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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陈奎德
一、
上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知道梁实秋其人者，泰半是由于鲁迅。因为鲁迅一纸斥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被国家教育主管当局选进了中学课本，于是梁实秋先生借鲁迅之笔，摇身而变成了非人。但梁实秋自己，在鲁迅过世后，仍口口声声称之为“鲁迅先生”，并推举鲁迅的杂感文字当代无人能及。他虽然反击鲁迅对自己的挖苦，却承认“一个能写好文章论战的如鲁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他曾说，“鲁迅死前遗言‘不饶恕人，也不求人饶恕。’那种态度当然也可备一格。不似鲁迅那般伟大的人，便在体力不济时和人类容易妥协。我僵卧了许多天之后，看着每个人都有人性，觉得这世界还是可留恋的。不过我在体温脉搏都快恢复正常时，又故态复萌，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了。”语中半带同情理解，半带揶揄无奈（《雅舍小品•病》）。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回忆说：“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栩栩如生的回忆表达了他对那一时期气氛的憧憬。（《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在清华高等科求学期间他开始写作。梁实秋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若论及梁实秋与鲁迅在一些严肃观念方面的论战，譬如，当年鲁迅与梁实秋对卢梭的不同看法——鲁迅赞美居多而梁实秋批评居多——，以及二人对“人性论”的观点等诸方面争论中，在笔者看来，梁实秋的看法其实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曾正面谈到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贬’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梁实秋评鲁迅》）
虽然鲁迅曾经刻薄地咒骂过梁实秋，但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当有人把鲁迅形容成赤色怪兽时，梁实秋仍有胸怀与勇气站出来客观地品评鲁迅，他在上文中就公开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梁的这番话，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荡荡，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应当说是是难能可贵的。
二、
在思想倾向上，梁实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不能回避的。概括言之，梁实秋是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代表性作家。他获得这种声誉当然应归诸其写作成就，但也应当看到，这与他的骂名是由鲁迅和毛泽东所赐不无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的政治倾向都并未太多着墨，该倾向只是零散地流落在自己的散文和文学批评中。关于梁对政治的态度，他自己曾有一段自白：“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原则。”这方面，他像与他一起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的好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宁可被人称作文学家，而不是思想家。虽然如此，但他们相互之间的个性风格还是很不相同的：闻一多的方式是诗人式的，感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岩浆喷涌完毕后，灰飞烟灭。而梁实秋的方式则是散文式的，理性式的，由绚烂趋于平淡，优雅从容，隽永沉郁，幽默绵长。
在文学上，梁实秋最初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梁实秋在文化立场上表现出在东西融合基础上眷顾东方文化的特色，在民主与浪漫的时代表现出一种唯美的、贵族的倾向，他充满了后起的焦虑，与主流文坛对抗。这种文化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了。梁实秋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利用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希望重建“道”，重建掺揉了西方精华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梁实秋毕生追求一种唯美而雅致的生活品味，以至于当年梁实秋在重庆北培的书斋——雅舍的聚会上，常常是高朋满座，谈诗论文求道饮酒。作家谢冰心经常到场。有一次冰心给梁实秋题词，写道：“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这很典型描画出了梁实秋的某种略带阴柔、重情重义的雅洁的文人学者形象。
后来，在大陆文革时期，梁实秋忽然在1968年11月台湾的《作品》上。看到谢冰莹写的《哀冰心》一文，里面讲“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梁实秋悲情写下《忆冰心》。1972年春天梁实秋接到凌淑华信后，才知冰心健在。很久以后冰心看到了《忆冰心》，感慨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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