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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被整争相——袁伟时文章激怒胡锦涛
程宇阳
冰点袁伟时文章一句“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被中宣部阅评组审出六条大罪，上报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再报胡锦涛。胡作批示后由团中央操办整肃冰点周刊。
二００六年春节期间，中共党魁胡锦涛选择革命圣地延安去看望和慰问老区人民，他一改惯有的严谨木讷表情，施展清华大学舞蹈队时候练就的身手，与村民大扭陕北秧歌，还亲自下厨为老百姓炸油糕，此次亲民秀超过到山东东明黄河边与石油工人一起吃除夕饭的温家宝。可此时的北京刚刚封杀中央大报唯一可看的优秀栏目，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中宣部还直接通知中山大学校党委：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冰点周刊上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语言功夫更胜一筹的总理温家宝，春节长假后，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中南海，一周内举行四次座谈会，征求对三月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座谈时，温家宝向基层代表撂出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也就在这个星期的星期三，中南海附近的派出所抓走了到新华门前进行绝食的维权律师郭飞熊。
冰点事件的影响已扩散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而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运动也已波及中国十六个省和世界各大洲，凡有中国领事馆的地方，人们都要把蓝丝带沿着绝食地点一直延伸到中国领事馆，“要用象征着蔚蓝色自由的海洋的颜色覆盖中国人权的沙漠。”对于这两件影响全世界的事件，中国所有传媒没有一个字的报导。
六四期间何家栋说服王光美给常委胡启立打电话动员他与新闻界对话，李大同和卢跃刚为对话团成员。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经营了十一年的一个特稿栏目，二００四年四月发展为周刊。诚如十三位中青年学者继十三位著名中共离休高干之后，给胡锦涛和各常委公开信中评价：“在过去的十一年间，《冰点》周刊的编辑和记者群体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勉树立了新闻界的典范。他们通过富于思想性的言论、对重大和有代表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启发了无数读者的心智，揭示了许多问题的症结，推进了社会的变革。这种极富独立性的追求和科学性、建设性的态度使得《冰点》周刊成为这个时代我国媒体中少有的亮点之一。”
冰点的主编李大同和卢跃刚是六四运动保存下来的新闻界的杰出代表。李大同是新闻界签名的召集人，卢跃刚是中国青年报广场报导组组长，后来两个人同时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当时是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何家栋先生说服王光美给常委胡启立打电话，动员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欣然接受。为此何家栋先生一直心怀愧疚，认为连累了胡启立。但六四民主运动保留下来李大同、卢跃刚等一大批民主精英，却是中国新闻界的万幸。
因为一直拒绝当“喉舌”、当“工具”，对新闻、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李大同、卢跃刚遭遇的麻烦始终不断，他们一直以大智大勇渡过难关。一九九九年上海市政府举行了一个纳税人给公务员发工资的活动，没几天受到了总书记江泽民的严肃批评：“公务员为纳税人服务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财政收入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大部分群众收入还没有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标准，还不是纳税人。”李大同却敢于逆龙鳞而上，发表一篇《坐在家里喝口水也在纳税》的专稿，请专家详细说明中国的增值税。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批评周叶中学术剽窃的文章被禁制，因周曾被中宣部推荐进中南海为政治局讲课。
二００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冰点周刊发记者调查，揭露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法学教授当时就对采访他的记者威吓：“你就不要管这事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也会找你的。”果不其然，冰点遭到中宣部气势汹汹的问罪，准备发表的后续文章，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专稿《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枪毙。周叶中的有恃无恐，背景就是由中宣部推荐进过中南海，给胡锦涛和政治局讲过课。
像配合连宋访问大陆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配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发表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发表的胡启立七千字的纪念文章《我心中的耀邦》，都遭到中宣部阅评组蛮横指责，扣上匪夷所思的政治大帽子。
一月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个与中青报平级的部门，竟下了对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理由是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的学术论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团中央宣传部给袁文强加了六顶政治大帽子，也就是六大罪状“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一时激发海峡两岸学者同为袁文和冰点辩护，认为这是要对冰点算总帐，袁文只是藉口。
算总帐一点不假，但“藉口”一说未必妥当。
中国二十世纪两场恐怖运动，即不识字的红卫兵（义和团）和识字的义和团（红卫兵），袁伟时吃狼奶之说触动了当朝的红卫兵情结。
袁伟时教授这篇惹祸的学术论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并不是初次发表，二００二年就发表过，而且一直在网上流传，李大同看到后，与袁教授商量重新发表，冰点还作了一些删改。值得思考的是袁文当年为什么没有激怒江泽民，而今天却激怒了胡锦涛？
按中共程序，应该是中宣部审读处雇佣的阅评组先审出了大逆不道的六条罪状，由中宣部上报主管李长春，李再报胡锦涛，胡做了批示，常委讨论通过，中宣部再交团中央去办。
冰点被勒令停刊后，舆论一下就抓住袁教授开门见山的一段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袁教授已有声明：“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讲的：‘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我只是借用一下。”看来，能触动党中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袁伟时文章中详细叙述的中国历史上违背现代化的许多事实。
二十世纪的中国上产生了两个十分相似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中国搞过两场恐怖活动，一个是一九００年发生的义和团，另一个是一九六六年发生的红卫兵。义和团可称为“不识字的红卫兵”，红卫兵可称为“识字的义和团”。义和团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在袁教授著述中有详尽阐述，而红卫兵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须加回忆，仅举三件事：（一）、驻印尼大使姚登山回国后，当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与红卫兵一拍即合，红卫兵便在长安街上截住印尼大使的轿车，把大使揪下来扇耳光。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余个高校的万人集合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既而冲进代办处，砸玻璃、砸家具、砸汽车，并倒汽油在使馆内放火，代办处人员从屋中冲出来，遭到院子里五千人的群殴。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回忆：“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抄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像泼妇般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我的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使馆人员被命令向毛主席鞠躬，违者拳打脚踢。
（三）、一九六六年的冬季，苏联使馆一位外交人员在东直门大街上走，被红卫兵发现后对他谩骂、吐口水，后来是朝他身上吐粘痰，粘痰粘在他的深色呢子大衣上，越挂越多，他走回大使馆不过几百米，走进大使馆大门，从帽子到黑大衣被糊成不堪目睹的“白色”。
文革之后，红卫兵的义和团暴行一度被揭露过，但九十年代至今，文革都是禁区。红卫兵具有的义和团仇外精神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代代相沿，去年反日游行，在警察的组织保护下，愤青们一度得以发泄。
今天袁伟时的论文被扣上六条罪状，是因为他对义和团的批判，触动了当朝的红卫兵情结。究竟如何作的批示，因为已有“向古巴朝鲜学习”的恶劣影响在先，中宣部没有再披露，甘当“替罪狼”，向袁伟时和冰点下黑手。
春节过后胡锦涛作出“立即复刊”的批示，中宣部再责成中青报党组作出复刊七条决定。冰点新主编陈小川为中共政策吹鼓手。
为冰点上书胡锦涛的十三位中共元老中的一位，异常气愤的说：“拿什么都可以做文章，不能拿袁伟时的文章做文章！”批袁对国家的影响太恶劣了，很难挽回。
首先影响了台海关系。龙应台公开表态“不在乎熊猫，在乎冰点”。陆委会希望“中共尊重新闻自由。”马英九也不能不表态。现在陈水扁执意要“废统”，中共传媒大爆美国派“密使”劝阻不成，但是你敢不敢承认陈水扁这次是见风使舵？是借全世界声援冰点，声讨中共的东风，扬台独之帆？
春节长假刚过，胡锦涛就对冰点做了“立即复刊”四字批示。去年胡锦涛在五一九防堵颜色革命的长篇讲话中，第一部分指示要严格控制所有媒体，尤其提出对不听中央指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媒体负责人，一定要撤换，但刊物、报纸不必停办，不要让外界了解内情。中宣部严格遵照胡指示精神责成中国青年报党组作出“关于冰点周刊整顿和争取早日复刊的处理决定”共七条，其中免去李大同、卢跃刚职务、三月一日冰点复刊，组织对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批判，是核心内容。获批覆后于十六日向冰点宣布，引起又一轮世界舆论的讨伐。国内十三名中青年知名学者以冰点作者身份，步十三位党内离休高级干部的后尘，上书胡锦涛和政治局常委以示抗议。
冰点新任主编由中国青年报党组成员、常务副总编、副社长陈小川兼任。此人是ＣＣＴＶ“与总编面对面”栏目的座上客，该栏目是奉命正面解读中共政策的辩护师和化妆师，陈小川本人被听众评价为“从不顾忌个人廉耻人格，专司涂脂抹粉的一个吹鼓手。”
此次镇压冰点，安全部门也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拿出李大同与浦志强律师全部的电话记录以示威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专门找了北大教授贺卫方谈话，以同班同学的身份，希望贺卫方不要介入，贺作为冰点作者予以拒絶，回答：“我能不介入吗？”
《史记．伍子胥列传》为中国留下了两个成语“日暮途穷”和“倒行逆施”。楚国人伍子胥为报杀父弑兄之仇，勾结吴国政下楚都城郢，拆了楚国宗庙，挖了平王的坟墓，抄起铜鞭，怒打三百鞭，连楚平王骨头也被打断了，脑袋也砍下了。伍子胥鞭尸行为被他先前的好友申包胥知道，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批评他不放过死人太过分，太残忍。伍子胥回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中共当前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对维权活动的打压应了这两个成语，或可称正在奉行“伍子胥主义”？中宣部正是推行伍子胥主义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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