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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巫师”到“财神”
——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的缺位
丘岳首
前言：历史星空下的政治“巫师”与“财神”
对中国历代统治者进行历史回顾和考察，我逐渐发现从远古延伸至今的王权古道上，站着大大小小黄袍加身、仰天长望的“政治巫师”。他们“奉天乘运”，以“天命”论证掌权的合法性：“替天行道”，自封“天子”以令子民，成功的将“巫术政治”维持到上个世纪末。
上世纪末以前，中国“政治巫师”的“巫术政治”从未遭遇到真正的不服从者，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实质上也是“巫师”领导的造反。
辛亥革命第一次真正震撼了“巫术政治”传统。
但国运不佳，历史和生命之神没有给予孙中山等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最终推行“宪政”，在“训政”和“军政”的阶段里，孙中山推行“一切政务悉由本党负责”的一党独裁政令，确立了国民党威权政体和党国体制，文明政治领袖未有良好的生成环境。
“大巫师”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于1949年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权后，以其高超的政治巫术使数以亿计的信众匍伏于自己的脚下，六十年代天安门前狂热的人潮是垂死前中国“巫术政治”的一次灿烂的回光返照。毛泽东是众多“政治巫师”之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有万千信众将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和出租车内。
物极必反，遍野饿孵的大饥荒，无法无天的大动乱，终使中国“巫术政治”式微。
随着落难于江西工厂的邓小平重上权力政坛巅峰，“财神政治”开启了新篇章。毛泽东遭邓小平所克，长期遭压、命运多舛的“财神”们开始“舒筋活络”、“精神抖擞”。
“财神政治”以“发展”的“硬道理”杜绝一切关于真理及政权合法性争论。从以“萝卜”利诱精英，以“大棒”维持稳定，到公开私分公产，默许新权贵“闷声发财”，再到赤裸裸以金钱“跑官”买人命。“财神政治”似乎一路看好，行情看涨。
然而，在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大潮声中，硬币发出的美妙的声响并不能掩盖和吞噬自由的呼声。抢来本钱、官商勾结而腰缠万贯的大小财神们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安全感，“财大气壮”、“我有金钱我怕谁”只是财神们虚弱内心的外表，提心吊胆得过且过的日子绝不好过。“财神政治”没有公平竟争的起点，更不具有化解由贫富悬殊必然引发激烈矛盾的机制。这种情形下，要让多数普通人“在我们看到其它人比我们更富时，我们不能生气”是“财神”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财神”取代“巫师”是中国政治的一次历史转折，无论财神们乐意与否，“财神政治”正在迅速为取代自己的文明政治的产生创造条件。
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何时登场，端看浸淫“巫文化”的现代国人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今天能否尽快更新知识产生出真正能管治国家的大智慧。
叙述从“巫师”到“财神”的政治传统，主要是要彰显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的缺位，而要叙述和论证好这一课题确需足够的史料和时间。
本文只提出初步的思路纲要，以就教于来自四方的精英学者。
一、中国的“巫国”国家形态
（一）、“天命”、“天意”和“天人合一”的另类解读任剑涛在《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皇权”与“天命”的对应结构。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实际上，把任文中的“文化民族”换成“巫化民族”似乎更为妥当。
维系着这个古典国家建制的“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基本上就是“巫文化”。
这个民族是“巫术政治”治下的民族，是习惯受控于“巫文化”的民族。因而，是一个“巫化民族”。
“巫文化”的内核是“天命”。巫王们都声称是受“天命”而执掌权柄，是“天子”，王朝也是“天朝”。“天子”皇帝下诏、宦官奴才宣和领的圣旨开头总是“奉天乘运皇帝”。巫王们对王权不稳的恐惧，首先是来自“上天”如“日蚀”、“星变”、“灾象”等，其次才是来自“民间”的“犯上”、“覆舟”。巫王们最怕的是“大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王权如果说有制约的话，也是不能“违天命”，要“守君道”。
同样，巫国民间最敬畏的是“天地国亲师”，这牌位至今仍在“寻常百姓家”供祭着。巫国的子民们既问苍天又问鬼神，“天那”是他们绝望时自然的呼叫。
如余世存所说：“中国人的精神理性是以巫性的方式表现的，他把一切当作如知如祭（可把握或他将要把握的事物）而做天人合一的好梦，他不关心如知是否为真知，从而他的心智和权利意识难以进化成熟……自周公、孔子、秦始皇等人的反复奠基，全体人民接受了这种命运。中国人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社会人伦，他对已知的事物进行信仰、猜想，他对未知抒情或存而不论。他的探索局限在已知事物之内，于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以欺骗，他对已知事物进行加冕神化，已知者如天一样巍乎高哉。”
“巫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虽有春秋时期孔、孟少问“巫”，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应“敬鬼神而远之”；也用“立言、立功、立德”的“三不朽”的理念，来注重“此岸”的现实和解决知识精英关于生命的问题。但汉之后董仲舒提出“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上下不和，则阴阳繆戾而妖孽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知；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一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等“天人合一”说，将儒学“巫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汉之后其实是独尊巫学。汉之后的“王”就是巫王，“巫”与“王”一体，如影随形。董仲舒“天人感应”的“人”，“实质所指即是统治世间的天子。”因为能够同天直接联系的人只能是皇帝一人，因为只有他才是受天之命来代天执行覆养万民的。
来自印度的佛教没有对“巫文化”构成挑战，写《谏迎佛骨》的韩愈被贬，成为皇室高堂座上客的佛教也没能削弱隋唐盛世的“巫文化”；基督教在中国一直难以扩张，对“巫文化”也未有足够的威胁。
国家朝政的合法性来自神的天国，国家制度不是安顿在世俗之上，而是来自上天的安排。“天朝上国”一说，贴切、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巫国”国家形态。
（二）、“巫国”的“巫师”们在巫术中，“国家巫术”是最高级别的大巫术。国家巫术是用以控制国民（子民）灵魂和身体的巫术。精于这种巫术的巫师可以让亿万人的灵魂和身体在他的控制下跳舞。
我们通常将“法术”并用，其实“法”与“术”是两个分开的概念，而且术在上，法在下，术统法，“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这里，“术”即是权术，也是巫术，“术”用来解决上层权力问题，“法”则用于对付下层百姓。“国无法则不足以安百姓，君无术则不足以驶群臣。”
为保住政权江山，当权的“巫师”们使出的一个“术”是：将“天命”“天道”神秘化，再将自己神圣化，或者说把自己与神圣同化。神圣既不可知，与神圣同化的圣人的权力合法性也就不可追问。也就是说：天不变巫道也不变，只有“天地闭”，才会“圣人消”。
历代的那些开国君主，包括割据一方的统治者，莫不编造奇征异貌的古怪神话，来张扬自己据说是来自上天的威力。经典的巫说有：“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物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刘邦父）往视之，则见蛟龙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精诚通于神明，流泽驾驭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尉健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不信天命者，“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东汉的光武帝生来“大口、隆准、日角”。早在西汉将亡时，就有刘秀为天子、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
晋宣帝（司马懿）有狼顾之相。魏武帝于验之，乃召使前行，今反颈，面蒸向后，而身不动。
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桌曜，顾改为眄炜如也。
隋文帝“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始生之夜，紫气充廷，他母亲抱着她，忽见头上角起，遍体生鳞。
唐太宗生日，“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宋太祖降生在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他未发达时，到开封府高辛庙求卦，卜自己的前程。“俗以一俯一仰为圣济茭”（《石林燕语》卷一）
成吉思汗出自感神光所生的尼伦部，出生时“手握凝血如赤石”。
爱新觉罗氏的远祖母佛库仑，相传感朱果而孕。
洪秀全梦见无数天使从天而降，将他接到了天上，帮他“剖换了衷肠”，并在天河中洗净了身子，然后被引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只见那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住腹”。上帝在他面前怒斥了人间的一切“妖魔”，赐给他一把宝剑，命其下凡作“太平天子”，斩妖除害。于是乎，他在梦中口吐金言，作“吟剑诗”。一梦醒来，他不再是一位平凡的村野青年，而是自称为奉命到人间传播上帝福音并与一切妖魔决战的“上帝次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这个“巨无霸”巫师在天安门前令无数红卫兵如痴如醉。
他“竟然只凭一个遥远得难以辨认的身影，就引发出千万人最狂热的欢呼、流泪、雀跃、以及波澜壮阔的崇拜激情和幸福的体验。毛说，要打倒，他们就打倒；毛说，要上山，他们就上山；毛说，要下乡，他们就下乡。深红色的巨大门楼，是永恒的祭坛，为迷狂的巫众而热烈环绕；草绿色的巫服（军装）和红色的巫幡一望无际，象帆在海上浮动；由最简洁的语汇构成的表达忠诚的巫舞、震耳欲聋的‘万岁’巫咒、以及庄严浩大的巫乐《东方红》……在所有这些要素的顶部，是图腾、神灵和大巫师三位一体的事物——毛泽东其人，从高处挥动手臂，为他所征集到的巫众的无限忠诚而有力地签名。”
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真是一个举世独有的奇观！
我想改用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结尾处一句话来作为此段落的结尾：“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你是谁？我是巫！”（原文是“我是人”）
二、“财神政治”的崛起
（一） 威权政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提出“财神政治”的概念，是换个角度来观照描述当前社会的一次尝试。当代中国社会在76年前属极权社会，89年前属后极权社会，似乎已没有太大争议。89年后是后极权社会、“次法西斯”社会、还是“新极权主义”社会尚有争议。我斗胆认为，用“财神政治”来概括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可能更为贴近准确。尽管“财神政治”严格来说不是政治，因为它超出政治的正常规范，是一种得过且过、不得探讨的不是政治的“政治”。
“巫术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失灵破产，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它让中国人在大量荒诞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开始怀疑和摒弃“政治巫术”；另一方面，拜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所赐，中国人从西人那里获得了观照反思“巫术政治”的大参照系。
“巫术政治”在民国时期开始瓦解，有两位功臣值得一说。一是胡适不遗余力传播西域的自由主义思想价值，让中国政治巫术的荒谬性渐渐凸现；另一功臣是写过《踢鬼》小说的鲁迅，应该说，巫这个“鬼”是被鲁迅狠狠地踢了一脚。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确立起来的威权政体和党国体制的败北，终使政治巫术在当代中国失灵破产。
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大巫师为主导的系列政治巫术上演了幕幕惨剧，客观上为中国人开始厌恶和告别巫术政治创造了条件。只是中国人为这一觉醒付出了沉重的血与命的代价。
（二）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潮流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大潮流促使中国巫术政治的衰败和“财神政治”的崛起，道理不言自明，本节从略。
三、“财神政治”的特征
（一）利益算计、不问是非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也即政治财神们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它无法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经得起辩驳的和有说服力的措辞。现有那些理不直气不壮的勉强说辞都很难为广大民众认可，更谈不上让民众通过这些表述与执政党产生共识。“不争论”、“闷声发大财”与各个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各行其是就成了这一时期“财神政治”的时代特征。
“财神政治”下，理想之火熄灭，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高尚信仰”的社会，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吴思的两本书对此有很到位的描述。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多少有点难为了吴思。
余世存写《你何时才愿政治？》题目本身就意味十足，文中对试图循法律路径解决问题而“找不到北”的人们的普遍焦虑和困惑的描述更令人扼腕。
“财神政治”下，每个人都是蒙着黑布走钢丝的人，个个担心掉入莫名的深谷。失地农民焦虑于如何得到“补偿”，民工到处寻找谋生落脚点，病患者再不敢奢想在医院里有一个床位，父母为子女愁学费，大学生未雨绸缪担心毕业则失业，官员深愁“调查调查就是罪犯”（对应的是“总结总结就是模范”）……
（二）对经济能提供政权合法性的过度迷信只要西方国家的“肥马经济”（trickledowneconomics里根经济学的“肥马经济”意思是富人的财富将浸润穷人，合中国古语：马有夜草则肥，马肥对吃马粪的鸟儿有好处），不要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是政治财神们的如意盘算。“财神政治”不愿正视和承认，正是后者建立了公平竞争机制和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甚至于只顾利益集团的算计而罔顾“浸润穷人”。
“财神政治”将“交易”当成“市场”，无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原则，也无愿通过民主宪政来确立和保护这种原则。
邓大“财神”相比毛大“巫师”少了些“巫气”，但仍然延续着毛的“霸气”。这种“霸气”正在引发和积聚“怨气”、“涙气”。“财神”们正忙于四处“扑火”，但“财神”不是“千手佛”，无法压下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令人忧虑的是，尽管社会失序的危机正在迫近，因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导致的贫富矛盾正在激化，对经济能提供政权合法性执迷不悟的政治财神们仍无意（至少未有迹象）要通过在政治体制上这一节骨眼上的改革来避免危机的爆发。
四、“财神政治”的治术
（一）利诱精英政治巫术失灵后，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借口。蒋庆和康晓光应此一需要各捧出方案。但蒋的读经倡导如果不是“迂”了点，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想想要等到读经儿童长大听话，至少也要等个十至二十年。相比之下，康的“仁政”、“精英散盟”的主意就“现实”得多。
实际上，康氏是当代“财神政治”最大的“王者师”，他的“学说”在维护和推动“财神政治”的成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萝卜”（蔬菜）和“大棒”的搭配是康晓光们为政治财神们出的管治治术。
以卢雪松被“停课”事件为例，卢雪松不与大多数大学里好好吃着甜“萝卜”（蔬菜）的教师一样教课，却偏要在课堂上放映胡杰导演制作的“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那么，“思想逾界者”卢雪松就该受到“大棒”的处罚──离职、离岗、停职反省、不准外出所居住城市，尽管这种处罚是“悄悄的”。卢雪松由此几乎失去生活所需的“萝卜”，正闭门“反省”。
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请命的郭飞雄的情况更糟，在牢里饿剩近100斤体重。
（二）以钱买命换“稳定”
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一文指出：观察2005年这几次涉及重大利益关系，并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利益博弈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系列以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曾存在过的利益博弈手段在开始使用。比如，在房地产博弈中，要挟、挟持、绑架，这样几个过去很少用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名词，不止一次被提及。这些名词不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这种利益博弈的程度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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