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人民革命，也就是在二十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失败。这个失败，首先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失败——十月革命产生的恶果之失败——这个思潮的修正主义变异除外——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理想被宣告为一种邪恶的思想邪恶的实践。

接下来是人民梦想的消解，人民已经摒弃这样的革命而诉诸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斗争，从而将普世价值纳入他们的新式革命之中——也就是说，现在的颜色革命和中国维权斗争，都已经从人民革命的老套式中觉悟过来，而产生了再选择斗争性质，斗争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思想的可能性；虽然，这个颜色革命在前苏东国家胜利，而中国维权和民运尚未出现在可见将来胜利的可能性，但是，人类摒弃老式革命的选择已经十分明显。

其间，人民文革的再选择——有人鼓吹二次文革——当然是一种怪异和与世界新式革命不合拍的革命。

二十世纪人类两种悲剧，一是社会主义思潮，二是纳粹运动及其统治（包含战争）。而二者之间内涵是相同的——这个相同之处是，他们都以人民的民义，行反对人民之实。

而人民文革，是纳粹和人民革命实践和逻辑的持续，乃是二十世纪最为荒唐和残暴的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之所以这样判定，是因为，无论是纳粹，人民革命还是人民文革，其实质，目的，手段，诉求，方式和思想等内容及其形式，是一脉相承的；是人民和独裁者互为响应和补充的一场悲剧和闹剧——他没有任何通常的正剧严肃性，只具备荒诞剧的悲剧性，是人民受到蛊惑和嘲弄的革命，其中的非理性大大超过理性带来的悲剧性。
虽然，这样的革命，也是起源于人民的若干诉求，并被独裁者加以利用之的革命——人民，作为独裁者的工具或者玩具，被巨大的幻觉蒙蔽，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甚至屠杀，变成了一直以来人们所谓的暴民统治（或者叫阶级斗争）；而人民在革命中的所谓利益，无一例外，丧失殆尽。唯独革命的策动者收获颇丰，完成了他们改朝换代的"使命"；革命过后，人民重新回到被褫夺和被奴役的地位。

而人民文革，正是这个革命幻觉的再爆发和再消解过程。人民文革和人民革命一样，被历史裁定为，可以放入历史博物馆中供人观摩的"人民耻辱"和"国耻"。可惜，中国人尚未获得这种荣幸。

在阐述革命之前，我们应该对人民和革命以及独裁者三者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个关系包含了这样一些因素：凡是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名义进行的，而革命对象，无一例外，都是人民利益之古代和现代的代表如资本家和地主，乡绅阶层等。也许，我们毋庸采取考证的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比如十月革命针对的沙皇和所谓资产阶级政府，对于人民一直以来的压迫和剥削，成为他们革命的籍口。人民和列宁之间达成的所谓"默契"，当然是实现苏维埃权利之前提，是推翻克伦斯基统治的主导因素。人民，宁愿取消十月可能到来的选举而选择了暴动。

需要辨证的是，十月革命中独裁者列宁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历史来看，人民，在十月里获得的许诺和兴奋，经过柒拾年的印证，被证明为是一场虚幻。苏联人抛弃了这个革命，接纳了他们的反十月革命的新政权，并且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虽然，他们之中，尚有怀念之的人群存在，比如他们新近写作了大部头的为斯大林唱赞歌的传记（『斯大林大元帅』2004年出版）等等——他们不认为苏联人当时反对克氏，有所谓"维权因子"，就对苏联和斯大林政权的罪行，给以"宽容"。

这里的问题极为明显，苏联革命的性质，是导致极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固然，他们同样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主张实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但是，革命开了玩笑，人民的一切权利最终不是归于苏维埃，而是归于斯大林。于是，十月革命的黑色幽默得以产生，抨击和否定这个革命的古拉格情结，得以产生——也就是说，革命素愿导致和革命素愿相反的结果。

任何"维权"过程，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进入革命交响乐成为正式主题，但是，这个主体是无法成长的——这个交响乐最后是以取消人民主体加以结束的。这是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人们已经不需要来繁琐考证这个过程抑或拿出尽人皆知的证据，也不需要重新评介列宁主义的历史作用，俄罗斯人完成了这个检验。他们用对于俄罗斯复归的实践，完成了他们对于"苏联"的否定，产生了重新肯定东正教和普世价值的人民选择。而在这个选择里，前苏联人民反对克伦斯基的"维权"运动，同时，被放进了人民受到列宁蛊惑和煽动，这个历史和价值判断里。

因为，正像哈耶克引用阿克顿说过的，通向天堂的理想把人们引进地狱！
在俄国，1917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发动了革命。

帕·瓦·沃洛布耶夫说过："我们喜欢援引一句涵义深刻的话：革命
--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是越思考革命的历史，就越多地发现，人民群众不是极其必要是不去上演这个节日的。这是在过去，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因此，应该明确地说，像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所说的，推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基本的生活需要，为满足它们而进行的斗争。"（《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
（请注意，如果没有革命发动前提的一般性"正确"，列宁们就几乎更加一无事成——虽然这个一无事成柒拾年后才有定论！）

那么，中国革命，毛式革命，是不是有任何区别于列宁主义革命的地方呢？很可惜，丝毫没有。党，实在是用中国当时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作为其爆发革命的口实。无论是刘少奇等人，还是周恩来等人的工人"维权运动"，罢工和起义，还是毛的湖南农民之"痞子运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角度上，被定义为"维权运动"。他们许诺给人民的东西，远远超过文革中所谓"经济主义"运动的要求。这里的许诺是：土地，工厂，甚至人民政府，人民选举，人民报纸，平等，民主甚至自由。他们接过苏联的斗争方式，斗争口号——实际上是在苏联人的指挥下，行使革命斗争——并结合远在农民起义年代，被煽动起来的各种口号，实行苏式和农民起义之中国特色结合的革命运动。

在实行土改的年代，党，策动所谓贫下中农的杀戮，已经成为文革之人民暴动的先声。这种人民暴力和警察暴力互为补充和替代。在各种斗争会场或者农民园地里实行了大规模的枪毙或者武斗。这样的场面，人民暴力和警察暴力，同样是交替出现的。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党，是不是一个维权运动的老祖先呢？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要考察党，毛和列宁，是不是维权运动的始作俑者，而是要考察他们这类运动的性质是什么。这类革命的性质，简单而言，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蛊惑人民造反，取消任何当时存在的健全，或者并不那么健全的法治和宪政，实行痞子运动，靠所谓革命高调和人民情绪，煽起一种无法无天的乱治，以谋他们个人之需，官僚之需和"新阶级"之需。

这是他们革命的性质——重复而言，他们的革命，是要找寻某种借口的，这个借口，就是针对当时当政者的所谓压迫剥削，实行革命和暴动——我们的着意点是——毛式和列宁式革命的非合法性，不能以他们打出"维权"，反压迫，反剥削而变得具备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个"非正当性"，正好是他们实行了比较沙皇和蒋介石更为侵害人权的统治，而被历史证实的。

换言之，人民接受此类革命，除去产生一个虚假的"维权"幻觉，他们得到的实惠等于0！他们实际上从天堂被驱赶到地狱！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毛发出文革号召，呼吁所谓巴黎公社精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玩弄列宁玩弄过的过时伎俩。正是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十月前夕——重申巴黎公社原则，提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平等和民主诉求，包括停战——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把饥饿中俄国人民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这个做法，和中国在大饥荒时期，毛命令周把成千上万顿肉类和粮食运往东欧如出一辙（见张戎『毛』）。这对于共产党的干部和党的人民，党的知识分子，并非什么秘密。许多人在五，六十年代就熟悉列宁的书籍。而当毛提出这个巴黎公社原则的时候，其包藏的祸心是极为明显和拙劣的。只是人们没有辨别和戳穿之的发言权。

让我们把我们在1967年时引用的巴黎公社原则再都引用一遍吧！这个二次引用，我们的却去是宵壤之别。前此，我们好像如获至宝，以为文革目的就是以下这段金科玉律；现在，我们把这个金科玉律可以丢进茅坑了——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说道:"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著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著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列宁呓语道，军队因为是多数真正人民在反对和镇压少数剥夺者，所以无需军队，只要人民即可以对付，云云。

难道我们有良知的人们还要对这段话过多给予解释和辩护吗？
苏共和中共对于上述原则，实行过一丁半点吗的实践吗！
他们的常备军和新阶级官僚体制，有过一丁半点的，比较老官僚体制的任何松动和弱化吗！
苏联和中国的公社，也就是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在什么意义上排除了奴隶营，奴隶制度，奴隶秩序和奴隶精神呢？
不是也有一些怀念者在重复没有列宁的列宁主义再试验吗——他们说，列宁提出了问题，错过了机会。等等。（见齐泽克）

——这可真是二次文革论者的思维方式之国际大融合——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衡量所有外国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解构和结构的兴趣。这是时代的课题吗？（见德理达关于马克思幽灵的论述。）

而后来转向自由主义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哥本哈根演讲里说——"在革命后不久，一个沙皇的军官，查列夫斯基愤怒地写道：「谁会相信一个看门的人或一个更夫突然变成一个法官，医院的侍者做院长，理发匠做官，伍长做总司令，日工做市长，锁匠做工厂经理呢？」

「谁会相信呢？」他们不得不相信。当伍长击败了将军，当市长──旧日的日工──打破了旧官僚抵抗，车上擦油的人将运输系统恢复，做经理的锁匠将工厂恢复得能工作时，他们除了相信外，别无他法。「谁会相信呢？」让他们且试一试不相信看。"（『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难道真的是工人，"日工"们代替了原来的或者新任的"市长"吗？何以同一个托氏后来要责骂斯大林这个暴君，及其所谓的专政是针对工人本身的呢？

就是在1932那年以后不久，1937年1月9日，托氏死在斯大林的长臂砍刀——从莫斯科延伸到墨西哥——之下。而由美国的哲学家而非苏联人杜威出面筹组了调查和昭雪小组。而托洛茨基，也从他的革命辞藻里，被移葬到自由主义"墓地"。

列宁和托氏为十月辩护的"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维权"——这个最大的维权，实质上是他们为十月暴动找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人民革命可以在俄国这个"薄弱环节"施行。

列宁突破了这个环节。

在十月以后，他发出极为类似文革的叫嚣，叫做"扫除一切害虫。"他甚至把反对者叫做"粪便"，欲以埋葬。（见索尔什尼琴『古拉格群岛』）成为十月的另一种风景线，而且是实质的和真正的俄罗斯风景。

至于毛，我们重复说一下，毛在战争，革命和所谓建设里造成中国人的死亡，是以千万人记的，他会容忍任何"维权"运动吗？也许有人说，是人民，而非毛，在维权。我们的说法是，毛释放了人民可以维权的假空间。人民被他操纵，然后表演，然后下台，然后完蛋。难道不可以想象，毛何以给出这个空间吗？利用这个空间，究竟是毛意，还是民意？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

甚而言之，人民革命中人，中国人，正是因为他们群体选择了革命（而不是党所谓的反革命），选择了这个党（而不是蒋介石的党），选择了列宁主义，毛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中国才产生了如此的倒退，如此的饥荒，匮乏，如此的荒诞，血腥。人民维权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使得中国历史完全停顿甚至倒退。我们看到，当美国人登月，发出人类新使命的时候，毛在做些什么，国人在被迫或者主动做些什么——他们云集在一个会所里大唱革命赞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亲，说，他们又打倒了一个害虫刘少奇。可悲竟至可笑。他们和登月时代真是天地，人兽之隔。在这个全局如此可悲的时期，人民文革者还有兴趣来辨正什么革命有理，造反有理吗？

——在另一方面，为如此荒诞之革命命名为"两头真"者，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合理性——党内改革和党内民主追求之合理性！

为了给文章一个插曲，我们看看独裁者是怎样玩弄他的人民的——这可是一些人民之最，之翘楚啊——我们当然是在"人民"和"敌人"这个意义上，定义这类人民的。。。。。。。斯大林对于布哈林玩弄了一段时间的欲擒故纵，他在毁灭其他党内元老的同时，给予布氏一个幻觉，期望不被整肃。而布哈林噤若寒蝉。一次上克林姆林宫庆典，发现有军人站在他面前，他以为一切完了。但是斯大林说，为什么布哈林同志没有站到他的位置上？

布哈林不断给科巴（斯大林绰号）写信，求饶，争辩和申诉，但是，科巴丝毫不予理会。。。。。。

以后，他又告诉布哈林，不会搞掉他的党籍，遂使得布氏停止了一度进行的绝食。布氏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挣扎再三，梦想与梦魇并存。但是最后，一切还是发生了。（『古拉格群岛』）

而毛对于刘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也是如此。那种游戏心态和权欲放纵，给第一主子，唯一的主子，带来许多乐趣。

第二主子瞬间变成罪犯和贱民，他很快被整死在河南。

这就是毛式手法，他当然是在重复人民革命和伟大列宁和斯大林的统治手法。

之所以要引用刘少奇和布哈林，是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毛类独裁者对于他的功狗尚且如此，他们会把人民放在维权和解放的地位予以重视吗？

谁，会犯下如此真诚的左派或者右派幼稚病呢？

我们一再重复的，他们过去要"扫除一切害虫"，是要扫除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要扫除革命后之敌人——这和扫除他们革命前之敌人如出一辙。

毛把列宁的话，改造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反对了"三座大山"，然后，人民中"三座大山"的遗民，遂成为他的敌人。在1917年和1949年前后，这些伟大革命者，究竟是在杀人，还是在救赎呢！如此这般的救赎，难道可以想象，在毛巩固了他的政权的1966年出现吗？

苏联被害者的名单，有名有姓者，已经宣布为几百万人——而王友琴做出了几百人的文革死难者名单。在这些死难者的心里，他们是在经历某些带有某种积极意义的维权运动吗？他们被清华，北大乃至全国造反派治下乱棍打死，是因为"非妖魔化"的造反派，要试一试维权运动的滋味吗？而这样那样，在毛一呼一息中吐故纳新的妖魔，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以后民主自由之先驱吗？。。。。。。毛把所有看来是被压迫者——请注意，实质上是被他本人的政权所压迫者——偷换成为被另一个政府所压迫者，或者只是，请注意，"只是"被刘邓压迫的"人民"，起来造反！

他，俨然一个世外之人，或者去南方游逛，或者写诗造文，或者游泳戏水，最后，写大字报。他当然在某种时间和空间里，不但懂得人民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证，而且懂得人民丝毫没有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言——他知道，中国国中，革命形势是随时存在的，因为，正是他本人，造就了这个民不聊生之局面。所以，他摇身一变，成为鼓动革命之第一人——而无人敢于指出，全部罪过，应该由他负责，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言刘邓，言张三李四王五。

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毛选里没有的"造反有理"的语录；他给中学生写信，鼓动他们造反，不学习，搞空头政治，培养狼之精神。他策动中学成立合法的假民间组织——红卫兵。他写大字报——然后在政治局印发——哪有大字报在衙门里传阅的道理！一个完全由毛发动的"维权运动"，在笔杆子们的蛊惑下，成了气候——焉有不成气候的道理，毛即朕，即国，即"人民"。毛，当然希望无论是"经济主义"的反对派，还是政治主义的反对派，在他未实现政治目标时，都群起而乱之，乱倒刘少奇，为止。

人民文革说的炮制者，看到在毛的鼓动里出现的造反派中，有若干似乎是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存在——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正好是毛本人，在号召造反。他希望人民起来反对那个刘邓官僚体制——毛，甚至于几乎是义愤填膺的。

他期待的，当然不止是人民起来维护经济之权，还要维护所有十七年丧失之权，他好像上帝一样，一夜间，成了人民耶稣。

而当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以后，一切造反，一切经济，政治权利之维护，一切人民之所谓，就都滚蛋了，滚到毛式粪坑里去了。我们反复说明毛式文革的整体性质在此。这个性质，比较他的1949年革命之性质还要荒唐。是因为，这个毛式文革和毛式造反，给出的蒙骗和欺诈空间，比起49那一次要短命的多得多。

有作者说，他们没有看见比"经济维权"更多的人民文革的实例，成为研究人民文革之困境——不！所有人民文革的反官僚，和我们前此说过的所谓党的"土地革命"，工人革命，乃至人民革命如出一辙，都是党的意志，他要反，要不反，或者要反与不反——人民，在丧失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里，只好成为毛的政治筹码和御用的工具——不但人民反对了任何的党魁，兵头，不但他们打击了毛式或者刘氏的政敌和官僚，他们不但是"经济主义"了，还是政治主义和文化主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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