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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西方的丛林法则，转化为中国的纳粹美学──其间的异同是，德国崇尚的优越民族，转化为共党宣称的弱势群体，他们好像正在强势化──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他们获得了“解放”──而转变为真正弱势群体的，是党的，此前此后的政敌，如地主，资本家，国民党，三青团等等。于是，法西斯哲学，在德国，是一种以强压弱的丛林哲学──而在中国，则被颠倒之，成为所谓的，以弱势群体为正确一方的阶级斗争，阶级混战。人民，打倒另一部分人民，革命或者革命美学，吞噬中国人本身。
也就是说，文革，是以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革命和党文化之美学的主体，制造出一系列工农兵下层榜样，以打击高层面的地富，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这个“超人”和德国不同，是猴子般的超人──是人类下层之超人，其贱民特征，出现在中国革命和文革舞台上，做他们的表演，而贱民的导师，则对贱民美学做出权威解释，如，毛说，一穷二白，最美的图画，等等，并以此蛊惑来指导人民杀戮，人民文革。
从杀人仪式来看，东西方纳粹的手法和风格如出一辙，都是建立一个虚妄的意识形态前提，一个伟大正确的原则和一个未来主义理想。其现实是，为了未来的理想，杀戮和灭绝是合理的，可以制造屠场。
列宁的杀戮，是要消灭一半俄罗斯人，保留一半人（见《普列汉诺夫遗嘱》）；毛和列宁把消灭人类叫作“消灭一切害人虫”。纳粹，把犹太人叫做“蟑螂和害鼠”。
这个叫法的本质是，在消灭人类的时候，只要一部分人可以杀人，杀掉敌人，这个杀人美学就很正确，很感人。于是，纳粹美学，成为一种在瓦格纳气势恢宏的《女武神》伴奏之下的杀戮，他们甚至可以伴随着莫扎特的音乐，杀人──而毛的杀人，伴奏就显得土气了，他们酿造了无数鬼哭狼嚎的红色经典，来伴奏文革的杀戮现场。在这个红灯照耀之下，国人，成为非人，成为余孽，成为罪人，可以被杀掉──杀人者，是为了真理和美，为了捍卫一个人，为了另一部分人的解放，杀掉几千万人，成为一种景观，一种时尚──一种杀人时尚。这一切，是为了美，为了真理。
更有人推论道，这个杀戮本身是无目的的，是原始仪式的再现──我们想起德国摄影家立芬斯塔尔的人类学／美学──奴巴人的强劲肌肉及其仪式，没落的法西斯肉感。
我们和一些朋友争执何为纳粹美学的时候，除去引用过苏珊．桑塔格的言论（见《我看36年柏林奥运会》），我们说过──
“他们（纳粹）的问题在于只知道美的强壮的一面，不知道美包含对弱者的关怀；爱情是理解缺点和缺陷，是大人道；不懂得同情，没有恻隐之心，只有杀戮的无情；不懂得人类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是在承认人性的多元性方面制造契约，而不是杀戮恶，自以为可以消灭恶，杀戮异己；不知道裸体的性感，不是红旗招展和火炬腾空那种空洞和可怕，是隐私和内在的美，是贝多分所有慢板的内在忧郁之美；希特勒不懂得伤感，是一台机器，他不懂得仪式是暂时的，生活中没有强行霸道的仪式，贝多芬只是内心的仪式；不懂得自由意志，是消极自由的另一表现，而不是要取消自由才是美；让所有的人整齐划一，在表面上是美，其实是集权之美，之丑陋，笔挺的制服之下，奴才的服从和奴隶的盲从没有任何美；党卫军没有欣赏贝多芬的人性资格，希特勒盗窃人性美，盗窃贝多芬，最后被证明贝多芬不属于他，而属于人性。
“我们看到罗丹的老妪；看到勃德来尔的巴黎妓女；看到马勒的亡儿之歌；看到特累撒修女，看到古代的托钵僧；看到甘地的骨瘦如柴和悲天悯人；看到耶稣说，他对抹大拉说，你爱得多；看到舒柏特的梅毒和贝多芬的自慰；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看到茶花女和辛德勒……所有这些纳粹概念是不容纳的──和样板戏高，大，全是一个道理。
只是毛不懂文化，尤其是交响乐，而希特勒，更加不懂得林黛玉和病态美。他连尼采说的，美就是病，也不懂。
我们看重瓦格纳，但是，他的慢板，德雷斯坦和伊索而德，看来，纳粹也是排斥至少是附庸风雅之。他们在战争和杀戮的时候，那种形式感荡然无存。用推土机铲平尸骨，是什么形式呢？
惠特曼说，“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美国精神毕现──纳粹，只是懂得胜利，懂得霸占和夺取。失败的内涵，就是人性本身的内涵。
对于失败者的打击，如果彻底，就是要消灭希特勒这样的下贱的维也纳难民。希特勒没有贵族血统，按照超级希特勒美学，应该杀死这个维也纳贱民！
所有极权主义者领袖，其实都是贱民，很下贱，很卑污。
他们上来谈音乐，艺术，诗歌，人类遭殃。
党，无力反驳纳粹，其教科书，没有这个力量，以至于青年看到那个假形式就感动了。
其实，他们还在搞这个假形式。朝鲜的团体操是强奸人性，是金正日的仪式和庆典。“
……
当然，德国纳粹思想，自有其有迹可寻的思想脉络。雷蒙．阿隆等为此做过专门的分析和论证。他说──
──“记得在1933年我在柏林时，那里的法国人最喜欢争论的题目是，《到底有没有发生一场‘革命’》。”
纳粹上台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好像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的逻辑是，如果这个民主支持革命，这个民主就是革命的民主，反之，这个革命，就是不民主和反革命──不民主的革命，不人民化的革命，就是不革命，反民主。那么，何以衡量这个革命，或者这个民主，是不是真货色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1933年时在柏林的法国人会如何来回答呢？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没有出现街头骚乱，乃是第三帝国的建立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及1917年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根本差别。”──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纳粹主义抨击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抨击贵族的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传统，鼓吹”德意志信仰“，大众动员和领袖原则，而后者确实具有一种革命意义。纳粹主义并未表示要回到过去，它在与过去决裂方面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堪与其他激进学说等量齐观。”（《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
阿隆的这段言谈很有意思。其义刚好符合我们说的纳粹，革命和民主三种涵义。其判断标准是，革命的人民在民主选择中，以民粹精华导致对于传统的毁灭和制造新社会──毛式解读就是，破旧立新，大乱大治，相信未来。而希特勒和毛，在好像全新的社会中，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新人──冲锋队、红卫兵；新城市──红海洋、万字旗、火炬游行、百万民众高呼万岁；新思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敌人、贱民（象遇罗克说的那样──这两个孤家寡人都反对贱民）……这个崭新的场面，连屠杀的气味都是馨香的，因为，一来，是少年人，小学生都是杀手，另一方面，犹太劣等民族被消灭，地富反坏右被消灭。人们进入狂欢节，愚人节和新的神圣节日。
这个论证和许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成果集合一处，成为我们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虽然，我们要行补充的是，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没有对武器的批判做出有效的示范──因为，正好是他本人，对于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置若罔闻，不假思索，坚守其暴力论批判，遂使得“武器的批判”成为一派空话。我们现在批判文革的武器，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党文化；虽然，党文化，有其一套专门的解释和限制。我们的武器的批判，首先是对于马克思批判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之武器。
转自《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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