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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孤独的先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陈奎德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有海外学者向中国与会者提问：“文革十年浩劫里，请问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举座哑然。这时，李慎之先生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洗刷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顾准何许人也？
顾准（１９１５－１９７４），一位经济学家，一位比较思想史和文化史学者，一位在举世昏昏的毛时代坚持独立探索的思想者。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因为家境的原因自１２岁起到１９４０年离开上海，一直在立信会计事务所工作，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
1949年之前，顾准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等职。1949年后，是上海第一任财政局局长。
１９５７年，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那是中共建政后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公开论述。一年以后，他第一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他再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而自杀。顾准在遭受迫害期间，仍不改其志，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充饥，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专著。
1974年12月3日，在中国北京，一个自然气候和人文氛围都异常寒冷诡异黑暗的冬夜，顾准因肺癌逝世。
在顾准去世多年之后，１９９５年，中国终于出版了《顾准文存》，它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民间引起非凡的反响，这一系列作品多是他同五弟陈敏之通信的产物，实际上，客观环境真正容许顾准写作的时间只有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４年两年，但他却提出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不敢提或不能提的问题，并尝试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在这一思索过程中，他逐步疏离了貌似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教条，并日益逼近英美经验主义基地上的自由主义。那是一个艰难痛苦的染有悲剧色彩的精神历程。
顾准的思想贡献，首先是在意识形态教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这一贡献昭昭在案，已经载入史册。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
作为一个思想者，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
在《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中，他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建立起制衡的机制的问题，他试图将美国的两党制引进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这一设想，或许会被人讥为唐•吉诃德式的天真。但顾准是认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其绵延不绝的传统。后来凝结成张载的著名“四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部《顾准文集》，在精神上，就是在这种“四立”的最佳注释。这是顾准留给现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精神遗产。
顾准为学，其原初并非从书本中获得问题，而是从自己亲身的体悟出发。顾准曾下放信阳。毛泽东及中共造成的大饥馑，在信阳就饿死二十万人，息县是这一灾区的重中之重，几乎家家都有长辈饿死的亲身经历。顾准观此惨景，身心经受巨大煎熬，这一旷古悲剧，深深折磨了他，也从精神上成全了他。他能以那样坚忍的毅力，反思中国这场人祸的历史、思想根源，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他走得很远，一直至追寻到以1917为转捩点的共产主义潮流进入中国后如何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他的思索，是以耳闻目睹的息县苦难为背景展开的，他的思想脉动是与中国民间苦难连接在一起。信阳饿殍二十万，刺激顾准去获得了中国思想界1949年后代价沉重的一份精神收获。顾准以民间苦难为动力，知难而上甚至迎难而上的为学境界和思想特征，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也将带来巨大的刺激和启迪，并藉其精神力量冲破思想与学术的牢笼以及吟风弄月的象牙塔趣味。
当然，由于顾准的思索与研究都是在一个全然封闭的黑暗孤室的独立苦思，没有任何现代世界开放环境下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起码的资料条件、自由讨论与思想撞击，因此，他当时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希腊城邦制，关于经验主义等等概念和史实，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烙有当年的时代印记，有些部分是不尽如人意的。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是他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独立思考的结果，是难能可贵地想了他同时代人不敢想，作出了他同时代人不可能作出的结论的。那是当时中国极其稀有的精神事件和精神成果；同时，也为自由主义在毛时代中国的潜入，掘出了一条思想的通路。它促使了后来的一些中国人去思索，去反省。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作为一个人，顾准是一位与当时他身处的中国社会很不合拍的特立独行、落落寡合的人物：堂•吉诃德式的身材，鹤立鸡群，瘦骨嶙峋，在社会上以一片蓝蚂蚁服装为革命保护色时，他却身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配一副玳瑁眼镜，眉宇间似有戚容，郁郁寡欢，甚不合群。虽不是因戒备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仍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５０年代调京，他顶撞上司，不给面子，似是家常便饭，在当时上级训示，“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和口角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方无理要打一扁担，有理也要打一扁担”。顾准却对此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他在颐指气使的苏联专家面前，绝无媚态。而是据理力争。与其说他是有意识地要挫一挫那些指手画脚者的傲气，不如说，他生就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生来平等的意志，以及付诸实践的勇气和秉性。这些特质，预示了他未来的悲剧命运。
三、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如，他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人，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在另一方面，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限”的亲友子女，顾准却又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作辩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年近90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使他百口难辩。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他的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
一方面，顾准疾恶如仇。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政治家，他义正辞严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可是另一方面，对于老百姓的苦难，顾准移情移性，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憯然泪下，边读边哭。目睹他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忘记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与顾准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间与他双双在家中被隔离审查，各闭于一屋。其时，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满心以为以此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激发其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谁知，在顾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了。后来，他在受到政治上更大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中共统治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限”。顾准对此，心如刀绞。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涕泪纵横。他对友人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
经济学家孙冶方曾说过，在“文革”初期他自己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曾对他说：“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曾经当过高干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敢说出这句话，人们不难掂量其中的人格与道义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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