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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
自从管理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和古巴学习，被封杀的报刊有之，被修理的报刊有之，被撤换、被开除、被逼辞职的老总、编辑记者一批接一批，还不断有新闻人被投进监狱。每发生一次，都要引起除大陆之外的媒体蜂拥探究真相。
一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的事件不一样。
李大同捍卫新闻自由舍身取义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他个人的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同行、向知识界法律界朋友、向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揭露了党中央宣传部，团中央宣传部倒行逆施封杀冰点的真相，表达了他公开的抗议。
因此，我要称李大同是维护中国新闻自由的第一人。中国新闻界太缺少像他一样不顾个人安危，侠肝义胆的勇士，虽然在中青报很有几位，但在全国毕竟太少了，因此我要向他致敬！
李大同作为中央大报中层负责人公开捍卫新闻自由的的行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完全可以和讨伐中宣部的北大焦国标教授相比。
只饮井水的龙应台大趟河水
一月二十四日连夜，龙应台女士就给锦涛先生写了三千五百余字的公开信。龙女士对中共从来井水不犯河水，包括去年发表在冰点上、遭到中宣部怒批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讲述的都是台湾开放的政治制度保障下，均富的经济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扣题扣得不枝不蔓，只有一条绿枝伸进大陆，就是评价连宋在北大和清华的两个演讲，但是连宋也是台湾人，讲的也是台湾话，人家对你讲的话人家自己也不能评论吗？你请人家来不许人家介绍自己，还有比这更无理的吗？作为一位有声望的学者，龙女士都忍受了，没见她表示什么。
龙女士此次为冰点被封杀，情急跳了河，大趟中共河水。可见冰点事件影响有多大，李大同挺身维权影响又有多大。龙应台的这封公开信没有「被统战人士」的浑吞和暧昧，直接得就像指着和尚骂秃驴，这样一篇足以令大陆新闻人学人下岗、治罪的文字是出自中共多年奉为上宾的龙女士之手，看来「座上客」的位置根本拢不住人家了，这还不能令决策人深思和检讨吗？
审读员是最丑恶的文化思想特务
李大同在他的公开抗议中揭露了中宣部《新闻阅评》对冰点一贯蛮横无理的指责和批评，对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欲加之罪是登峰造极，是算总账。
冰点的遭遇，也是中国所有传媒业，出版业共同承受的统治和威胁。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都设有审读处，省地县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相应也设有审读机构。在中国报纸数量发展为世界之最的今天，仅靠一部一署是管不过来的。审读处只是组织联络机构，每一个干部手下都招聘一批审读员。
中宣部，新闻总署的审读员级别最高，一般都是处级、司局级，大多是年龄过线，刚退下的老总、副老总，首要条件是政治靠得住。审读员从审读处拿额外津贴，例行每人每月笔头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就是根据他们的报告编写《新闻阅评》，往往荒唐恶毒得超出常人想像力。这种管理媒体的方法，要退回几个朝代？
审读员制度，配合重大事件一律采用新华社电讯，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突发事件媒体不得异地监督等等清规戒律，就形成中宣部控制全国新闻出版的天罗地网。这是比当年老祖宗马克思批判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更坏一百倍，更恶劣一百倍的制度。
李大同的公开抗议和维权是对当今世界最坏的中国新闻制度的揭露，中国有良知的新闻人都应支持李大同，支持冰点，共同要求和维护新闻自由权。
【冰点被封杀不过二十二天，中青报编委会匆匆忙忙对冰点实施挖心抛尸手术之后，宣布冰点要复刊了，这可以说是中宣部招架不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在中国报刊上留下冰点的名字。】
新京报和新华社比水平
新京报的事件发生后，我接到海外多家媒体的询问，我对人家一问三不知，不能给心急火燎的敬业的同行们提供任何资讯，我只得告诉人家：我不读新京报。
二零零五年，中国报业依附高增长的经济，报业种类已占全球日报总量的七分之一，听说当局不仅自称是报业出版大国，还以「世界之最」自居了。这好生了得？就算中国人口世界之最，可是不读书不看报的，读不起书看不起报的，数字也都可以称为世界之最。世界之最的人口刨去两个世界之最，剩下的数位就算不上什么了。「世界之最」的报纸，供给算不上什么的人口看，大部分就成了废纸！
我对新京报的孤陋寡闻，大概可以用北京报纸多如牛毛来搪塞。对我不了解的新京报，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该报十一月被删去的登在报首的口号：「负责报道一切！」在当前体制下，在中宣部的管辖下，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个口号还能亮给读者近三年？一可能是中宣部审读组把它读成了广告，中国现在是广告的天下，就连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总爱称的「第一时间」不也是广告吗？二是新京报人自己想做而实际没有做到。可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中国青年报人，这方面的遗憾还少吗？
维护人权的社论写得好
新京报事件越炒越热，一直到光明日报全员接收，引得我一定要对这家伤筋动骨的报纸关注了。我开始浏览它的网页，十九日我读到一篇写得不错的社论《从户口名簿抹去污点┃┃归正人员权利回归》。一月十八日华商报报道：西安市公安局规定，在办理刑释、解教人员落户时，户口名簿上不会再出现「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少管」等字样。新京报为西安市公安局的新举措叫好，社论说：「在具有身份证明性质的户籍簿上记载相关惩处记录，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归正人员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其中，劳动权、受教育权和隐私权是归正人员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几项权利。」所言俱是事实。
「权利不平等、社会的漠视、人们的排斥、没有生活来源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归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巨大障碍，一部分自制力不强的人甚至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可见，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定时炸弹』┃┃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充当这个角色。」讲出了中国社会无视人权的的症结。该社论提出「对于刑释、解教人员而言，法律已经给予他们足够的惩罚。在处罚执行完毕后，他们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社会成为一名普通的公民，由此享有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符合人性的呼吁。
对于社论主张的对于刑释、解教人员「以一个更为中性的名词┃┃『归正人员』来称呼他们更为合适。」本人不能苟同，公民就是公民，用什么代替，都是歧视，正像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分子、异议人士、敏感人士，最近又多了访民、维权人士一样，中国只要给公民以别样的称呼，就意味要对这些人剥夺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及公民应享受的安居权利。但是「归正人员」的称谓，对全篇社论，瑕不掩瑜。
新华社错得一塌糊涂
新京报十九日社论，让我想起七二零零五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在报纸上的新华社发的姚文元病逝的电讯「、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亡」，下边则是「姚文元，男，七十四岁，一九八六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九六年十月刑满释放。」（一九八六年一月年还是更正的日期，新华社六日电讯竟然是一九七六年十月月）释放九年有余，剥权已满，仍被称么「反革命集团主犯」，更何况「反革命罪」早已从刑罚中取消了呀！姚文元确是丑类，但是刑满之后就是公民，对他软禁，不允许他自由出版，这些行为只能显示对人权侵犯的丑陋。看来新华社表现出的水平远不如新京报。
新华社之所以能犯如此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有苦难言，只要是喉舌，不管个儿大个儿小都作不了自己的主，主子情急时往往要自己夺过喇叭吼一吼，中宣部要求新闻报道实名制，可是去年一月十七日发布赵紫阳病逝五十六个字的新华社电讯就没有署名，新华社经常为主子背恶名就是中国新闻的一大景观。
——原载《开放》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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