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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着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着：“主席，救我一命。”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旮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着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伙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形势的发展，与友人的交流，读书的思考，使我逐渐认为，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实为神经路线。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着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
〔１〕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２〕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３〕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４〕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５〕 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６〕 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７〕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８〕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９〕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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