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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当我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的时候，从上书毛泽东、邓小平到批评胡锦涛、曾庆红和温家宝等等，我总抱有一丝淡淡的幻想：这一回或许能听得进我的批评了吧。这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试问，假如我的建议真的一个又一个地被采纳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它呢？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了，毛泽东要是接受了呢？不就“皆大欢喜”了吗？等等，等等。但是，共产党的狂妄自大，成天逼着大家承认它“伟大、光荣、正确”，就决定了它成了“高贵者最愚蠢”，越来越没有自知之明，不断地犯错误，不断犯下新的罪行，而且越来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曾记否，朱总理上台伊始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民怨沸腾。”时间过了八年多，这早已沸腾了的民怨是冷却了，还是愈演愈烈了呢？所以，《第二种忠诚》也包含着另一种意义，就是“让到是礼”，叫做“先礼后兵。”对于我来说，这几百封寄给最高领导的挂号信都属于“恐后无凭，立此为证”，作为他们蔑视人民、尸位素餐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三个代表”、“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等等华丽词藻无一不是骗人的鬼话。记得曾在《三家村札记》或《燕山夜话》里读到过邓拓的好诗曰：“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和愚忠不同的是，我决不学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会引颈就戮，决不会被砍掉了脑袋还夸“好快刀！”
10． 一提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一些朋友就觉得不屑一顾。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叶利钦和 戈尔巴乔夫，所以就更加不满意刘宾雁所说的“在许多县城里都发现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不敢断言，在中国就一定会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我觉得，断言在中国就一定不可能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缺乏根据，缺乏说服力。
就说叶利钦，我曾三次见到他，和他握了手，说了话。我翻译过他写的三本书中的前两本（未发表）。在翻译过程中，我对此人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的父亲在苏维埃政权下蹲过三年监狱，他巧妙地隐瞒了这段家史，所以得以爬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书记的宝座，后来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操之过急向苏共中央的特权发难，结果被打倒。东山再起是后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我读过。他曾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可是，他亲自下令解散苏联共产党。后来他曾表示，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总结他们的一生，不正是典型的《第三种忠诚》吗？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们和林彪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胡锦涛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一点也不奇怪，也没有冤枉他。
这说明了什么？第一，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永远存在着左、中、右。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中共的种种弊病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不见得知道得比你我少。有人维护（记否江泽民的名言：“该保的保”？），有人不满，有人则产生了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类似的想法（我相信，就连苏联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有一个思想逐步转变或深化过程吧）。设想一下，时机不成熟，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们就匆忙跳就出来，结果会怎么样呢？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打倒，被清除出党，一事无成。这有点像相声段子里所说的：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就是为了刺探你们的军事情报的。就是为了消灭你们。试问天底下有哪一个傻瓜会这样自我暴露呢？那样的话，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还能成就大事，还能成其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吗？
第二，中国是没有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中国已经有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也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他们和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一两步之差。赵紫阳不赞成对学生和市民使用武力，还表示愿让中纪委从他的两个儿子的经济问题查起，最后宁可失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至高无上的职位，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人们常说，人生紧要处只不过三两步，赵紫阳反对武装镇压，至死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永垂不朽的理由。别忘记，赵紫阳到死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广大人民对他的敬重。试问，赵紫阳想推翻共产党吗？当然不。他反对武装镇压，除了由于他本人热爱人民和人道主义理念以外，我想他认为那样做非常不利于共产党的统治。从党自身利益出发，他也不主张动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当然更反对事后栽赃，把学生诬蔑成暴徒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实质上就是“第二种忠诚”！同样的道理，蒋彦永大夫的英雄壮举人所共知，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揭露和批评这个党在六四和萨斯两大问题上的残暴和虚伪，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热爱人民、保护人民的大智大勇！但是，他想要推翻共产党了吗？他表示要退党了吗？请再读一遍他给党中央的信吧，他还不是处处考虑怎样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吗？但这并不妨害他成为万民敬佩的时代英雄！你可以不承认这是《第二种忠诚》，那就请提出你的定义来！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就说高智晟律师在退出中共之前给胡、温的三封公开信，不正是一个良知并未泯灭的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的心声吗？不久前高智晟夫妇先后宣布退党。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好像也可以责备他们，退党浪潮已经一年多了，你们怎么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要退党？你们的觉悟怎么这么低呢？这种逻辑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认为几百万人退党固然是好事， 但是不退党的也未必就都是“落后”、“反动”、“执迷不悟”，未必就不是好事。曹先生说：“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包括当年另一个比较知名的知识份子，呼吁人们要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的确， 方励之校长当年曾号召大学生参加共产党，为的是在党内改造这个党。到了某些人的笔下，这个主张居然也和刘宾雁一样，被说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德”的表现！试问觉悟提高了的人都离开了共产党，那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重任由谁来担当呢？总之，这种由德高望重者提出的道德标准高则高矣，只是担心高调唱得越高，可能跌得更重，但愿不要跌到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例如，据说李前总统准备在五月份去参拜的地方）去，您说呢？
12．世界上的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还是回到阶级分析和出身论来多说几句。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打倒、受冲击的阶级和个人不在少数，尤其他们的亲属子女，身受其害。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共产党耿耿于怀，甚至深恶痛绝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你能要求薄熙来、习近平等也和你的认识一样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中共中央不是如此伤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的话，中国大陆近一亿法轮功修炼者中有几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叫做“官逼民反”。直到今天我也得承认，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陈世忠有什么理由要“反党”呢？在正常情况下，我要是反对它反而是不正常的。可是，我终于被逼上梁山了。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愚蠢和它的反动本性决定的。为什么我的遭遇具有典型性呢？就因为它再好不过地证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原形毕露无遗，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再退一步说，在过去和当今的中国大陆，有几个人嘴上不挂着诸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诚于党的事业”等口号的？不论是评职称，还是评劳模，不论是涨工资，还是评定一篇论文的优劣，首要的和最终的要求必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成了公认的党八股。请问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们，当你们评定职称时是否能够“免”这个“俗”呢？当你考大学时，你敢公开宣布你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如果有人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就有点像嘲笑满清统治下的老百姓不敢剪掉辫子一样的无聊。1985——1986年，我给中国许多大学做报告时采用了“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这样一个标题。我叙述了自己的出身，讲述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感情。然后，我介绍了自己怎样追求真理，在监狱里如何继续批评党中央，而且事实证明我的批评基本正确，所以获得平反；出监以后如何无怨无悔，继续把青春奉献给党和人民，不断为人民做好事，包括多次救人、救火、抓小偷，并在教学、科研、社会活动、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可观的成绩。与会的广大师生一致反映极好，感到耳目一新，和往常听到的枯燥乏味的教条截然不同。不少同学已经习惯于带一本小说或者外语书籍走进会堂，会后幽默地说，唉，今天的书算是白带来了。
刘宾雁在《第二种忠诚》里呼吁道：“祖国啊，认清谁才是你忠诚的儿子吧！”这就是广大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又一真实写照。问题还在于多年来共产党故意混淆祖国母亲、国家、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动不动“教育”人民要把党比做母亲，动不动故意把它自己和祖国等同起来。因此生活在大陆的人，几乎没有人没唱过“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所以才会出现“庆祝祖国50岁生日”之类的笑话。今天觉悟稍有提高的我觉得，如果把当年的报告题目“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改成“我把心中的爱献给祖国人民”就无懈可击了。可见，不能“免俗”的不仅仅有曹先生，我也是一个。
13．刘宾雁讲到《第二种忠诚》时还说：“这种人的忠诚程度越高，就越危险。一个人在中国，有多少独立性，就有多少反叛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不愿意学“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的雷锋，而且敢于把心里话无保留地向组织，甚至直接向党中央说出来。我在《谏党》一信中说， “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做就叫做‘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条心，斗胆地承认，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是要‘反党’，坚定不移地‘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直到你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我认为，这种反党才是真正的爱党。”
共产党怕什么？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党内外人士怀有这样的“忠诚”！而在所有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评论文章中，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下面这段话：“文章越是强调主人公的忠诚，就越突现出这个党的腐朽和不值得对之忠诚。”什么是悲剧？报国无门就是悲剧！同志们不妨冷静思考，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究竟是拍案而起，高呼打倒或消灭共产党的人太少了，还是敢于针砭时事、批评和揭露中共的暴政和谎言的傻子（叫不叫《第二种忠诚》又有什么关系？）太少呢？
曹先生说：“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刘宾雁还停留在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上，这恐怕不只是刘宾雁个人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庸讳言，曹先生简直把共产党看成是“洪洞县内无好人”。他说：“在这种本质性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好人”的胜利，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啊，在他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像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方励之、蒋彦永、高智晟这样的好党员越多，这个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助长人们对共产党的幻想啊，不想起来推翻它了呀。曹先生，我得先问问你，有没有误会或曲解了你的意思啊？按照你的逻辑，像包公、海瑞这种人都是千古罪人，他们做的一切都无非是对劳苦大众施放麻醉剂，最后还不是为了想达到帮助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目的。在这方面，他们比贪官污吏起的作用要坏得多，“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不是这样呢？可惜的是曹先生晚生了几年，文革前夕那场关于“清官论”的大辩论你没赶上吧？
在我看来，即使今天在中国大陆上，具有《第二种忠诚》精神的“傻子”仍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决不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海外民运的不团结，不争气，放下正事不做，而总是热衷于内斗内耗，把内战内行等等民族劣根性奉若至宝似的带到境外，这才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向澳大利亚派遣一千特工，往加拿大派遣一千特工却苦于达不到的目的，却通过个别精英的精彩表演部分地达到了。
14．曹先生对刘宾雁的另一段话也加以批判。原文是：“刘宾雁。。。甚至提出“索性把中共一分为二，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大家来个竞赛，也好叫老百姓有个选择。……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刘宾雁的思路中，总之就是要由共产党来包揽中国的政治，而没有考虑（在当时已经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有无数政党，由人民来选择。而且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理论、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分成两个党呢？他的异想天开多少有些令人目瞪口呆。”
曹先生在海外十多年，英文原版书一定看得不少。可惜，似乎忽略了他恨之入骨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想当年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为了工作领导方便，曾将他们的党一分为二，从中央到各州、地区、市，都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被中共中央好一通嘲讽。赫鲁晓夫下台了，把共产党一分为二的实践也作为他的一项错误而被改了回来。
曹先生大概会说，那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而已。两个党依然属于同一共产主义理论领导啊！
我们再看，曾记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挑起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通常简称中苏论战。这场“大辩论、大分化、大改组”的结果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都揪出了所谓的反党集团，而在没有执政的国家里，则无一例外地分裂成两个甚至三个党。名字也起得有趣，例如，印度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个印度共产党（马列）等等。它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唱对台戏的。幸亏曹先生晚生几年，否则面对这种并非遥远的真实，眼睛岂不瞪得更大了？
受曹先生启发而使我想起的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止是一种理论、不止有一个政党、不止持一种意识形态，共产党从来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还记得毛泽东指控南斯拉夫和苏联搞修正主义吗？中共、苏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波尔布特集团，哪一个不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他们奉行的是同一共产主义理论吗？而中苏边境冲突，特别是所谓中越边境反击战，都证明了由“同一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相互残杀起来，同样凶狠，同样是毫不留情的。再看中共内部，远的且不去说它，就像江泽民那样居然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的人恐怕早就被毛泽东开除出党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共产党看成是铁板一块。分化他们，瓦解他们，在唤醒民众的同时，别忘记也唤醒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促使他们内部分裂，这才是当务之急！
是的，像所有伟人一样，刘宾雁的思路可能有局限性（谁的思想没有局限性？请举个例子说服大家），但绝非一无是处。我们经常说，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真糟糕。就连选党中央总书记或政府总理，都不敢搞差额选举，只能是一个里选一个。前苏联流行过一个政治笑话。戈尔巴乔夫在街上遇到一个农民，手里捧着一个大西瓜。戈尔巴乔夫说：“老乡，今年西瓜收成好哇！” 农民说：“是啊，总统先生。你如果喜欢，就挑选一个吧！” 戈尔巴乔夫感到奇怪，你手里只有一只西瓜，我选什么呀？农民回答说：“当初选总统时，我们不也是一个里面选了你一个吗？”可见人同此心。一切独裁国家的老百姓内心的不满是普遍的。就拿中国来说，比方说，如果由李鹏和田纪云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竞选总理，人大代表们起码有个选择余地吧！起码可以在两个坏的里面选较好的一个吧（大陆来的朋友经常听到中共宣传机器如此形容美国总统选举）！不，那也不行！而且，据说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民主，比他们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不知要优越多少倍！
说老实话，如果真的有两个共产党或者一个党分成两个派（记得斯大林有过一篇“论反对派”）的话，绝对会比只有一个共产党强得多！（看，这个陈世忠，和刘宾雁简直就是一丘之貉！）起码总得有个竞选过程吧。他们的施政纲领总得和选民见面、让选民比较吧。那至少不会出现像伊拉克总统选举那样，萨达姆这个杀人如麻的独夫也会获得百分之百选票的丑剧吧。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恰恰最能说明问题。就说六四，邓小平垂帘听政，就决定镇压：要是赵紫阳说了算呢？就不会镇压。江泽民铁了心要镇压法轮功，如果按照朱总理和法轮功信徒对话的结果行事呢？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悲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那一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如果占了上风，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起码也不会像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苦吧！饿死几千万百姓的悲剧可能得以避免吧？人们往往叹息说，中国真不幸。它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几个老家伙谁先死谁后死的顺序上。严酷的现实难道不是这样吗？真的，共产党员有好坏之分，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好坏之分，并非全属一丘之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人民如此怀念胡耀邦，如此深切悼念赵紫阳。
人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般的驰骋。设想一下，如果由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刘宾雁、方励之、朱厚泽、任仲夷、李锐、朱熔基、刘丽英、王若水、孔繁森、李金华等人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治局主政（而不是当垂帘听政的邓小平的儿皇帝）的话，中国的近二十年会是个什么样子？四个现代化加上政治改革（第五个现代化）的加速步伐，中国的国力不仅大大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丑陋不堪。这不正是绝大多数人民所希望见到的吗？那不正是令曹先生目瞪口呆的两个共产党竞赛的格局吗？再进一步说，由于政治开放的结果，祖国统一的前景也一定会比现在乐观得多。说不准哪一天真会出现（比方说）胡耀邦、陈水扁、马英九、魏京生等人同台竞选中国国家主席的喜剧局面哩！让全体中国人民直接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制度，那就是“一国良制”！还有什么必要搞“一国两制”呢？这叫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当然，由于江泽民集团的倒行逆施，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今天的中共中央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就是这样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个大玩笑。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但是，这丝毫也不足以证明令曹先生感到目瞪口呆的观点在那个时候也一定是行不通的。
15． 曹先生文章的结尾说：“对刘宾雁先生，我最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遗憾。思考刘宾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头脑是一种多么无力、多么靠不住的东西，一旦错误，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刻的故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唯有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才是唯一可靠的。”
我想，任何一个多少了解刘宾雁为人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段话适用于这位世纪伟人。刘宾雁无疑是个有主见的人，但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这样的恭维话毕竟距离他太远，而距离曹先生却又如此之近，正因为如此，他向刘宾雁发出的颗颗重炮弹，竟然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恼人的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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