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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冰点事件”过去了。它像一道光彩眩目的闪电，划破阴云密布的苍穹，转瞬即逝，了无踪影。但是，整个事件所造成的震撼却余音袅袅，经久不息。它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使我们浮想连翩，从中寻觅值得记取的教训。
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听闻某些报刊遭到打压扼杀的消息。《冰点》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李大同、卢跃刚也不是最不幸的牺牲者，“冰点事件”不过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次丑恶表演罢了。文化专制主义是党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形式，它在本世纪初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荒诞和狂暴，使一切关心民族命运和社会前途的人士感到厌恶，憎恨，愤怒。
然而，厌恶、憎恨、愤怒都无济于事，需要的是口诛笔伐的行动：把它放在千夫所指的照妖镜下，异口同声地加以谴责和声讨，揭露它的丑恶和危害，使它原形毕露，直到把它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主义？它有哪些特征？
它的第一个特征是以党代政。文化事业的管理和协调是一项国家职能，是政府的事，一个政党没有理由（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去干预社会的文化事业，更没有理由去控制它。政党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自己主张的真理性去争取民众的信从，但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而按照我们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尽管政府系统有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但最高权力却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手里。从新闻、出版到每一份报纸、每一家刊物、每一部电影电视，以至每一篇文章，中宣部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只要一纸命令，禁止报道某些事件，就可以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一道通知，就可以责令报刊整顿检查，停止发行，甚至加以封闭扼杀；一个电话，就可以处分或开除编辑、记者；一张黑名单，就可以剥夺某些人士发表文章的权利。在“舆论导向”的旗帜下，中宣部几乎是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命令所及，莫不影从声随，一体遵循。这些都是党权膨胀的反映。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使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而且以斯大林主义的党文化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文化事业的标准尺度。中宣部正是从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里，获取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最高裁判权，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暴君。在“冰点事件”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1月24日的决定曾说到：“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就透露出操纵这一事件的黑手，就是中宣部。
第二个特征是以权代法。在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里，法律是一切行为是非的准则，人们在法律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凭藉法律以外，任何机构都无权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包括新闻和出版的自由权利。中宣部对《冰点》的干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违背宪法的违法行为。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中宣部却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上，甚至还招募一些毛时代的遗老，组织“阅评组”，把触角伸到每一份书报杂志以至每一篇文章上，从中觅取与舆论导向不一致的猎物。这些人是从哪里获得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的特权的？中宣部凭什么授权他们这样做？《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中宣部应当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推动并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模范；它只有恪遵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权利。但是，社会实际生活的逻辑却又如此地悖谬，承诺自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党，却同时又坚持实为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际上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体制。中宣部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至高无尚的专制权力，就是从专政体制里生发出来的。这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不可理喻的特权。就在“依法治国”的口号高唱入云的时候，中宣部还是我行我素，滥用特权，任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权利；近几年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淫威所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方法》、《战略与管理》、《同舟共进》、《社会观察》等报刊先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连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也不能见容于他们。在无法无天的特权的高压下，新闻出版界弥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专制气氛，报刊只能发出一种声音，金声玉振被封杀，到处瓦釜雷鸣。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思想理论界表现了空前的贫乏和萧条，这正是以权代法种下的恶果。
文化专制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坚持舆论一律，拒绝百家争鸣。文化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由于人们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作风各不相同，社会文化及它在社会生活里的表现，也必然大异其趣，展现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多元多样的格局。因而，反映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舆论指向和理论形态，也应该是纷繁复杂、各种各样的。只有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允许各种文化之花自由绽放，各种理论观点自由探讨，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历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欧洲的文艺复兴，把欧洲领出神权的黑暗统治，为全世界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大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文化的指导方针，却依然坚持名为舆论导向的舆论一律，实行新闻管制，完全同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不论叫舆论导向也好，叫舆论一律也好，首先要问的是由谁来“导向”“一律”，其次还要问用什么来“导向”“一律”。前一个问题意味着“导向”的主体是真理的化身，它口袋里装着绝对正确的真理，所以才有资格“导向”；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名义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舆论一律的，只有发展了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才以真理的垄断者自居。而中国特色的党文化意识形态，则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现代专制主义。以这样的理论思想来“导向”“一律”，只能把中国引入闭塞、愚昧，使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灾难。
第四个特征是以文定罪。一些报刊书籍被查禁、编辑记者被迫害的事实，充分暴露了文化专制主义以文定罪的恶劣行径。中宣部及其“阅评组”的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本事，就是把他们认为是违反“舆论导向”的文章书籍上纲上线。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八十年代的“精神污染”更加宽泛、更加没有确定性的概念。“反精神污染”时曾经有一个民谣：“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自由化”是一个更大的筐，它大到无边无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什么东西都装到这里面去。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最为钟爱的武器。作为“反自由化”的先锋和尖兵，中宣部及其“阅评组”都热中于把这个“罪名”加在某些报刊和作者的头上。但是，我们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所谓“自由化”，只是表示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化是一个动态的转变过程；致力于这个转化有什么不好呢？这些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这也是每个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把追求自由、实现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毕生为争取“每个人的自由”而奋斗，“自由化”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可是，现在这些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却把“自由化”作为一条罪状，迫害那些争取和维护自由权利的志士仁人，并且把自由归之于资产阶级，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也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愚蠢。“反自由化”的口号，展现了这些所谓的共产党员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民主革命、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他们给别人戴上“自由化”的帽子，实际上却成就了别人的光荣。近几年来，一些被认为是搞“自由化”、因文得咎的编辑、记者、作者，无不受到社会的尊崇，就是最明显不过的实例。
文化专制主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它挑战社会的良知，用谎言欺骗民众；它禁锢真理，让谬论占领新闻出版阵地；它压制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使大量社会精英屈从专制权力；它迫使人们放弃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拘泥于僵化刻板的思维模式；总之，它是扼杀文化繁荣和理论创新的罪魁祸首。中宣部坚持文化专制主义，不仅在国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且在全世界留下十分恶劣的影响，极大地妨碍着两岸的和平统一。
克服文化专制主义的治标之策，在于废止舆论导向，撤消“阅评组”，把管理和协调文化的职能还给政府有关部门，实现文化管理国家化。中宣部的工作，应当严格限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上；除了它自己直接领导的报刊和出版社外，不得干预社会的新闻出版工作。与此同时，制定能够充分保证新闻出版自由的《新闻法》、《出版法》，实现文化管理的法制化。但这些还不是治本之计。中宣部之所以能够权力无边，根源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文化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派生现象。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文化专制主义，就必须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变党主为民主。中共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既剥离了共产党的国家职能，又保留了党的政治领导，是逐步克服一党专政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1989年的大镇压，荡涤了党政分开的可能性，党政分开的良好设想被束之高阁，政治体制改革被行政体制改革所取代。然而，不实行党政分开，还权于政，就谈不上政治民主化。试以这几年喧嚣一时的乡村自治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看起来很好。但紧接着第三条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这里，一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把前面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部否定掉了。由村民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要在该村的中共支部领导下工作，这算什么民主！村级民主是全国民主的缩影，党政不分开，政治民主就无法实现；即使推行起来，也是虚假的民主，形式上是民主，实际上还是党主；政治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文化专制主义岿然不动。所以，只有党政分开，还权于政，才能进一步还政于民，由民作主；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驱除政治专制主义，肃清文化专制主义。
可见，要克服文化专制主义，避免《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冰点》等事件的悲剧重演，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这应该是我们从“冰点事件”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200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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