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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言之，如果在不能获得解禁档案的时间段里，过于注重材料收集而忽视理论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和判断，就会被类似红学研究式的繁琐考证淹没。我们发现，一些以为自身掌握了资料者，恰恰是一些是非不分者。他们甚至说，文革不是经济增长很快的时期吗？毛不是很伟大的试错者吗？云云。（他们其实只是根据官方数字来证明这个"很快"。你可以信任文革的官方统计吗？你忘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数字党，是一个对于数学的党治化产品，这个还要多说什么吗？……）
萨特和本雅明都说过类似"从未来走向过去"（萨特），"一个特定的现在把一只救赎的手伸向即将埋没的特定的过去"（本雅明）这些历史不可知论的话——本雅明说，"起源"不是靠实际发现来发现的，是要和以后的发展相联系的。他的意思挪到文革研究里，就是，是不是有人民者的"二次文革"，是解读国人有没有避免造反和革命的二茬罪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国人真的选择了"二次"，那么，所有我们坚持的文本就会塌陷而失去意义。"将这个封闭体系炸得粉碎的是现在这个集合体。"（均见『本雅明/走向革命批评』伊戈尔顿）
本雅明甚至还说过，只有等到无产阶级时代，普鲁斯特的原意才会浮出水面。他们还引用了所谓托拉经卷的空白处，以等待上帝之填补——"现在托拉文本中字母间的空白处其实是隐约而不见的字母，这些字母我们将来最终可以解读"。所有这些说明，历史和未来的互相牵动，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文革研究如何发展，也许要等待以后，等待未来，也未可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在已知范围之内。未来，也许是历史的揭示者，从道理上讲，如此。但是我们不可以在完全知之以前，不为真理铺路。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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