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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新生
文革爆发时，我年方两岁。父亲原先在广东省工业厅工作，一九六○年，为响应上头“支援山区建设”的指示，虽新婚燕尔亦毅然放弃省城的优裕生活，携眷来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成了县总社的一员干部。两年后哥哥出世，越两年我又诞生。殆文革骤发，父亲已调到县物资局任职採购，我们也随了父亲搬到局裡面住，那是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二楼中间的一间套房裡。这县城也委实是小，祇得三条主要街道，分为东门街，西门街和南门街，三条街道的总长加起来也不超过一公里，我们住在西门街的街尾。
或许是这山城较偏僻的缘故，不若大城市可得风气之先，席捲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好象也要迟一年半载才真正轰轰烈烈闹起来。记得那时我已上幼稚园，而早前已见到通街都是各单位积极分子贴的大字报，我也隐约觉得苗头有些不对，似乎有的大字报以父亲的出身在大做文章，这是从父母焦虑的神情观察到的。本单位正有几个造反派起劲地写贴大字报攻击父亲，目的是要打倒父亲进而谋夺本局的大权，因为现任局长与父亲关係密切，打倒父亲势必牵涉那位局长，局长连带也要倒。父母见此情形，知道大祸将临，然除了紧闭房门四目相对之外，也别无良策。我那时年纪小，当然不明白大字报到底写些甚麼内容，以上那些情况都是后来听父母偶然间闲聊才略知一二。
父亲的家庭情况复杂。祖上似乎还算是个小地主，但到了祖父那一代家道已经中落，父亲十几岁时，祖父祖母便已弃世，遗下父亲和弟弟（即我的亲叔叔）两人孤苦无依，唯有去投靠亲戚。那时父亲有个姑母嫁了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正驻扎在家乡附近，父亲便带同弟弟去投靠她。其时国民党政权正在崩溃，各部均在準备撤离大陆，到处兵荒马乱。姑母姑父见侄儿来投，就团部出了张委任状，给了父亲个连长当。这也祇是一纸空文，父亲手头并无一兵一卒，充其量祇能算是个光棍连长，父亲这连长要想真除，还得自个去招兵。这也是后来文革期间父亲被人批斗时，给高呼：“打倒狗地主！”“打倒狗连长！”的由来，而顺理成章的，我也摇身一变成了“地主仔”。后来大陆易帜，山河变色，姑父姑母带了我叔叔走避香港，然后再迁台湾。父亲却没有跟著走，原因是那时他刚好带了委任状返乡招兵，準备招募些人再走。殊不知共军一夕淹至，将父亲等包围，父亲走头无路，祇得率部举义投诚。於是转眼间，父亲反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听说（听我母亲说的）五几年时，我那叔叔由香港回大陆找父亲，力劝父亲到香港去与姑父姑母会合，将来如何再徐图发展。岂意彼时父亲早被共產党灌输洗脑，当即掏出手枪拍於桌面，严词警告自己的胞弟，决不作此种叛国行径，勿再多言，否则不客气云云。叔叔当堂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走，以后再也没回过大陆，而从此兄弟反目，虽老死亦不相往来。
有一天下午，幼稚园放学，小朋友们排著队手牵手由老师带领送回家。当行经西门街时，见街道两旁站满了人，街中心另有一串头戴高帽被反绑双手低头弯腰的人，约莫有几十个，正被周围的群眾呼喝斥骂，我后来才知道这叫作“游街”。小儿眼尖，我分明看见父亲夹在戴高帽的人群中，正被游街批斗。我心中大惊，不敢往下看，低著头急急赶回家去。傍晚时分父亲才回来，满脸的疲惫，一言不发。母亲也是一脸的忧戚，不知如何是好。我与哥哥抖缩一旁，两眼圆睁，惊恐地望著父母。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父亲起身找了块床单将窗口封上，然后从抽屉裡拿出一叠相片和书信，取一铁盆盛了，随即划一枝火柴将书信相片点著，红红火苗窜起，那些书信相片顷刻化为灰烬。烧完，父亲倒些水到那铁盆，把灰搅和了，再倒到厕所裡去。父母是怕万一这些东西落在造反派手裡，又不知要添加甚麼罪状，而且烧也得偷偷的烧，让人知道了又可告你妄图毁灭罪证。
这以后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昔日的伙伴们全部避开我们，有几个年龄大些造反派的孩子还要故意欺负我们，骂我们是“地主仔”，朝我们身上吐痰吐口水，或者用冲厕所的水泼我们。父母怕我们受欺侮，平时他们上班之后即把我们反锁在房间裡，但那样也同样不得安寧，那些造反派的孩子们朝我们窗口掷石灰团，撒砂石，吐痰吐口水。我们是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在要上厕所的时候（那时候的房子裡面通通没有厕所），公用厕所在楼下一角，我们这二楼下去还有一段途程，如果不幸遇上那些造反派的孩子，那就少不免要受一番羞辱。那年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哪有道理可言！我们出身不好，被人欺侮是活该，我们又那麼弱小，没有反抗能力，只有忍气吞声的份。
形势的发展果如造反派的愿。父亲被打倒后，局长即被牵连，以“包庇国民党反动派”及“走资本主义道路”两项控罪被迫鞠躬下台。局长出身显赫，其为一农家子弟参加共產党的游击队，曾参予解放本县城的战争，至有今日的地位。局长既辞官，造反派们也再难做甚麼文章，局长即以普通干部身份度其清闲生活。造反派上台之后，首先就停发我父亲的工资，仅允月领七元钱作生活费，且发函通知银行，不让我们到银行支钱。他们斗垮父亲犹不满足，还想将母亲也整倒批臭。他们派员到我母亲的故家调查，希望挖到些有用的材料，可是此行令他们大失所望，母亲的出身无懈可击，三代贫农，本身还被卖作童养媳，可谓苦大仇深的典型。他们想陷害母亲的目的达不到，悻悻归来。母亲的胆倒壮了，平时也写大字报反驳造反派，开斗争大会亦照样大声与造反派辩论。造反派也奈何不了母亲，於是想出经济制裁这一办法，想赶我们一家入绝境。母亲却毫不退让，与之据理力争不果，愤而上书江青。不久江青办公室覆函县武装部，著武装部介入调查此事，其时地方归军管，武装部统管县政。武装部接江办函，自不敢怠慢，当即派员到物资局调查。造反派见惊动江办，当下大起恐慌，不知如何应对。武装部那员干部一经了解情况，即以造反派违反政策，限期要造反派们补发父亲工资并解除银行的禁令。母亲此役大获全胜，造反派的嚣张气焰则大受打击，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家得以昂首挺胸吐气扬眉过日子，再没人敢向我们吐痰吐口水了。
与造反派们关係闹得这麼僵，父亲在局裡面势难再呆下去。果然，过不了一个月，父亲便给下放到县农业机械厂当一名翻砂工，实行劳动改造云。我们也随了父亲搬到工厂去住，厂裡已没有好的房子，分给我们的是两间新钉的木板房。我们以被改造者的身份哪敢挑肥拣瘦，就算分到猪圈裡也唯有捂著鼻子照住，何况是新钉的木板房？我们到工厂后，工人们大多还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也少有被人欺侮的事，而那些工人们的孩子更和我们兄弟俩一同嬉戏追逐玩耍，大家相处十分融洽。我在这一刻起，才略略感受到甚麼叫作童年的快乐。而我在文革中的屈辱岁月，至此可谓大致已成过去，本文也就到此完结。
写於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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