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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外生枝的插曲
《忠告曹长青先生》（前言）
陈世忠
我虽然是个退休老人，生活依然忙碌。最近，我正在紧张地应约撰写“回忆我和宾雁的交往”，把原来已经接近尾声的“陈世忠九评中国共产党”暂时推迟。可是，《开放》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批纪念刘宾雁的专栏文章。其中曹长青先生的大作约占七篇文章的40%篇幅。编辑部以醒目字号印刷其标题，也打破常规，允许该文远远超过杂志规定的一两千字的限制，可见编辑部对它的重视程度。（紧接着，大纪元也全文转载）
看完全文，初步感想是编辑部没有读懂曹先生的文章，否则决不至于把它归纳到悼念刘宾雁的专栏文章去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曹先生有权利写他自己的任何想法。但是，用这种让人们联想起大批判的文章来悼念宾雁，简直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亵渎。对于《开放》杂志的这一不应有的疏忽，我感到惋惜和遗憾。
对刘宾雁可以不可以批判？当然可以！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试问这个世界上有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呢？在这方面，李敖敢骂名人的胆量迄今还没有人能出其右。曹先生还差得太远！但是，既然是批判，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批判，而不是假借悼念之名，进行口诛笔伐。从曹先生的措辞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上除了刘宾雁以外，恐怕没有几个人是曹先生更加起劲反对的了。
我曾经劝告过曹先生，不要挑起关于《第二种忠诚》的争论。我觉得曹先生完全没有理解我的善意。不争论决不意味着怯阵。我建议不争论意味着顾全大局，不做亲痛仇快的事情，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精力对付共同的对手（我故意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敌人”等词汇）。学学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现在，曹先生在刘宾雁尸骨未寒之际，不厌其烦地以更加激烈的措辞来攻击刘宾雁。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曹先生提出几点忠告。所以，我不得不把手边的半成品暂时放一放，迎接曹先生的挑战。其中目的之一在于完成刘宾雁生前没有能做的事情。
事先声明，此文以后我不再回应曹先生和其他人的任何反应。我必须赶紧做我原定计划中应该做的事。无论如何，曹先生的大批判文章毕竟是一个小小的节外生枝的插曲罢了。
曹先生的大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和刘宾雁分道扬镳”，这很好，可惜的是晚了一点，刘宾雁既看不到，更无法答复，这对于曹先生可能有点遗憾。如果宾雁在天有灵，我猜想他或许会说：“上帝啊，快帮助我摆脱这样的朋友吧！而敌人嘛，我自己好歹还能对付。”
忠告曹长青先生
陈世忠2006．1．18．
《开拓》杂志今年第一期开辟了一个悼念刘宾雁的专栏，收集了七篇文章，共19页，其中曹长青先生的大作就占了五分之二的篇幅。曹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是“有所顾忌，生怕文章会伤害刘宾雁，甚至缩短他的寿命。”我相信，刘宾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激曹先生手下留情，让他终于熬过了八十寿辰的祝寿盛会。但是，曹先生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你非常熟悉的刘夫人朱洪也已是风烛残年，重病缠身，又刚刚经历了失去至亲的沉重打击。你大慈大悲地放过了生前的刘宾雁，难道就不担心你的佳作会缩短她老人家的寿命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呢？另外，我还有点奇怪，那个身患睾丸癌的江泽民，还有那个千夫所指的六四屠夫李鹏，挨了那么多的“骂”，怎么至今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和毛泽东呢？所以，我奉劝曹先生，还是不要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不要过高估计你的大作的杀伤力，更加大可不必以关心别人健康为由，掩盖自己怯于在人家健在时发难为好！
我首先声明，我没有能力对曹的文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我本人从来不认为我的话就是全部绝对正确。但是，我替曹先生庆幸的是，你毕竟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无论你的观点如何不同凡响，人们也没有权利让你封笔。正如先哲伏尔泰所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拼命维护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相信，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是非只有公论。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可以一手遮天的。
曹先生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是，这一篇却让我看到了他的文风的一个方面。即使从他的行文中的遣词造句也不难看出，他对刘宾雁的“错误”是多么深恶痛绝。例如：荒谬绝顶，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等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几乎无所不用其极。那哪是什么悼念文章？分明是清算刘宾雁的批判檄文。我以为，《开放》杂志编辑部把曹的文章位置放错了地方，显然应该把它归到批刘专栏里去。对于这一不应有的疏漏，我感到惋惜和遗憾。
我和曹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在国外和他通过一次电话。我曾劝他，暂时把《第二种忠诚》的话题冻结一下。可是，看来曹先生并没有理解我的善意，而在多篇文章和报告中大肆挞伐《第二种忠诚》。最近，在刘宾雁尸骨未寒（文章结尾注明在圣诞节前夕完稿，离宾雁逝世不到三周，真的是尸骨未寒！）之际，又一次以更加激烈的措辞攻击刘宾雁。我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曹先生提出几点忠告。
1．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党的前途究竟如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么多党员凝聚起来的呢？把事情归结为不入党就当不了官，因此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党里钻，固然省事，也解恨，但是毕竟过于简单。就拿包括刘宾雁在内的许多早期入党的老同志来说吧。他们的入党动机也都是那样卑鄙龌龊吗？不见得。要知道，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不像今天，参加共产党成了升官提职的阶梯，是“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再举个现实的例子。谁也不会否认，当今中国社会贪污盛行，几乎无官不贪，提到大小贪官，人人恨得咬牙切齿。而且，腐朽的一党专政制度在这里起着无可推托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一系列高官还是被揪出来了呢？除了人民大众的举报以外，审计干部和纪检干部的大公无私和不懈努力也是功不可没。怎么可以说对于中共中央的罪责，胡耀邦们、赵紫阳们、刘宾雁们、以至每个共产党员都人人有份呢？
2．曹先生对共产主义理想口诛笔伐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并没有像纳粹主义那样被全世界所唾弃。即使苏联解体了，当今的俄罗斯依然有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它也还有为数不少的拥护者，否则它就成不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了。又如，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在不久前的选举中又再次获胜执政。请回忆一下，当今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是没有共产党存在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包括曹先生在内的许多海外同志想一想，我们的奋斗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通过武装起义呢？还是搞恐怖活动？是搞和平演变，比如说，通过每天平均两万多人宣布退党？还是等待个体资本家多起来，强大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然后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一句话，这样的目标究竟现实与否？我觉得，在反对中共独裁暴政问题上，不能犯急躁病，更不能犯“左倾幼稚病”，把主观愿望当现实，到头来，失望的只能是自己。要求民主自由的第一步，我的一孔之见是通过国际、国内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方式，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争取尽快取消一党专政，废除报禁和网络警察，承认各政党合法存在、公平竞选的权利，就像台湾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多党竞争普选制那样。有朝一日，即使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它依然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和基础，就像台湾的国民党或民进党那样。
3． 学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要分散斗争目标，把矛头集中于一点。只要是揭露、批判、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都是同盟者，都应该是团结对象。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过相当多精辟的言论。他说，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关门主义。他还说：“干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哪有人数越少越好的道理。”我们的朋友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我故意不用“敌人”二字），这里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捏造事实、谎言宣传，舆论一律，封锁消息，网络警察，向海外派遣大量特务卧底，收买知识分子，收买侨领，收买海外华文媒体，小恩小惠，胡萝卜加大棒，诱以官禄德，诱导人们向钱看，片面追求享受，不去过问大是大非，不去关心国家大事和祖国命运，把人们往犬儒方向引导等等，等等。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感到还能活得下去，从而安于现状。而我们的力量是相对薄弱的，所以，不应该逞一时口舌之快，误伤了自己人（或曰“同路人”）。像刘宾雁那样的伟人，尽管他的“觉悟”可能远不如曹先生们那么高，在一系列问题上“完全没有认识到”你早已达到的那么高的“层次”，总不能因为你认为他的思想“落后”就不许他“革命”吧！从刘宾雁生前死后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爱戴，不难看出民心所向，从中共中央一直不敢让年逾八旬、身患绝症的刘宾雁回国，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他怕得要死和恨得要命，确实把他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而曹先生等人的理论固然高超，可惜始终少有追随者，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认识层次”过高，高超到高不可攀、曲高和寡的地步的缘故吧！
4． 曹先生在文章中尽情抒发情怀。他说，刘宾雁居然认为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是错的。他说，刘宾雁给他邮寄一些美国左派的作品恰恰是他反对的；他说，他最痛恨的就是纽约时报的文章等等。我才疏学浅，实在读不懂曹先生用这些例子想证明什么。孤陋寡闻的我没有看到过刘宾雁生前公开反对攻打伊拉克的文章。曹先生把一个离开人世的人过去和他私下谈话的内容公布出来，甚至断言“刘宾雁喜欢议论人而非探讨问题”，然后加以批判，这种行为是否“君子”，其正当性暂且存疑。退一步说，假定曹先生讲的都是真的，我只想提醒，在美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反对攻打伊拉克，刘宾雁的观点与这一半美国老百姓不谋而合，难道也成了什么罪过了？刘宾雁喜欢纽约时报，曹先生很不喜欢纽约时报；刘宾雁邮寄一些美国左派的作品给曹，而曹恰恰痛恨这些作品，难道这也成了刘宾雁的缺点或罪状？又如，用“特权”写报告文学等等，这些早在1986年你们共同采访时的问题总不是在刘宾雁身患癌症之后才被曹先生发现的吧？再用“照顾刘宾雁的健康、恐怕缩短他的寿命”来解释，实在有点牵强附会、难以服众。
5． 曹先生文章里把大贪污犯王守信的死说成是刘宾雁发表《人妖之间》的结果。他说：“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间》发表一百五十天之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了，是否和那篇报告文学有关系，很难判断。但刘宾雁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他的文章是否对一个人被处决有一定责任做过任何反省。” 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文章，它说明《黑龙江日报》头版揭露王守信的贪污罪行至少比《人妖之间》早两个月。可见，导致王守信东窗事发的决不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可是，这件事却使我联想起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在1997年11月发表的文章，指责刘宾雁发表《第二种忠诚》导致两名解放军战士蒙冤入狱，所以文章取名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众所周知，公检法部门是不可能仅仅根据某个人的揭发检举就抓人并判刑的。把黑龙江省公检法机关长期调查大量取证而得出的结论归功于或归咎于某个人的检举信或某个作家的一篇文章，纯属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嫌，就连中国公检法系统也不会同意这种谬论的。顺便说一句，曹先生和李占恒，一个是刘宾雁生前的朋友，一个自称是刘宾雁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居然如此惊人地相似，倒是真的令人“瞠目结舌”。李占恒拼命维护的那个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早就咬牙切齿地要求追究“诬陷者刘宾雁和陈世忠”的刑事责任了，他在申诉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反坐诬陷者的罪责”。曹先生是不是也准备追究刘宾雁发表《人妖之间》而导致王守信被判死刑的责任呢？早就听说王守信的儿子获悉刘宾雁被开除出党后曾经气势汹汹地打算控告刘宾雁，或许曹先生愿意替王守信的儿子打这场官司，倒也未必不是合适人选吧！
6． 我担心曹先生根本没有读完《第二种忠诚》。否则他就不会作出如下论断：“我…早已对《第二种忠诚》有看法。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 又说：“不论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核心还是忠诚共产党。要在共产党内给他们提意见，帮助他们变得更好。共产党怎么能变得更好？共产党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们对待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结束狼。你说你怎么能劝得狼变得更好？那不是狼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强调“第二种忠诚”，对狼怎么能忠诚？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还是让刘宾雁的原文来说话吧： “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危险的是，当这一种生物已经很不景气时还会有第三种忠诚前来争夺它和第一种忠诚所享有的阳光、水分和营养。它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是它结出的果子却常常是苦涩的，在一定气候条件下，还有毒呢。”
引录双方的原话至此，我想对曹先生文章的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了。
7． 找刘宾雁上访的老百姓成千上万，他选择我和倪育贤作为笔下的主人公，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连文章的标题《第二种忠诚》我事先也不知道。
那么，从实践中看，《第二种忠诚》的问世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铁血统治下，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人民日报社的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应该怎样曲折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呢，而且要让他的思想观点得以发表出来，而不至于遭到中宣部或新闻出版署的扼杀呢？让他去写林昭吗？进了监狱，依然痛骂暴君毛泽东，依然痛斥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和残暴？说实在的，我认为，林昭这位可敬佩的女子勇猛有余，柔韧不足，毫无策略，令人扼腕痛惜。
我相信，在当时的中国，同情林昭的毕竟是极少数。所以宾雁只能另选主人公。他们同样批评（甚至痛斥）中国共产党，甚至把矛头直指“一切错误和不幸的总根子”毛泽东！痛斥毛泽东自己欣赏、默许和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试问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下，一个监狱里的“未决犯”，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又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舍此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我衷心希望，曹先生如果不幸落到共产党的公检法手中，一定会表现得坚强得多，不仅仅当当“言语的巨人”而已！
8． 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今天的中国，爱共产党和不反对共产党的大陆同胞仍然是为数不少。如果以为我们一宣传，一揭露，所有的中国人，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就会马上觉悟程度提高到和你一样，那是不折不扣的幻想。上面说过，谎言加怀柔，使得绝大多数人听不到、看不到真理的声音。君不见，直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大陆的人，对法轮功嗤之以鼻哩！对于他们，“法轮功是邪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就像说地球是圆的一样，就像当年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为什么在世界上二百个国家里，只有中国大陆宣布法轮功是邪教，为什么法轮功这个所谓邪教能够吸引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去信仰和修炼它？为什么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从未发生过法轮功信徒们自杀、自焚、杀人等怪事。尽管这样，他们一提起法轮功，就一口咬定那是“邪教”。这是什么？这就是谎言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共中央的那一套洗脑机器依然有效运作。你得承认，人家不惜斥资六十亿搞金盾工程搞网络特务和封锁消息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我又想起毛泽东的一段家书。他说：“不要以为，自己不懂的东西别人一定也不懂，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懂得的东西别人一定也就懂得。”在与中共斗争方面，与其把困难想得少些，倒不如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唤起民众是长期艰巨的过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道路漫长，别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更需要志士仁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埋头苦干，减少内耗，集中精力，共同对敌。
9． 为什么中共中央那么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呢？它有说不出的苦！人家明明是打着“忠诚”的旗号，忠心耿耿地向你提意见，你却不领情。甚至要把它没收，影响多么不好？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它，强令修改它，结果修改得漏洞百出。《第二种忠诚》遭到了中共中央上层相当大的势力的反对。这才引出万里同志在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讲话时的即席讲演，他第一句话就说：“听说有人反对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我特地找来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下面的话我不再引用了。但是，像万里那样公开表示赞成的毕竟是极个别的开明领导人。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起劲地反对《第二种忠诚》呢？就因为《第二种忠诚》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有人会问，你怎样理解《第二种忠诚》？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是：从爱护共产党出发，不断维护其正确方面，不断批判其错误方面，目的在于改善党的领导。读到这里，不止一个人会恍然大悟地说，哦，说了半天，陈世忠还是愚忠。不但自己是愚忠，还号召大家也搞愚忠。都什么时候了, 说到底，还是想做“奴才”而没有当成而已！暂且把这些人人会说的刻薄话放在一边，不去理睬。看看它的实践意义又如何呢？
a) 这种“愚忠”式的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不是提什么“公共厕所太少”、“书记同志。你只顾拼命工作，一点也不注意身体健康，这样做对人民太不负责任”等等的“意见”。它涉及的是与我们国家和人民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如要不要停止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该不该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个人崇拜，要不要取缔“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等等，甚至还包括要不要对和平请愿学生动武，要不要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和加以镇压等等。总之，《第二种忠诚》对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问题。而这种意见说出来就得有“五不怕”精神、包括掉脑袋的思想准备。你说你爱党也罢，你说你恨党也罢，关键要看你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与你打的是什么旗号无关。
b) 先说个无关的话题。有人说，六四屠夫李鹏真坏，早点死了得了。也有人说：不，我不希望李鹏早死，希望他活到人民起来和他清算血债那一天才好。你看，乍看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发点却是同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实呢？你希望李鹏早死，他不一定就死了。你不希望李鹏早死，他不一定就能长命百岁。同样的道理，你说你恨不得共产党明天就灭亡，它就灭亡了吗？不会的。反之亦然。我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万岁，它就一定能存在一万年吗？也不会。可见，世界上许多事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看社会效果。这叫做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说你忠于党，党却不领这个情！ 为什么如此忠心耿耿于中国共产党的刘宾雁却被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先后两次指示非要把他开除出党不可呢？为什么如此赤胆忠心、热爱党如亲娘的陈世忠始终没能入党，而且最后终于被逼出国门，被逼上梁山了呢？这说明，共产党内的高层领导意识到这种忠心耿耿的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实在是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比明火执仗的“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共言论”更难对付，对它统治的危害性更大！他们熟读马列（胡锦涛不是还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吗？），他们懂得：“你不能禁止街头叫卖的商贩使用任何一种标签。”（列宁）他们习惯于把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批评意见称之为“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内心深处害怕的恰恰是这种怀有《第二种忠诚》的人一旦真的像“飞蛾扑火”那样群起而向党“提意见”，再加上日益完善的互联网迅速传遍消息， 势必使广大人民，包括广大党员辨别真假，看清这个统治集团的反人民本质，使他们的已经相当脆弱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说不准哪一天真会冒出几个中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来，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老谋深算的党中央智囊们可比海外某些总也长不大的后生有见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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