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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1月19日，大陆官方媒体公布了温家宝去年底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体现了胡温新三农政策的基本思路，触及到了一些更实质性的问题。前两年提出取消农业税，对粮食生产实行直接补贴，听起来很轰动，但农民的实惠并不大。因为实际涉及的财政资源相当有限，一年不过数百亿，而全国财政总收入早已超过两万亿。农民一年从新政策得到的好处平均一人只有几十元，还抵不上汽油煤炭涨价带来的损失。
温家宝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变”。这一说法不仅触及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一要害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农村建设。但读完温家宝的讲话，我不得不说，这个方针还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不错，大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个高度扭曲的收入分配结构，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只分享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实在是太不公平。因此，从表面上看，把过去对农民的多取少予转变为现在的少取多予，肯定不会错。而且，国际经验也表明，一般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起初是城市剥夺农村，等城市发展起来了，就转向城市支持农村。温家宝在讲话中也说：“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胡温和他的谋士们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当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城市人口已经占了多数，而中国大陆的情况则不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陆的城市发展，不仅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民经济剥夺的基础上，也建立在限制农民自由的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限制农民进城定居的自由。正因为这种人为的限制，当大陆经济的总水平已经进入了一般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大陆当局还不得不面对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局面。
在农村人口过多的情况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方针会面临一般国家所没有的困难。首先是农村行政管理费用过高。大陆乡村干部数量过多，虽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农村人口规模过大有密切关系。大陆农村并非自治社会，而是受到政府多方面的控制，特别是计划生育，需要有很大的强制力量，需要政府有一定的规模。
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过多，居住分散，将会极大地提高各种公共服务的成本。尤其是目前的大陆，有钱有本事的人都进了城，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高，则巩固能够服务的成本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医疗条件差，环境恶化以及外出打工遭遇的各种风险，目前农村中老弱病残的人口越来越多。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决定要在农村为这些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就需要比在城市付出更大的代价。教育服务，环境保护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农村存在过多穷困人口导致公共投资的效率非常低，将使财政收入转移面临极大困境，投少了，杯水车薪看不见效果，投多了又投不起。因此，要真正关心广大农村贫穷人口的福祉，最符合逻辑的思路首先是让更多的低收入农村人口能够到城市安身立命，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难道大陆的决策者们会想不到吗？
胡温新三农政策的要害，就是想用所谓新农村建设继续阻挡贫困农民进城。他们害怕贫困农民大量进城定居后，要求平等权利，全面挑战大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威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向农村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收入转移，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从而减少农村贫穷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压力。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经济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在农村人口过多的条件下，工业补不起农业，城市带不动农村。因此，一个企图阻止农民成为市民的新三农政策，本质上是反动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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