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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在最近的两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所谓社会主义荣辱观，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只是那些一贯在人们心目中厚颜无耻的“党的喉舌”们急忙进行吹捧。
胡锦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八荣八耻？除了显示自己已经确立了君临天下的至尊地位，提出八荣八耻等于事实上承认，他搞了两年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大陆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寡廉鲜耻，道德缺失的社会。
提出八荣八耻，说明胡锦涛对当今大陆社会道德状况的忧虑，也表明他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来改变这一点。应该说，比起三个代表和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些狂妄和偏见十足的口号，八荣八耻是一个进步，因为其中多数价值是社会能够普遍认同的。当然，胡锦涛还是要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而且，他所谓的祖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政权的同义语。
撇开这些不论，真正的问题是，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能否达到推动大陆社会道德重建的目的？多数人之所以对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无动于衷，说明他们对此不抱幻想，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有人把大陆道德沦亡的现状归咎于市场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许多市场远比大陆发达的国家，一般道德水准也远比大陆要高。把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是一些当权者保护自己对权力垄断的论调。
成王败寇一直是中华帝国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合法性基础本身就有缺乏道德资源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点，中国人发明了天命说，同时还发展了一套“弱德”的哲学和文化。所谓“弱德”，是弱者之德。有学者说，儒教伦理的核心就是强调弱者之德，也就是强调地位低下者要忍让而不要抗争。虽然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是大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依然是用暴力改朝换代。正因为如此，现在有一些大陆学者，鼓吹恢复儒教的仁政传统，而要实现这一点，前提就是多数国民愿意接受弱者之德。这恐怕也是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一个背景吧。
中国能否通过恢复“弱德”的传统重建道德，会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就眼下的大陆而言，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一套逼良为娼的激励体制。所谓逼良为娼的体制，就是这种体制的激励导向与道德要求完全相反，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得实惠。
大陆激励系统的这种逆向道德选择，并非如大陆学者所说，是出于对市场认识的偏差，而是大陆当权者在合法性危机的压力下，自觉地利用经济利益的诱惑，收买精英阶层的结果。大陆的精英阶层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你要坚持公正和正义，那你就可能丢饭碗，受穷，而如果你要愿意以牺牲公共利益来谋私利，那我就睁一眼，闭一眼，放你一条路。
九十年代初的税制改革，把整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向中央和上级集中，而把各种公共服务的支出负担甩给了基层和农村。当权者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样做对百姓的后果呢？但他们需要钱来收买那些更有政治能量的阶层和集团。
在九十年代以前，大陆政府官员以及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事业机构的收入，与劳工阶层的收入差别并不十分悬殊，但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收入差距都迅速拉幵了。正是当权者对官员以权谋私，医生盘剥病人，学校盘剥学生采取了放纵的态度，才使得九十年代后期大批国营企业工人的大规模下岗没有了政治抵抗的能力，因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与工人分离了。
大陆当权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几乎把整个大陆的知识和精英阶层都拉下了水。教师必须在课堂上留一手，因为不能没有课外补习的收入，医生则不能不乱开处方，因为不能没有回扣，警察不能不吃罚款，法官则不能不吃原告和被告，而学者和专家要想不受穷，就不能不招摇撞骗。当道德的选择已经普遍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寄希望于个人的羞耻感来重建道德是不可能的。
要从这个道德沦丧的泥潭中拔出来，需要普遍地引入自治，比如地方的自治，大学的自治，但这样一来，共产党的位置又放在哪里呢？我不怀疑胡锦涛推动道德重建的真心，但我确实怀疑他能否明白许多人早已明白的道理：只要共产党不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国的道德建设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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