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北京） 《冰点》周刊被封使当年祸乱一时的义和团再现于舆论面前。袁教授指责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指责他们“反文明、反人类”，而官方认为这是“和主流意识相对”，触犯了官方原则，因而查封。谁能想到，那些头缠黄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的团众竟然祸及百年后一份周刊的生命，1900年的义和团阴魂不散，到2005年还来捉弄国人。 （一）义和团的灵魂 我在农家见过一幅对联：“国泰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它概括了自古至今农民的愿望：希望过太平日子，不要祸患连绵，希望官府清廉，不要盘剥太重，这是很朴实的要求，超越这两条底线的农村必然动荡不安，铤而走险。但是敢于冒险者，开初多是那些丢失正业、混迹江湖、心无良知、行无定轨、凶狠毒辣、勇于恶斗、投机取巧、有奶是娘的人。这些人是“流氓无产者”，百姓呼为“痞子”、“惰农”。义和团就是这些人的团体。 这个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其特点是：（1）依据《封神演义》，杜撰“太上老君”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于是，“神爷怒，仙爷烦，尔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是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顽。”以天人感应的说教宣示了义和团的神教支撑，以此来屏蔽皇权至上观念。丢弃皇权，信奉神权，自然就皈依义和团。19世纪末，这是十分有效的收拢群众信服的方式。（2）造反需要有实力，在冷兵器时代需要有武艺，因此义和团以练拳相号召，以气功为对策。气功在中国有两千年历史，绵延不绝，自有它可取之处。它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容易被群众接受。宣传练拳就可抵抗强权，适应农村贫穷状况，鼓舞了群众取胜信心。练拳多在深夜，增加了它的神秘性。在此基础上，鼓吹“刀枪不入”的欺骗也就不容易被揭穿。（3）流氓无产者占统治地位。这些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破坏一切、毁灭一切是他们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唯一形式，烧杀抢掠是其行动纲领。在北京，烧商业区大栅栏，遍及数公里，毁店铺4000余家，数百年营商精华尽丧。他们仇视文明，掘铁道、拔电杆、烧医院、焚海关。如此仇恨财富、毁灭文明，只能阻碍社会进步，没有丝毫积极意义。（4）政治倾向摇摆不定，既反清（表现为烧官府、杀官吏），又“扶清”（表现为受招安，为慈禧向11国宣战决策效劳）。在守旧派慈禧与维新派光绪的争斗中，他们明确提出“除一龙”（光绪）对策。这就是他们对皇族统治的基本立场。（5）他们在慈禧围攻各国使馆的愚昧政策指使下，烧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使馆，刀劈德国公使克林德、杀死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导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清朝俯首支付巨额庚子赔款。（6）由于文化传统的隔膜，他们以焚教堂、杀教士起事，一路焚杀至京，在庆亲王府前广场将成千上万教民斩杀，并累及一般商贩、居民。袁世凯在奏折中称：“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当时思想界就以“拳匪”呼之，直至1949年前。 由此可以把义和团精神概括如下：（1）神化自身能量。（2）排斥任何文明。（3）否定文化交流。（4）企图毁灭一切。在这种反文明、反人类精神主导下，烧杀抢掠充满这个团体短暂的一生。其所为既非“革命”，亦非“改良”；既非“反帝”，亦非“爱国”；不过是依附于反动皇权的祸乱而已。 （二）义和团的阴魂徘徊 100年过去了，义和团已成历史陈迹，但它的灵魂还在游荡，它的影响还广泛存在，我们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请看以下事例： （1）“文革”初，京师再现围攻、火烧外国驻华机构事件。1967年8月22日北京外语学院等10余单位约万人齐集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继而，他们冲进代办处，即冲进英国领土。“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具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代办处人员唐纳德•霍布森说：“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小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使馆人员被命令向毛主席鞠躬，违者拳打脚踢。”（吴过:《红卫兵档案》黄金书屋网2000.11.16） 与此同时，上海革命委员会宣布立即关闭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出处同前） （2）后来，官方虽然批判了“文革”，却未触及“文革”的义和团精神。因此，义和团把仇外心理倾泄于外国公民身上的盲目排外得以传承，当政者予以支持，这从以下事例得到证实： 2005年被精心组织的反日游行在一些城市举行。4月16日，谭凯国参加杭州反日游行协调工作，提出“应禁止对日本公民与企业的打砸抢，要尊重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还提出“应该抗议政府对日入常问题态度暧昧、对钓鱼岛问题软弱可欺。”此人被当局怀疑破坏反日游行而遭绑架，下落不明。在北京反日游行中，有人喊“打倒出卖国土的卖国贼！”警察一拥而上，将其带走。但对打砸日本商店、高喊“杀死日本猪！”、打出横幅“消灭日本！”者，警察在旁静观，不予制止。（作者：十面埋伏。爱民顿信息港论坛2005.5.9） （3）在国际事务中，有些是超越政治、超越国别的世界村的彼此来往，比如国际旅游、奥运比赛，不应把所谓“民族仇恨”带入其中，否则，适足以证明义和团盲目排外的阴魂还附在闹事者身上： “在亚洲杯足球赛的重庆赛区，一些重庆球迷在观看日本队比赛时展示了他们所谓的‘爱国行为’：对日本队报以嘘声；赛前演奏日本国歌不起立，而是起哄；在看台上打出政治标语；甚至听说还有用矿泉水瓶子砸日本球迷的。有些人对此拍手叫好，对这种行为大加称赞，把这些球迷奉为楷模，要大家都向他们学习。”“重庆球迷的举动使人联想起了义和团刀劈德国公使克林德，联想起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些爱国的英雄好汉们面对着外交官和侨民施展暴力，炫耀自己所谓的爱国精神，和这些重庆球迷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作者：竹林第八贤网易文化自助餐鲁迅论坛2004/07/31） 追索义和团精神在当前大陆中国漫延的实迹，还可举出不少事例。义和团阴魂为什么聚而不逝，还在中华大地兴风作浪？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三）中共与义和团的纠缠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说明历史的水波是不断流淌的，转瞬即逝，不会重复；反之，“人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说明只要历史的河床不变，水流的变化不妨碍历史可能重演，彼此相似。这种相反而相成的过程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契机，义和团与中共的对比就是如此。如果产生二者的社会条件相似或者相同，人们就发现，历史会出现某种雷同。换言之，只要专制主义体制及其治下落后的农业结构仍然存在，只要社会的闭塞性没有打破，只要现代文明没有占据主位，只要大陆中国没有汇入世界潮流主航道，义和团精神再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兹略申述之： （1）义和团以神道设教，公示“太上老君”显灵使他们能力非凡，鼓吹执扇一扇可止火腾，再扇可止炮击，三扇可令船沉。中共实行政教合一，也亟力造神，“文革”时毛完全神化，人们相信他的话可令天翻地覆，鬼哭神嚎，于是早请示，晚汇报，最高指示“饬饬如律令”，敲锣打鼓传达不过夜。“造反有理”、“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种发泄仇恨的语录，将众黔首导向打倒一切、毁灭一切的方向，义和团闹剧再现自是必然。 （2）义和团诞生于破败和封闭的小农结构中，成为末落和愚昧的农民走投无路时冲向社会的渠道。在乡土伦理与仁义道统都已粉碎的环境中挣扎的这些农民只剩下以命搏取损失的一切，他们深刻的仇恨心理是祸害社会的思想根源。中共成立后招揽的就是这类农民，由此汇聚的造反组织以占山为王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夺权活动。“烧烧烧，杀杀杀”是他们唯一的语言，滥杀地主、挖坟掘财是他们难得的满足。总之，这类组织从仇恨出发而以烧杀表现不满，与义和团的祸害位于同一层次。 （3）义和团与文明是绝缘的。他们从未听说人类自丛林走向绿野、由野蛮转向进化的过程。没有必要的信息沟通，因而头脑闭塞；对权力顺从养成思维固执，因而杜绝一切新事物的采纳。他们相信世界充满恶，因而对西方文化中的新教关于爱的传播是排斥的，对教士服装、信教仪式也看不惯。他们毁掉文化古迹，无知地拒绝这些文化遗存的价值。对电灯、电话这些物质文明的毁坏更是无以复加。集暴力、极权于一身的毛泽东同样认为世界充满恶，因而才有各种各样对“恶”的暴力镇压，才有估计为8000万人被野蛮剥夺生存权。毛同样排斥西方主流文化，认为西方广泛推行的政治文明已经“破产”，只有“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他所崇尚的。毛同样鄙夷优秀的文化传统，以“破四旧”之名怂恿红卫兵毁掉价值连城、无从复员的文物古迹。毛为“反帝”不惜以核战争毁灭人类的一半，这是义和团乱杀无辜的反人类思想的扩张。可以说，反文明、反人类是毛泽东治下的重要遗留。 （4）义和团以抢劫为生，抢劫是它的生命。中共同样如此。共产国际中断金钱供应后，各地武装组织改为“吃大户”，抢粮、抢钱。1932年毛泽东率部打下赣南漳州，在这样一个小城竟“筹款”百万银元。长征路上尽是不毛之地，竟也“筹款”百万银元。抢劫风绵延不绝，时而刮“共产”，时而刮“抄家”。“文革”时，康生承认仅京津沪汉即抄得黄金60吨、白银12万吨（不包括银元），叶剑英承认天安门城楼有红卫兵遗失的抄没金条。康生指使人抄略名人之家，从中霸占古董上千件，江青霸占一只镶近百颗珍珠宝石、配四条金链的十八开金表。将画家叶浅予被抄没的字画掠为私有的，林彪：11件，陈伯达：9件，康生：8件，江青：3件，汪东兴与李作鹏各1件。从过去到现在，抢劫成性。说这些“革命者”是义和团再世，应该认为并未辱没他们。 义和团与中共在百年沧桑中这种耐人寻味的相似，这种启人深思的重合，提示我们：大陆中国尽管有着惊人巨变，但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仍然没有摆脱旧的窠臼。“五四”以来的民主启蒙迄未完成，社会转型的期望愈发渺茫，争取民主的呼声竟以血洗，信仰自由的要求竟被酷刑。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丧失了吸收外来文化的机会和鼓励思维活跃的可能，个人专权与暴力统治使社会一直笼罩于慈禧与光绪的光环之下。这是义和团阴魂得以隐身的黑洞。只有捣毁这个黑洞，才不会到处传唱“一阵那个阴风儿，吹了一个女鬼来”，在新世界阳光下义和团阴魂才会无法隐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