信息不完全的选择，因为我不能确切地了解选择的后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官方的反感将如何影响获奖人的命运。但我又大体知道底线：王力雄先生和章诒和老师并没有长久丧失自由。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会坚决拒绝领奖。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二位出书发文的难度都比我大，受到的限制比我多，王力雄的日常活动有时也受到干扰。这使我看到了可能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否值得承担？此外，前两届获奖者纯粹是独立作家，而我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的身份。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更不愿意连累我所服务的杂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目前尚无先例，我无法预测。但我知道，一旦官方使出常用手段——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围魏救赵也好，釜底抽薪也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收拾我真是小菜一碟。 总之，获奖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比改革开放前小多了，但还不够小，至少对我来说，两千美元和锦上添花的荣誉不足以补偿这些风险。 那么，拒绝领奖如何？我认识几位独立笔会的朋友，我认为他们的事业很高尚，对国家和民族大有好处，他们在努力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冒了很大风险。我暗自希望搭便车，由他们出面，争取实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坐享成功的果实。他们推车上坡的时候，我很想假装看不见。但他们看见我了，招呼我帮忙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时候，让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这太丢脸了。我害臊。 账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知道我心中的另外一条底线了，这道线也是难以跨越的。从搭便车的角度看，我认为帮忙有点亏。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没有人吃这个亏，没有人努力争取，宪法承诺的权利就永远是一纸空文。尽管我们躲躲闪闪，大道理还是懂的。这个大道理逼出了我的义不容辞之感。当然，最有力的还是孟子视为人性的羞恶之心。从做人的角度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我需要良心的安宁。 于是，我给晓波打了个电话。我说，听说我获得提名了，我先表个态：第一，需要我配合的事，我一定做，不会闪了你们。第二，我觉得获奖对我是个麻烦，最好是别人获奖。我不仅是个作者，还是个编辑。我怕作者连累了编者。 今天，刘晓波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正式通知我，经过提名、初评和终评，我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奖金2000美元。我心情平静，波澜不兴。数月前已兴过了。 我做了让我心安的选择。 正如先贤教导的那样，“尽人事，听天命”，随它去吧。原来还想再引一句“临难毋苟免”给自己打气，但觉得话太重，我又得奖又发财的，用着不合适。还是把先贤的这两句话移赠给担当得起的独立笔会的朋友，借以表达我的谢意，表达对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敬意。在他们的理想实现之前，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这种精神还要在历史舞台上承担重任。 2005年12月20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