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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2006元旦前夕，因支持太石村农民维权而被捕的郭飞雄以及其他被捕的维权村民被广东当局释放并宣布不予起诉，标志著中国大陆的宪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发展意味著胡温当局从东洲坑流血事件中开始认识到，继续纵容和姑息地方当局，以政治安定为藉口非法迫害维权民众和知识分子正在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因此，他们想寻求一条避免局势继续恶化的出路。
由于文革的惨痛教训，自毛去世以来，中共当权者中确实一直都有人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使中国走向持久的安定。但是，他们又害怕改革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为了给自己的私心辩护，中共当权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可能给社会和百姓带来巨大的风险。
中共当权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风险，主要来自在野的“坏人”，这些“坏人”没有治国安邦的能力，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事实上，中共老一代的当权者，在共产专制的挑战者身上，总是看到自己当年的身影。当年，正是一批自信掌握了世界终极真理的年轻人，以大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不择手段，一切为了夺取政权，并终于获得成功。但结果呢，老一代共产党人心中非常清楚，正是他们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共产党当权者把自己的昨日之非，栽在自己今日的挑战者头上，为自己今日之非辩护，不仅仅是一种自私的策略，也是他们真实的心态。据传，1989年中共高层在讨论对付请愿学生的策略时，一位元老竟脱口而出，“我们当年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悲剧，并不在于它让太多的人相信了一个错误的社会理想，而在于它让太多的人相信只有不择手段才能实现社会理想。今天中共当权者很难说还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依然自欺为了民族复兴的理想必须不择手段。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共当权者的这种信念，正是大陆政治改革风险的最大来源。
太石村事件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专制政治的新一代挑战者正在迅速成长，而刚刚获释的郭飞雄就是这新一代挑战者的代表。郭飞雄在狱中的绝食壮举告诉我们，中国专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战者继承了老一代挑战者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也不怕死，但是，在中国专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战者中，郭飞雄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种主流思潮，他们不仅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同时，他们比老一代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有更高的政治智慧。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以崇高的道德准则支持的政治策略是实现崇高社会理想的唯一正确的策略。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一策略。
郭飞雄获释后的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理念：“这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将仿效基督徒征服罗马帝国的经验，去征服中华极权帝国。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象‘太石模式’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推动‘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段短短的文字对中国的影响，将不亚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尽管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宣言”比郭飞雄的声明更有学识和文采，但在郭飞雄的声明中，凝聚著人类用更多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
我希望，郭飞雄和太石村被捕村民的获释，是大陆当权者尚有良知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又一次自以为得计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没有人期望共产党会不经一战而自动下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为今后的政治博弈设定一个比较高的道德底线？专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战者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促成这一点，但是，正如郭飞雄在声明中所指出的，如果“这些真诚的、表里如一的温和取向”得不到回应，如果大陆的当权者继续支持和姑息各种黑恶势力无视人类尊严和一切道德底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将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2006将考验大陆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大陆当权者会面临痛苦的抉择，因为他们仍然相信，如果提高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就会给共产党政权带来很大的风险。这个判断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应该明白，提高中国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也许最终救不了共产党，但如果他们今天不做这样的努力，不仅共产党会灭亡，而且可能会给整个民族带来一场新的灾难。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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