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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罪大恶极者，固属可杀，但是否真有这么多该斗、管、杀的呢？从1979年平反情况来看，就证明不少错搞了。这里且举数例：
大革命时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后补委员萧石月烈士遗孀，哭夫将双眼哭瞎。又常宁农运领导人之一的萧礼樽烈士遗孀，家破人亡、断子绝后。两位守节半生，土改后，被生活无着，各自改嫁贫农老头以了残身。思之心寒。
地主分子或者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党时的文武官员，除了外逃者几乎都被镇压。
解放前回乡的民国县长唐伯钧，起义时的迎解联主席，土改时被杀。
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动员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枪杀了。
回乡的民国团长48岁的欧阳耆，1949年8月才当两个多月县长，同情起义，整理档案，清理钱粮，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共南下干部。办了移交后即被关押，1951年被镇压。临死时双滕跪倒在公安局长前哭诉说：我是真心诚意地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投降不杀的呀！
像以上起义投诚的在乡文武官员，也几乎都被镇压了。
年过花甲，身高体大的名老教师廖安世，土改时被民兵毒打后悬挂屋梁掉下地来活活惨死。县立初级中学、简师校长、教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乡的只剩下两位，到反右时仍难逃一劫。以至后来长期师资缺乏，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文盲或半文盲任校长、教育局长和管教育的县长。今日教育质量之差，非三代不能赶上，百年树人啦！
一位烈属、开明士绅、66岁的名老中医，从1949年常宁第一次各界代表会上的第一位代表，也是终身人大代表，1951年还任常宁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押回乡里接受斗争。拉来两农民硬给他打了两个耳光才罢！以后以中医为业，独享挂名代表。“文化大革命”一来，高龄80，虽然没挨批斗，但只月发10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唯一一位统战人士，终因夫妇生活无着，在饥饿贫病交加中惨离人间。
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土改时被迫挨了整，虽然也算过了关，但是拖了这个地主出身的阴影，在土改后的接连不断的整党、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各种运动中，总是拿他们开头刀。搞得九死一生。待到改革开放才来平反，有的死了，有的头顶飞霜。黄金青春成了浪里白条。如大革命时的老红军白区工作者，到建国后，幸存萧韶、曹亮、崔农山三位，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死一生，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已经风烛残年。追求真理之路，是多么荆棘丛生、艰难险恶！萧韶留有诗曰：
煮豆燃箕千古恨 窦娥无辜奈何天 碧玉蒙尘十年劫 艳阳再照两鬓斑
崔农山留有诗句曰：
有字饥难煮麦饭 无钱鬼亦愁荒山 天旋地转今犹昔 虎食狼餐世代传
一些毕生追求理想者，从少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探索，也留给后人继续探索。
地主出身的地下党员，原来所凭反蒋独裁的革命法宝——争民主、争自由，岂知一夜之间就都变成革命的对立面，建国前，对知识分子政策还是“教育、团结、改造”六字方针，建国后，一下子就只剩下“改造”两个字了。
至于一般地主，按土改法三年就可根据表现摘掉地主帽子，但是到期根本上没有几个摘帽的。逢年过节，必先整顿，民兵监督，初一十五，就要到大队或公社汇报思想、听训话。社会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抓住这些四类分子作首选活把子，用大批判开路，除批、斗、吊，关、管、杀外，有的还要地主子女也参加四类分子听训话，让他们小小心灵受到沉痛的创伤。地主子女到处受到岐视。被剥夺了他们的教育权，招工权。找对象也多在地富家庭内部通婚。很难与中贫农结合。还有单身终生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再长此下去，将与印度一样，社会上将出现一个贱民种族。
地主和他们的子女不仅土改一时，而且以后长期受害。每遇各种运动，总是胆战心惊。人命危贱，朝不保夕。所受岐视，难以形容。只要是地主，在四类分子里也还要低一级。对不是地主的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犹能允许入社，地主则不行。在蹲监狱时，看狱员问到你是地主出身的任何人，都要严管一层
凡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即使过了土地改革关，以后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改造就没个完。入党入团比登天还难，入进去了，还得看别人眼色，不敢乱说乱动。
1957年反右派：全县共批判斗争1732人，其中被判刑166人，拘留147人，1982年后全部平反。全县共划出“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干部59名，医生5名，工人2名，右派分子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05名，（其中判刑33名），余皆遣送回原籍或集中劳动改造。至1979年才全部改正。从数字里虽然没分清是什么出身，但是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地主出身的。
1959年9月21日反右倾，82人受到重点批判斗争，其中13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9人被定为有严重反党错误。开除党籍的3人。直至1978年全部平反。这里地主出身的就要少得多了。因为他们整的对象都是共产党员。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9月以后，全县有80多名无辜者惨遭杀害。接着“三查一清”（查敌情、查社会关系、查海外关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共清出“阶级敌人”745人，逮捕和拘留24人，批斗2568人，群众专政1233人，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这里出身地富家庭的就是大多数了。即使没有发现问题的，运动完了，就来个下放乡村
定人的思想罪、文字罪，1968-1971年共发生所谓“反革命案件”313起，拘留、逮捕、戴帽219人，到1979-1986年全部平反。这里讲几个地主或其子女被惨杀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黑杀队”的几个故事。
一、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造反派，公然私立“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这次的“杀人风”，全县清理共杀了地、富及子女82人。杀人方式，就是用的锄头、鸟铣、大刀、棍棒、活埋等原始用具、原始野蛮方法搞掉的。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书记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
“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
二、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宁解放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地主分子当然戴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供销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了。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义务制，十余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百多亩田的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了。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
他问那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三、用藁荐卷起给狗吃了
特别革文化命的十年，中、小学教师遭到一场大劫难，毛泽东一贯要求做驯服工具的人，突然号召学生们大大的“造反有理”，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还是驯服，只是更加明显地要大家接受一个人的驯服而已。红卫兵纷纷争着表现能忠于毛主席，便大打出手，如县一中的红卫兵头头不但把学校的藏书全部作“四旧”烧毁了，而且把教师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为残酷的是红卫兵把教师陈炽强毒打得体无完肤，烧光了他的衣服，用小刀刺他的脑袋，玩得不亦乐乎了，最后头头用体育用的小口径步枪连射两枪，立刻断气。唐国新老师从写毛主席语录架上跌下来，腰腿折断，还在挨批斗，被逼得横路闯车自杀未遂，仍逃避不了斗争，只得悬梁自尽。但还有一传说是被暗杀的，成了不解之谜。最后叫两个“黑帮分子”教师，用藁荐卷起丢到山沟里给狗吃了。
1978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全县562名地、富、反、坏分子才全部摘帽。但是还是过了几年，人们的成份表上从此消灭了地主。成了没有正式平反的平反呼！
上帝赐我拳脚，本为手足联情，共创人类幸福，谁在拆我黎民？
注释：
1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1988∶2；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4。
2 《毛泽东选集》，页17－19。
3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上和会后在湖南的讲话，见赵效民，页120。
4 192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的复信，赵效民，页122－123。
5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赵效民，页125－126。在这样的会议上，大多都有国际的“代表”参加。
6 关于井冈山、琼崖乐会、湖南醴陵，以及稍后（1928）平江、浏阳等地的情况，见赵效民，页129、135－137。
7 关于策略问题，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要以不妨碍革命的发展及工农的利益为原则，不可事先作法以自限”；又见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23日）和给安徽临委的信（1927年8月2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佟英明）编∶《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求实出版社，1982，北京，页51－56。
8 《土地革命纪事》，页48－49。
9 《土地革命纪事》，页85－86。
10 赵效民，页130、135；关于“烧杀政策”，还可参见李锐：《李锐反“左”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358。
11 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11月25日），《史料选编》，页181。
12 赵效民，1983，页88。
13 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1927年11月），《史料选编》，页202。
14 《土地革命纪事》，页78。
15 赵效民，页180。
16 见1931年9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及1934年6月25日张闻天的文章，《土地革命纪事》，页247；《史料选编》，页803。
17 1931年2月中华苏维埃土地法草案，赵效民，页179。
18 赵效民，页185；而在一些苏区（如闽西等），已经把地主、富农“斩杀干净”，见曾繁正主编《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红旗出版社，1998），页27；《土地革命纪事》页263，谈及打击到中农以下阶层。
19 赵效民，页180、184、186。
20 赵效民，页183、187；《土地革命纪事》，页33、351；《史料选编》，页648。
21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土地革命纪事》，页321。
22 赵效民，页187。
23 《土地革命纪事》，页273、310。
24 《史料选编》，页744、767－768、648。
25 昔阳安坪调查。
26 某老干部的回忆，1991年1月；打击开明士绅见董志凯，页113、161。
27 杜润生的回忆，1991年4月，1992年12月，1993年1月。
28 杜润生的回忆，1991年4月，但新区土改“乱打乱杀基本是控制住了”。
29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页130
30《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59，页29。
其它未加注者皆选自《常宁县志》和笔者所著《天堂脚印》。
82岁萧一湘 200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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