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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四十年文革寻思
日期:5/15/2006 来源:网络 作者:仲维光

仲维光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五五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像夏商周一样,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四十年前那场文化革命开始的。

四十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

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六一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还在施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像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精力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等待着我们。

四十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可能是直觉的自卫,可能是遗传的文化基因,可能是天生的重情不重权力、暴力,六六年四月,我鬼使神差地走入人生的第一步,就成了那个还在胎中的红卫兵的反对者。而这一步就走了四十年,走进我生命的追求,走尽我的青春。

这的确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文化大革命”,这父子两代要革掉一切传统,革掉一切和他们不相容的文化,一切不臣服于他们的人性。

六六年四月,或许也可以说从六四年就开始了,卜大华、骆小海们的所谓造反口号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思想革命化”,“教育革命”,在学校里,他们具体要做的是“取缔封资修的土壤、黑市”,“彻底贯彻阶级路线”。说穿了就是要“用尽”权力,占据一切。这其实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精神。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在多元环境中最后追求到了极权主义,那么这第二代人则是血管中流动的只有极权主义的血液。如果说,高官子弟权力唾手可得,那么这些中下层干部子弟,要想占据更多的权势,则只有更淋漓尽致地依附权势、革命造反了。

我想红卫兵这个臭不可闻的名字出自张承志的建议也绝非偶然,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个充满极权主义权欲和血腥的名字,不会出于一个平民子弟,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权力的冲动和狂热。红、卫、兵,对仗党、卫、军,真是天作唾弃的一双词。只有那些血液中仍然流动着权欲夹杂着奴性的人,才会至今还对这个名字津津乐道,甚至可以说不知羞耻地感到骄傲。

与仍然蜷缩在共产党羽翼下的卜大华兄弟、张承志相比,到了美国,从而能看到人间羞耻为何物的宋彬彬和骆小海,不敢再正面提红卫兵渗透着的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和疯狂,而声称他们本来要搞的是“教育革命”。然而,他们却无法掩藏,六六年六月他们砸烂的高考制度,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占据一切最好的社会位置。他们要在学校教育革命中彻底推行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说穿了也就是霸占一切,支配一切,他们也无法把七月那些杀气腾腾的“头断太平洋”,“血染华盛顿”的野兽情怀完全抹尽。

究其根本,描述希特勒、共产党的这个词,疯狂的“极权主义专制”欲望,用在红卫兵身上,真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文革第一个十年,我在清华园、清华附中既留下了愚昧,充满极权主义文化冲动的狂热,也留下被压抑、被损害的生命和正义的追求,做过恶、行过善。然而,终于在第一个五年结束前,在我步入成年的时候,我觉醒了。这就使我后来始终相信,一个从出生就受极权主义教育,知识面狭窄的少年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那么,一个智力和道德健全的人肯定会背离那个没有人性,散发着血腥的社会,那个党。而就因为这个基本常识,我得罪得更厉害的是那些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曾经、或者仍然依附于共产党的“知识精英”。

第二个五年,我来往于农村和清华园,思想开始了漂泊,感情开始了流浪,知识终于寻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

文革后第二个十年,我最终告别了清华园,因为我终于发现,这个被共产党、蒋南翔改造过的清华园。已非昔日,它既没有中国的人文传统,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自由追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清华的教改改掉的是人的灵魂,人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清华园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培养良种牲畜工具的“动物庄园”。伴随知识的增长,我看到,六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材的深度和理论性竟然不如八十年代电大的教材,更何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从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个留下了我的童年的清华园和清华附中,还有那个我曾经尊敬爱戴的万邦儒校长,他们埋葬、摧毁了多少人才、人性,他们亵渎了多少知识和精神,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教育革命、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这第二个十年,我感触最深的是,本来我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做更多的有益的事情,可从四十年前的那个六月,当然更准确说,从五十七年前共产党控制了中国那天起,你受的就都是动物庄园的教育,你想真正追求知识,追求生活,就要首先洗清动物庄园中注射到你血液中的毒素,就要反抗那种兽性对你的追求的禁锢和扭曲,而这就注定了你的孤独、寂寞和贫穷,注定了政治对你的迫害。第二个十年,我很少回清华园,更没有再去过清华附中。

文革后第三个十年,我流落到国外,经过二十年的学习,二十年的追求,我开始全面清理四十年前迫使我走向这条道路的一切。这不是中国局部的问题,这是一百年来世界近代化的产物,为什么一百年来竟然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这样一批所谓“精英”,追求“不自由”,为了自己的权力,疯狂地摧毁普通民众的人性?为什么如此一批知识分子,对生活、生命,文化和传统毫无感情,而对“动物庄园”却如此热衷?

三次回中国,我至多从清华西校门擦过,好像山没了,水尽了,稻田平了,青蛙也去了,北望清华附中,看不见,却能感到那是一片现代化的水泥!“水泥”凝固了清华附中,那山、那水,那曾有过的人杰地灵。

清华园、清华附中究竟还剩下什么?

文革后第四个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过了知天命之年,生命如日过中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你已经不可能再走一次,你已经没有资本再寻找新的起点,只有在自己的路上走下去。我是一个天生不会回头的人,所以我沿着六六年的路走下来。而那个当年豢养出红卫兵的政党,那些红卫兵,则一直在那片土地上为了自己的权力,继续豢养出各种新的当代怪兽。那片没了传统,没了文化,没了人性的土地,也没了环境和自然,剩下的只有纸醉金迷的堕落和权力。一个不折不扣的动物庄园,既没有人的“安”居乐“业”,也没有人的伦理道德。

又到五月,六六年的五月已经那么遥远,零六年的五月就在身边,寻迹这中间的四十年,不是春花秋月何时了,而是各种形式的文革何时了?尽管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歌颂文革,但是,跟着共产党搞反右,搞文化革命的丑陋,人们却仍然没有,也不想真的反思。这其实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因为不同形式的“文革”仍然在继续,如果反思了,人们就会看到,跟着共产党搞改革,跟着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其实仍然是在蹂躏世间的美好!

文革四十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2006-5-6于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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