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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
布胡会没有甚么突破，各说各话，布殊处理中国主席的来访，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布殊发觉，美中关系远较美苏冷战时期的对峙更加棘手。前苏联只是一个军事强权，经济很衰弱，尼克逊和列根与苏共历任头子打交道，不必同时应付大量「苏联制造」压境的廉价产品。无论布里兹列夫还是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都没有机会先在美国西岸向美商诱以订单和支票，面对一个政治独裁、市场开放的半人兽的中国，美国一时没有对策，不知怎样办。
布殊的困惑，源自四分一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美国一贯以为，先协助中国走上商品经济之路，当中国兴起一个中产阶级，加上海外留学生归国当政，中国社会自然会出现民主改革的普遍要求。
这样的期待，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都属于幻想。美国对中国的期许犯了两大错误：第一，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国家资本和财富资源，由高干太子党的垄断，转向民企和外资的有限开放。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大学生反对官倒，抗议贪官独揽批文，近二十年过去了，民企的亿万富翁阶层冒起，跨国企业打入中国市场，北大学生毕业，即可以受雇于这三大财权势力，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晋身「中产阶级」。任何威胁中国政府权力基础的行为，即因为对民企跨国财团及其雇用的行政「精英」阶层的共同威胁。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统治利益集团，虽然仍以「中共」为主要股东，但早已局部「上市」，从海尔电器集团的董事局全体、篮球明星姚明、导演陈凯歌，到上海浦东万国宝通银行的那位沪裔亚太区总经理和他的下属，人人都持有一点点股份，只有农民和城市的廉价劳工除外。
「吸收资本家入党」，就是这个道理。中共在遭到美国和平演变之前，自己把统治利益集团的股权先行扩充演变，而在中央权力下放、经济诸侯割据的过程中，此演变也不可逆转。结果是权力重组后的利益集团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出口更加势不可当。大家都挤在一列发展的快车上，形成利益血缘共同体，中国的民间资本家和行政管理的知识精英，并没有强大的民主诉求，农民则由于教育质素低下，即使失去了土地，也在哭告包青天，更缺乏民主诉求。
加上知识分子以科学和理性挑战宗教信仰威胁，中产阶级产生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催生了君主立宪式共和政体的议会民主。
欧洲的议会民主，不止因中产阶级财富的累积而起，早在中产阶级出现之前，就有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出现了达文西、伏尔泰、卢梭一类人文思想家。他们隔吁一个黑暗时代，上挹古希腊民主的遗产，下启人权的新世代，此一开天辟地的变革之练，除了戊戌维新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暴的微弱呼声，三百年来为中国所无。
一九八九年的北大尚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赵紫阳和胡耀邦已尾随光绪皇饮恨历史，今日的北大则成为周星驰影迷的大本营，中国没有达文西和伏尔泰，美国却巴巴地等待中国自发爆迸民主醒觉的火花，岂非一厢情愿的天真？
今日西方面临一个全新的中国问题：一个缺乏道德信仰、只追求物质利害、政治中央集权、经济割据掠夺资源失控的十三亿人口大国，挟前所未见的消费欲，在跨国企业的宰割推动之下，饥渴地盯紧全球的资源，如同陨石一样冲向世界。美国对中国民主改革的影响力愈来愈小，中国对欧美经济结构的影响力愈来愈大；虽然在大局的利益天平之上，中国需要美国，远远大于美国需要中国。
中共以商从政，以市场护政权，愈来愈不必理会美国呼吁的甚么改善人权的要求。美国和西方也必须明白，「六四」前是最后一次机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历史时机已经过去，中国人要不要民主和人权，留给中国人自己来选择，美国和西方今日当务之急，十三亿人口的贪欲大开，是诱导中国合作抑制全球的环境污染，避免因争夺资源的一场大战。
至于中国应该民主演变还是维持独裁，美国无法强出头代中国人来选择。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黑人民权领袖比哥（Steve Biko）说过一句话：「独裁统治者手中最大的武器，是被统治人民的心理状态」（The most potent weapon in the hands of the oppressor is the mind of the oppressed），一旦惯于长期的君主专制，被统治者产生由恐惧而转化为懒惰和依赖，反而祈求强人来统治。中国人一心只盼出一个好皇帝，今日的农民抗争，只不过想吃一口饱饭，并不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不错，台湾成功了，却因为与帝皇意识全盘割裂的「去中国化」思想运动先行。以「知识精英」为首，中国人民如果愈来愈多接受「西方民主不合中国」的「自我种族主义意识」（Self-racism），自贬于西方民主文明的人权标准之下，布殊和彭定康等欧美领袖，大可不必以孙中山期许的「以平等待我」的眼光视之，勿再对「中国概念」抱有浪漫的幻想，只须由中国市场谋求最大的利益，却又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同时继续与中国政府理性交往，视之为对手，不是死敌，也不是朋友，避免因中国崛起带来的环境生态灾难所累而同归于尽，保住自己的老本再说。对于新的中国问题，欧美须有全盘的新思维和新谋略，但观乎布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对此暂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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