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从林昭所想到的

陈奎德


近年来，由于胡杰先生辞去公职千辛万苦拍成电视片《追寻林昭的灵魂》，在海内外引起深度共鸣与反响。“中国的圣女”林昭的名字不胫而走。林昭，已经成为在中国暗夜沉沉年代里的一烛自由之火，闪烁着一种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辉。

然而，时日稍久，笔者渐渐风闻了一些窃窃私语，据说有人曰，在当时背景下，考察林昭言行和作品，她实际上患有带偏执狂特征的精神病云云。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九八○年八月，当人们知道了林昭悲剧性的际遇而众声喧哗怨声载道时，在平反“冤假错案”风起云涌的胡耀邦时代，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命覆查林案，就是以精神病为由宣告林昭无罪的。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林昭被中共秘密杀害已十二年之后的事了！须知，在林昭生前系狱时，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曾为保护林昭而说过她精神不正常。结果，粟宗华医生遂被指为“包庇反革命分子“，最后终于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在关押和杀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须是理智正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错案”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林昭又必须是病人且必须是精神病患者。中国人的身体状况是那么复杂，医生当然是诊断不了的。只有中共政治局才赋有最高明的医术：有病无病，是何疾病，病状轻重，统统应由党做出政治诊断。

林昭案使我想起前苏共头目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

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当然就是精神病患者了。

今天，林昭已经由“反革命”进化到“精神病”患者了。那么，很显然，今日的中国，也就由“斯大林时代”进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何以言“进化”？因为林昭倘若在今日，她就会被关进类似前苏联“喀山”精神病院那类专门对付异议人士的医院里，会在那里静静地接受脑部治疗，安渡残生。而不会浪费家庭（上交的）五分钱子弹费，不会被秘密处决了。免遭一枪，岂非进化？

笔者并非游戏笔墨。我当然相信林昭为精神超凡先知而非精神病患者。现代确实也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医学诊断程序以区分精神患者与正常人。

然而，倘若我们以更纵深的眼光看，诉诸历史，环顾世界，可以知道，事实上，“精神病”、“疯狂”这些词的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与地域而有重大变化的；其含义在不同时期甚至无法衔接，有明显的断裂。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MichelFOUCAULT）在《文明与疯狂》一书中，有深湛的研究。

事实上，笔者愿意相信林昭是一类似欧洲中古时期的“疯子”。那时的“疯人”，虽异于普通人，然而绝对不被鄙视。实际上，他（她）们被认为是上邀天宠的一个特殊阶级，与尘世之外的神秘世界保有接触。他（她）们赋有赤子之心，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在日常事务上他们傻傻的，很不精明，然而却受到上帝的祝福，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大智慧。（欧洲只有在16世纪末叶理性主义大规模兴起之后，这种观念才发生突变，“疯子”、“精神失常者”才被看作病态，被监禁起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到十九世纪此观念又一大变，二十世纪初再变一次。）林昭那种特立独行，在狱中声称“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的义无反顾个性，那不计利害，不顾环境，不管众议，言人不言的秉赋，在在使人想到中古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疯子”。

就是在现代，关于精神病患者与精神超凡出众者的界限，也并非那样绝对清楚的。最典型的就是开启现代主义潮流的作家卡夫卡。在常人看来，卡夫卡肯定精神有些不正常。事实上，他也确实在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自我，反复怀疑。因此他的人物与场景，在后人看来，总是那样迷濛、复杂、深邃、神秘。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曾经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的名人，比例极大，……在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在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在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在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

难怪米歇尔·傅柯要说：“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了。

让我们试比较一下如下的图景：1966年，当亿万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涕泪纵横，山呼万岁时，林昭在监狱里，用自己的血书向红卫兵欢呼的对象，向他们的“万岁”爷，向中国的“宙斯”，作最后的抗争，诚如她再早一点的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的：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吓人的诗句，与围墙外的欢呼，它是何等的不协调；与无边无际的人山人海相比，她是何等的孤独。

当时，在众人眼中，她无疑是疯子；而在她眼中，这个国家疯了，这些人都疯了。

究竟谁疯谁醒？是“众人皆醒她独疯”，还是“众人皆疯她独醒”？这是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对此作出判断，也许言人言殊，也许至今还有人肯定红卫兵当年的狂热。然而，有两点恐怕是任何方面都不能回避的事实：首先，当年广场上大部分的欢呼者本人如今都否定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次，林昭批毛的论点如今已获得广泛认同，毛的暴政的事实已日益出土，毛本人已经日益清晰地铭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谁疯谁醒？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社会，它的精神宽容度，特别是它对那些异端、“疯子”、“精神病者”的容纳能力，是该社会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时，也是该社会人性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

而读了林昭在狱中“天日何在”的赫然悲怆的血书，每一位当年苟活的国人，势当谦卑地垂下自己的头颅。恰如一诗句所断言的，“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