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失血与良知失守—当代中国精神剖视
黄 翔
全民性政治浑浑噩噩
从“文化大革命”的偶象崇拜，所引起的虚幻的政治狂热，到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切向钱看，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热情衰落和冷漠，中国人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受人政治导向，其精神意识都自觉和不自觉地被人转移而不自知。这种政治冷漠乃至回避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其结果正是统治者的意愿，也正中它的下怀；同时也出于被“导向”和“转移”精神视向者主动或被动地与之配合。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民政治意识浑噩的时期，人们对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实质含混不清，也无心过问甚至一概不问，政治全面降温，从而衍化为全社会的政治疲倦和厌恶。面对自己生存其中的政治环境，少有拷问和质疑，在政治上表现或自卑、或自闭、或主动适应、或被动认同和漠然置之。政治成了统治者的事务和独家谋利的营生，全民政治大缺席，全民精神失窃。也可以说是全民政治缺钙、政治失血和良知全面崩溃、失守！所谓“缺钙”，是指缺乏政治骨质；所谓“失血”，是指灵魂被偷窃、掏空、缺少政治生命意识；所谓“失守”，是指对良知的放弃、道德沉沦、精神上举阳不起和全面撤退！
这一切既源于社会环境制约，也源于对社会现状的无奈和木然，以及精神高压下由来已久的心理恐惧的层层积淀。
没有人挺身而出，没有人勇于喝破，谁也不说话！奇怪的是，若有人大声说出，反而为众人所不屑甚至成为千夫所指！而竟不知其中作祟的正是一个民族隐忍的心性，和千年承传的群体隐形的奴性！在一个崇尚虚幻而抽象的群体而排斥个体的社会，这种情况也超越了人们心理上所能承受和精神上所能认同的程度！
叽喳之声与雷鸣之音
不是说，没有人说话，而是说没有人敢说。其实，中国人并非“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一有机会和条件，中国人就喜欢咋呼，尤其是知识分子。说归说，多属叽叽喳喳，少有雷鸣之声！叽喳的是群禽、是禽鸟的合唱，雷鸣则为独啸；叽喳是围绕社会现实利益、包括个人功利层面，雷鸣是宇宙生命个体能量的释放和外化；叽喳受世俗权力、“道德”和现存“法制”制约，雷鸣是对“现实”多重的超越；叽喳有“分寸”、有“底线”、受群体观念和社会现有认识层次制约，雷鸣是以个体表达的“宇宙生命”之音。“叽喳”者易惊散、易分化、易自行弱化乃至悄无声息。“雷鸣”有时震耳欲聋，有时以“沉寂的震撼”超越振聋发聩。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巨大的永存的能量超越时空，对庸常之辈不存在！
有说话的可能和机会，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总显得聪明、机智；但聪明和机智并非智慧，因为大智必大勇。前者诸多顾忌、以防伤身；后者注定天然地无所畏惧！
这是个政治上被强权和自身心性双重扭曲和异化的民族；也是个视“政治”、特别是“独裁政治”为畏途的民族。这个民族“敏感话题”特多、有形和无形的禁忌特多、人们也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并由此衍生出其他民族罕见的诸多怪异病症。就现阶段而言，这类症状可以简单概括为恐、等、忍、避、躲。“恐”无疑是害怕。怕什么？怕共产党。这种由来已久的惧怕，海外的中国人比国内的中国人更甚！他们在自由社会也仍然摆脱不了对“党”的恐惧，何况在极权社会体制内生活的人！“等”是指望命运迟早会变化。不仅是指望、而且是相信，所以人们才有心理能量一代一代的人“等待戈多”，哪怕戈多永不出现。“忍”是回避对立和矛盾激化而引发抗争。哪怕自己早已被人打入另册，仍在避免别人对自己持有敌意、把自己视为“敌人”，典型的“温、良、恭、俭、让”。这里的“忍”有别于佛家宽容和超脱的精神境界，纯属世俗社会层面、市井小人的忍气吞声。“避”是见危险就远而避之，有时间是自己吓唬自己，有时候还要指责直面邪恶的人，绝不奢谈战胜险恶的多重途径的探索和尝试。“躲”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彻底的畏缩。哪怕自己失去正当的政治权利，也要宣称自己“不搞政治”。
强权之外胆大包天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仍然将自己自外为社会“政治动物”。这是个仅沉缅、满足于贪欲食利的人生之境的浑浑噩噩的族群，几代人被共产党文化意识灌输、脑子早洗刷得发白的族群。他们不仅主动地将自己自外为社会“政治动物”，也不配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动物”。政治上人们早已习惯并安于任人宰割，羸弱的内心却几近绝望地期盼着头顶出现青天，生活中出现所谓“清官”或“明主”，给自己带来有限的公道。文化上纯属夹缝中求存，不求自己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只求别人的接纳和认同。最熟悉的是迎合，最陌生的是人格的独立。中国人无论政治和文化，都极善运作和钻营，人们在暴虐和高压下也能与之相融而不是对峙，靠的就是一个“钻”字。过去钻“权”眼，现在钻“钱”眼，并且“改革开放”地加了个钻“肉”眼。除此之外，不知人生为何物？！
当代现实中的中国人，是非常“现实”地“去政治化”的中国人。这类人，一般面对强权小心翼翼、胆小如鼠，强权之外却胆大包天，什么都敢搞。搞贪污、搞受贿、搞权、搞钱、搞假和伪劣产品、搞女人或男女互“搞”，就是不敢“搞政治”，因为怕“政治”反过来搞掉自己。中国人天经地义地把“政治”视为共产党的专利，早已拱手让给“一党独大”的共产党独家玩，而不是“要玩大家玩”，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甚至在自己被侵权、起而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中，也把“维权”和“政治”截然对立。因为维权是“现实”的、“合理”的、“不违法”的；反之，政治是危险的、不戴“保险套”的。也就是说，人家让你搞的你就搞，人家不准你搞的，你就不要搞。要求自己言行符合环境要求而不是质疑和挑战环境。他们不仅把“维权”和“政治”分开，也把“维权者”和“异议者”分开。其实，维权本身不仅是法律行为，实质上也具有社会政治性质。异议者和维权者活动范围不一、表现形式不同，却都对社会怀有关注的热忱，不应互相隔阂，而应彼此相融。
自外于羊圈的另类的“狼”
有人说，几代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是“狼”，也要对其不同性质加以区分，要看属什么性质的“狼”和吃的什么性质的“狼奶”。我们不取“狼”的嗜血本性及其暴戾与凶残，却不妨取孤狼的独立与血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应多一点“独立”的狼性，少一点软弱的羊性。更不应把“人权”视为“羊权”，自划羊圈，非“羊”莫入。在“长治久安”的极权社会中，中国人缺少的是血性，甚至视“血性”为“不理智”和“情绪”的东西，排斥阳刚气重的男性或雄性的生命素质。阴柔弥漫中容易滋长懦弱和驯服的品性。就东方民族来讲，汉民族显然没有蒙古族人的血气，甚至少了韩国农民式的剽悍。对于精神独立者来说，血性是一种生命品质，却绝非盲目躁动的乱世之恶，也非必然地成为弱肉强食的暴虐之源。当前，国内出了个高智晟，海外冒出个袁红冰，以及国内外还出现与他们相类似的一批人，人们因而就这么警觉、这么担忧、这么害怕，甚至让某些人感到某种程度的心理不平衔，完全无此必要。生命气质和人生道路各异，各有各的选择，世界因此而呈现多元。对于精神生殖器坚挺的人，你就让他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去“操”专制，你拉住他干什么？你不鼓掌、喝采是你的权利，但你至少可以保持高贵的沉默和容纳的心境。你指人激进、极端，强调理性；他视你偏于说教、甘于不争，缺少感性。你不“操”他“操”，不是人人非选择政治“性冷淡”或“政治阳萎”，而不以为憾、不以为弱、不以为羞。
“敢破”、“敢操”专制传统贞操
我们在社会政治“圆桌会议”上全面“缺席”，对自身应有的权利自动放弃、自动终止，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政治血性”、缺乏“政治刚毅”，同时缺乏时代政治审美意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把一些软骨、贫血、缺钙的生命素质视为“理性”、甚至视为值得肯定的政治品格，把政治审丑变成了实用功利政治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艺术。不以惧怕政治暴虐为丑陋，反而成为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公理。不敢以独立生命的雄性意识去戳专制主义的处女膜，让它永远保存令人厌恶的老处女式的传统贞操。在这个什么都敢“搞”、都敢“操”的时代，为什么偏偏专制却绝对操不得、不敢操？！其实，你只要敢操、敢破、敢戳，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密封的“洞”，就值得你这么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你不觉得你的生命意识太可悲、可怜？！对此，你还辩护什么和有什么值得为自己辩护？！戳开了，你就会见到另一个天地，人生另有洞天、另有风光。专制除了令你厌恶，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依附、为之眷恋。它那虚幻的威风，也只是人自打屁、自惊惶而已！这话我在国内这样说，在海外也这样说。与其说是行使自己言说的权利，不如说是出于对“专制”的厌恶之情！仅仅就敢言、敢作敢为而言，今天，生活在国内的有些人比许多生活在自由环境中的“海外华人”更头角峥嵘，这是事实！在精神上也活得更有生命质量！
“民主运动”深层精神透视
我并不以为，中国人被“运动”折腾得够了，反而是专制的“长治久安”令人濒于窒息！“运动”和“运动”不同，一是毛泽东的精神控制、全民洗脑运动，一是人权运动或民主运动。就争自由民主、反独裁专制、直指社会体制深层变革的本义来说，可以说现代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民主运动，我这里所指的是对社会思想、精神、政治层面的自由追求而言。“五四”运动本应该完成文化变革和社会精神意识的启蒙，以促成中国和现代世界的全面接轨，结果只变成了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随后从中孕育出“毛泽东思想”。这场运动最后导致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一家独大、独坐江山，长达大半个世纪向全民实施一党独裁至今！！！“四五”运动以承认现行社会体制为前提，目的是为纪念周恩来或以纪念这位“助纣为虐”者借题发挥，却跳不出共产党思维框架，根本上同社会自由追求与变革无涉。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却为幕后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不但其罪行至今未受到清算、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反而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仍继续受到维护！这就是社会的虚假和无耻！也是这世界的浑浊和荒谬！“六四”运动是人们为悼念胡耀邦而聚集天安门广场，其诉求指向为“反官倒”，而回避或者根本就从未旗帜鲜明地反叛体制本身。即使就当时运动的主要诉求，官方与民间在这场运动中果然达成共识，其深层实质也只是一场中国式的“钦定革命”。
是“站”起来了还是“倒”了下去
其实，最大的“官倒”正是体制本身，而中国最大的“贪”正是“一党独裁”的共产党！他们首先是政治之“贪”和权力之“贪”。以“孤家寡人”的特权方式向全社会发号施令，无耻侵吞全民的政治话语权。中国老百姓就这么顺从和胆怯，整个社会全自动不触及“政治”。可见中国老百姓不到忍耐的极限，从不去也不敢去触及统治者的命根。过去，对专制帝王如此；现今，对共产党也同样如此。所以，在强权的高压下，中国式的“抗争”首先是以“不搞政治”为前提。这一民族心性承传的“光荣”传统，早已由来已久。在政治霸权的基础上，共产党也同时贪钱、贪财、贪色，掌握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乃至妇女资源。在“革命”地主、资本家后，共产党不但成了最大的、唯一的“红色地主”和“红色资本家”；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把全国变成了一个“黄潮滚滚”的大妓院，独裁者无形中增加了一个头衔、即变相的妓女总管。事实上，中国正走着越南走过的路，即所谓不惜牺牲“几代妇女的利益”，换取“民族经济的振兴”，并以此视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当然，这种“正常现象”也包括与此同时并存的“全民腐败”和“无官不贪”。“六四”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所谓“反官倒”，也仅是奢望在共产党的“汤碗”里分点残羹而已。只要碗里有一点，却从不指望“碗”外的权力瓜分。但是，到了“全民下海”时期，自己也终于经不起诱惑，“官倒”未反成，却自身受到“精神感染”。其结果是，“官”未在腐败中“倒”下去，“民”反而“倒”于放弃政治和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只求实惠、不问政治，就是整个中国全民“倒下去”的主要精神特征和社会标志。这是个彻底丧失和放弃权力意识和权利之争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哪个刁民敢放“耗子药”或“敌敌畏”，最好的首选目标是共产党的“政治汤碗”。历史上的“六四”仅停留在“反官倒”的层次上，就一场“运动”的实质而言，未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之所以如此，既为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所限，也反应出中国人的务实心态和政治意识的缺失。我以为，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痼疾，也是“六四”运动隐而不显的被历史遮蔽的深层症结！
“四五”运动以镇压而告终。“六四”天安门运动，统治者轻蔑自己的人民并公然对人民寸步不让，最后竟胆敢以“血洗天安门广场”为这场群众运动划上句号！
此前，正是在这同一个天安门广场上，曾有过千百万中国人在这里向一个湖南农民齐声高呼“万寿无疆”。之后仍然同样是这些中国人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再次又向一个“人矮心歹毒”的四川人打出“小平你好”的献媚的横幅。前者曾高踞天安门城楼上操着湖南腔拉长声音尖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者却在血腥镇压“六四”运动中，用机枪和坦克发言并回应前者：“中国人民从此倒下去了！”
“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一个胡耀邦、一个周恩来。尽管这两个中共党内的人物个人的是非曲直有别、生前和死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不一，但他们都同属共产党人，本质上仍然跳不出对共产极权体制的共同维护。人们从未从思想实质和精神层次去衡量周恩来乃至胡耀邦，也从未对为纪念这两个人而引发的这两场“民主运动”往深处探本索源和引起深思。
“民主墙”：体制外的反叛与抗争
中国人要不在万不得已时铤而走险，被迫起来“打倒皇帝当皇帝”；要不受制于另一种思维，即期盼出现“明主清官”救民于水深火热。如果果有稍为开明的执政者出现、稍有宽松的社会局面，中国老百姓就感恩不尽。不管是胡耀邦，还是周恩来，这两个人只是引发“四五”和“六四”的某种“合法”的“借口”，却绝不是运动性质本身。唯有“民主墙运动”是一场彻底否定现行社会体制、在精神意识上与世界接轨并以“人权”为主要诉求的自由精神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自发地来自民间和底层，不以纪念谁为借口、也不受人隐形操控，完全是草根性质、来自体制外的反叛与抗争的力量。但它很快就被惨遭封杀，各民刊被取缔，各社团主要成员被逮捕、投入监狱，一代人受到全面打压、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官方网开一面，唯一放出的是“朦胧诗”。而在“朦胧诗人”在“朦胧”地“放声”歌唱和“自由”喧哗时，民主墙却成了“哑墙”和“死墙”。它不仅在历史中“被拆除”，也在人们的心目中“被拆除”。“朦胧诗”取代这场体制性的挑战运动本身载入历史，而“民主墙”作为一场运动却至今在当代社会历史中未留下任何真实的记录。不仅如此，它还被持“体制内”立场的权势依附者对其性质蓄意歪曲，协同官方在海内外混淆视听、对人们认识民主墙及其历史真相起到误导作用。
我所了解的民主墙一代人，其主体精神就是反叛现行体制。这些人中的多数始终不改初衷，说，不说给官方听；做，不做给官方看。在国内的时候置身“灵与肉”的双重困境，流亡海外也不是人们想当然地获得双重解脱、天然受宠，只不过“生存”的困厄换了另一种形式，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比国内倍加艰难。但这代人无论身处国内或国外，其理念追求和行为方式本质上都不偏离民间立场，因为它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这代人总体上有一种朴实的品性，那就是从不站在官家立场说话，也不在任何意义上迎合官方，在官方和民间之中巧妙斡旋。
政治权利的行使就是最根本的维权
总有一些人，其品性始终跳不出久经“体制”熏陶性质，却代替官方成了“体制外”的民间发言人。这类人的思维属“体制思维”，他们与生俱来地就认同现存体制、只想适应它却无意于否定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越体制的雷池，注定跳不出“体制”本身的窠臼。共产党不喜欢的，他们保持距离；共产党打压、排斥的，他们视为病害和异物，比如对法轮功信仰者群体和海内外民主运动。由此必然引伸出“维权”与“政治”无关乃至对立，而法轮功与民运也就对他们变得十分敏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党”高度保持一致，其言行如此走偏、其思想如此“正宗”、其精神视野空间如此狭隘，致使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动机几近令人生疑，简直不可思议！
我个人并非法轮功成员，但尊重人们的不同信仰选择，不管它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乃至不同党派，都有存在的权利，法轮功也如此。当这些精神信仰者受到暴政摧残和迫害时，我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对其投以人性、人道、人权的关注！我只是个独立诗人和作家，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成员，但我支持和认同人们针对极权制度组织反对党的权利。在反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暴虐和邪恶的意义上，我至始至终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员、也是所有反对暴政的反对党的一员。我宣称自己“超越黑暗”却不“超越政治”、特别是人类良知的“大政治”！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精神的坚守者！
政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有的权利；而自觉行使自身的社会权利，既是对权利本身的行使，也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对自身权利的维护。
一个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是理直气壮地维权；不拉开良心和现实的距离，对黑社会和流氓当道听之任之；不回避强权和暴虐的高压，而与专制者达成微妙的默契，却绝不会在一个极权的环境中视“政治”为畏途、对法轮功和民运敬而远之！面对专制者，“政治”无可超越、也无可疏离。执政者与平民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在“政治”上平起平坐。人在社会中，就是“政治动物”，举手投足无不涉及政治。你要“维权”就是因为受到“侵权”，权利之争既是法律行为，也是政治行动。若你坚持抗争，你就必上黑名单；若你放弃抗争，你就是卵蛋。若你寻求法律途经、依“法”解决问题，这只能在一个法制正常的民主社会中，在无法无天、警匪一家的专制环境中近乎空谈和自欺欺人！维权无关乎理论，也无关乎学养，它只要求“法律”兑现。维权不靠熟读死背共产党“法律”的繁文褥节，它只要求行动。维权不排斥“政治”、不回避、不害怕接触法轮功和民运，而维权者要警觉的是自行孤立而沉迷于与专制“法律”黑白亲善的幻觉。追求中国民主，不同群体大方向一致、途经和方式不一，应不妨互为沟通和兼容。在精神意义上，要寻求的是盟友，要孤立的是专制！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