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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者
文章来源：文化自白书
张中行：１９０９年出生，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绝不宽恕
在燕园曾经住着４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４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４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９０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８５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５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１９４７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９０高龄的老人，又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中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２３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１７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８０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您能谈您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您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您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７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教人不信
“您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谁拿到政权了，谁就说了算。”
“您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您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您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您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您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
“您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您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人家知道我这思想不可救药，人家不会要我。”
“您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我是任何党派不加入，为保留自己一点自由。”
“您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只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您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有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您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您的一生？”
“不好说……”
“那您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您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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