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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年大饥荒时四川饿死人一千二百五十万
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所谓三年大饥荒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众说纷纭。最近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中，收入了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年廖伯康因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而遭到四川最高领导人李井泉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回忆录，其中公开了在那次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的数字。供关心历史者参阅。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因为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桢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星。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为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为之苦涩暗叹。冥想中，又一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为实。人民群众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一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为。尽管为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为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为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为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为什么不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为人民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作为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么，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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