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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非斯大林化运动
The Secret Speech and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by Nikita Khrushchev
50年前的今天，1956年2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红墙深宅内的一篇秘密报告，改写了人类历史走向，预示了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最终败亡。
这篇报告，就是当时苏联头目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演说。
该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东西方的冷战随即登场。在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决心强化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控制。于是，从1947年到1948年2月，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中，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一个以莫斯科为最高指挥核心的政治军事的共产主义“神圣同盟”——社会主义阵营诞生。
但是，暴君尽管掌握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权力，但却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1953年３月５日晚上９时５０分，超级红色沙皇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最高当局经过迅速处决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实行了一段短期的集体领导。随后，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带有某种旧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失败，而具有一定革新倾向的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的某种反叛，通过与二战英雄的元帅们和中央委员会结盟，脱颖而出，成为权力中枢。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获得最高权力后，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遗留的帝国挑战了。第一个战役，便是他在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紧接着，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他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秘密报告在苏联第一次打开了人们头上的精神牢笼，而俄罗斯的深厚人文传统在艺术家身上迅速复苏。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一批新作家也随之诞生。这一时代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54）命名的。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在这期间涌现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其作品的文学成就。一个文学与艺术的春潮在解冻时代泛滥起来，汹涌澎湃。富有影响的解冻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特玛托夫的《我的那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等等。除了文学领域，在音乐、绘画、雕塑甚至哲学、历史等各个文化领域，都看得见解冻的滚滚春潮。它们冲破了多年来的意识形态紧箍咒，在在突出了表现人道主义，赋有很强的批判性，蕴含着对斯大林时代的厌恶和否定，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人性化的文学、艺术与思想的追求。
面对这一精神解冻大势，赫鲁晓夫进退失据，矛盾徘徊。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事实确实如此。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反对过只讲暴露，反对过“给现实抹黑”，对《不是单靠面包》之类的作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事还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时过境迁之后，赫鲁晓夫自己后来也对自己当年的犹豫多所懊悔。然而，尽管“进两步，退一步”，乍暖还寒，这一解冻时期，对苏联国民特别是知识界所导致的思想启迪仍然是巨大的。它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火种。
在外交领域，赫鲁晓夫的“解冻”努力也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先是，苏联与持独立立场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重新和好。这就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某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在波兰，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1956年6月，波兹南市大罢工，最后波兰党在与苏俄折中谈判中，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同莫斯科达成了妥协，亲苏头目去职，选举当时苏共不喜欢的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
随后，1956年10月，就是匈牙利人效法波兰人，狂飚突起，发动的著名的匈牙利起义。当时，受民众拥护的纳吉(ImreNagy)政府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这场起义虽然被苏联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它在东欧、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这一秘密报告对1956-57年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象林希翎那样的当年大学生的震惊和鼓舞作用，对于中国五七一代人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的精神刺激，亦是不容低估的。
要言之，一个秘密报告，一场悲壮的起义，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破除了所谓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未来的神话，暴露了共产国家极权统治阴暗、残酷、灭绝人性的狰狞面目。一个邪恶的庞大帝国从此面临着内部分崩离析，外部竞争激烈，西方世界对帝国国民的示范效应日益增强的巨大压力。于是，赤色大帝国走上了日益衰微没落之途，再也无力回天了。
有鉴于此，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它所导致的著名的“解冻”，正如曾获普利兹奖的WilliamTaubman教授所评估的，实际上预示了冷战的终局，被认为是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SeeWilliamTaubman,HOWASPEECHWONTHECOLDWAR?《THENEWYORKTIMES》。Feb.25,2006，A29）。客观而论，它无疑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演说之一。
（写于2006年2月25日反斯大林秘密报告50年后）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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