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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对历史负责——对话杨继绳
郭宇宽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
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专业是拖拉机，那个年代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 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就报考了清华。
郭：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么，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收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这个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郭：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呀？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 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 ，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告别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郭：那个时代，我是我们国家遭受的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又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岁就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的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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