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北京） 所谓“跛足改革”，是指只搞经济改革而使政治改革停滞，结果经济改革难以深入，致使社会问题丛生，成为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依此说，只有经改与政改双管齐下，使经济上的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彼此促进，相得益彰，才能推动社会转型顺利进行。这一立论获得理论界相当多数的支持，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决策者启动政治改革的决心上。评论者认为，邓小平时代曾经启动过政改机制，可惜中途夭折，现在的希望转移到胡锦涛总书记身上，只要他率领全国走上政改之路，即使是渐进，期之以年，社会转型的曙光总会烘出一轮圆日。对这种善良愿望，我愿提供如下分析，与大家商榷。 （一）如何认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一项任务：“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一个皇权主义影响深厚的国度，要冲破权力高度集中的阻碍，实现所谓“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决心。从国际看，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更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提出的“民主化”任务可说是开天辟地第一遭。 作为中共战略家，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此胸中有数。他明白，民主是走向现代化的旗帜，它的号召和组织作用是屡试不爽的。想当年，抗日战争才取得胜利，毛泽东就通过记者向外界承诺，中共“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重庆《新华日报》1945.9.27）这一慷慨许愿俘虏了多少尚在观望犹豫的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在国共决战前夕蜂拥归向中共，使蒋政权日显孤立。敢把林肯的“三民主义”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全部包揽，统统实现，何等彻底，毛的气魄由此可见！到80年代，中共已执政30年，邓小平看不起林肯、罗斯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他雄心勃勃，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不仅要“政治生活民主化”，还要“社会生活民主化”。这种气魄绝不在毛之下。 不过，对这类雄心不应抱过奢的期望。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摇晃“民主”这面旗帜只是为了收拢群众的追随，中共领袖深谙此道，至于兑现“民主”的承诺却不在保证之内。如果你对中共领袖的民主许诺过于认真，执着追求，心存幻觉，得到的只能是大失所望。毛在夺取政权之前对民主的展望何等诱人，民有、民治、民享，多么美好的预言！一旦政权到手，你看到的却是党有、党治、党享。不虞匮乏的自由早已消失，现实是3000万以上同胞活活饿死；免于恐惧的自由早已抛却，现实是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数千万人无辜惨死。如果你指责毛独裁，他会颇为自信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毛的真实自白。你得承认，人家跟你玩的是“民主”把戏，你却没有识破那块“民主”之布下面的真实货色。同样，邓小平提出的“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是魔术师手中的幌子，也是在耍把戏。你要他拿出真的“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岂非强人所难？不要说什么“更高更切实”，只实行一点与人家等量齐观的民主，如何？人家实行言论自由，中共也准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人家搞多党政治，中共也允许读书会自由组合，怎样？如果连这点儿民主自由也没有，今天反“精神污染”，明天反“自由化”，压制任何民意表达，以整人为业绩，却侈谈什么“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不是在那里念念有词、欺骗百姓么？有一句话是邓对实际的真实描述，他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2003.3.3）这才是邓的真面目。“我在，我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不仅不容“民主”存在，连“党主”也不存在，整个的党由他“说了算”。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他做主，非法停止25位中委、候补中委与会资格，更由他做主，中央委员会非法补选9人为中央委员，破坏了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有权选举中央委员的党章规定。他对自己的党是这样专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就可想而知。翻开邓选3卷211、212、277页，那里白纸黑字印着，人民群众的呼声在他耳中只有“乱哄哄”3个字，所以，他把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也就毫不奇怪。他对民主运动的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所谓“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虚伪性。 不错，邓小平确曾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确曾明确指出改革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开始推动此项事业起步。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是否因此就有了希望呢？不！邓氏政改与推进民主事业毫不沾边。他设置了政改底线：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竞选；他规定了政改关键：党政分开。他决定的政改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邓选3卷220页、177页）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政改部分就是按照邓的这一基调铺陈的。显然，邓氏政改只是专制体制的自我调整。民主，连影子也不见，更不用说什么“政治生活民主化”、“社会生活民主化”、“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显然，期望依靠这样的领袖推进民主事业是看错了对象。 邓小平作为这个专制政党的领袖，他的全身心溶化于这个党中。他不能超越这个党固有的理论、纲领、结构、传统，否则就成了专制的异化，同时，他还要强化这个党的理论、纲领、结构、传统，否则就有削弱或失去专制权力的可能。所以，从中共整体着眼，邓小平的作为只能在专制框架内自由发挥而不会突破这个框架。他要照顾高层既得权益，又要维护党的根本原则。这些决定了邓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没有一丝一毫推进民主事业的意愿，而是专制权力的维护者。 （二）胡锦涛能否启动政治改革 胡锦涛接掌第一权力以后，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他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片欢呼。他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掌声不断。他提出“社会要和谐，文化要先进，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可控”，大众兴奋异常。他提出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更使人瞠目而雀跃。胡总书记声望如日中天，“民主有望”成为人们共识。 对此表示狐疑自然难免。既然毛泽东对民主的承诺、邓小平对民主的海量，不过是招摇的伎俩，有什么根据证明胡总书记这些沁人心脾的语言不是让人晕头转向的骗术？这方面，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据，狐疑终究是狐疑，人们很难听得进去。 胡的许诺是否谎言，不妨先从理性角度予以解析。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对立概念。专制必排斥民主，民主必否定专制，这是历史提供的事实。当然，开明专制允许一定程度民主因素存在，民主社会也会残留某种专制余孽，但这并不否定专制与民主的不可调和性。历史还告诉我们，凡奉行列宁主义、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共产党都是专制型政党，其标志就是坚持一党专制和暴力统治，这些党对民主的排斥是必然的。执政的共产党从来不曾主持社会的民主转型，相反，对社会的任何民主要求均被视为瓦解共产党的极权制度而予镇压。翻遍世界共运史，只能发现一次例外：匈牙利共产党（“劳动人民党”）在纳吉主持下宣布解散该党，另组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废除一党专制，组织多党联合政府；宣布即将大选，民选新政权；宣布取消国家安全局，组织国民警备队；宣布与苏联谈判，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匈牙利中立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这是真正的民主转型。这些惊人之举引起世界主要共产党的一致愤怒，这些党对寻求民主之路的党的领袖顿起杀机。纳吉执政仅12天即被苏军坦克碾碎，纳吉被处绞刑。这就是共产党的异化及其短暂生命史。胡锦涛有这样的广阔胸襟和非凡胆识，敢于循着民主之路，哪怕是渐进地，做出这些异乎寻常的英勇举动吗？ 或曰，现在形势已不象50年代那样严竣，国际国内都相当宽松，只要小胡放手干，民主转型还是可能的。好！我们就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位总书记的素质，看他能否“放手干”。他一向低调处世，鲜于露面，从1992年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到2002年接任总书记，10年内无显着政绩，亦无错误。他在高层周旋，奉行“忍为高”哲理，圆滑处理各方面关系，以为少出头、少揽事、少表态、不出错，接班人的位子就黄不了。10年的常委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共十六大前议定江泽民退出军委主席职务，十六大主席团会上，江策动军队代表突然袭击，强要江留任，逼胡表态。对这一政变，胡隐忍为上，顺从对方。从军委主席让位一事看，他临阵退缩，毫无气节。这样一件事已经考验了他在原则问题的懦弱性，那么，面对民主转型这样事关共产党建党原则的存亡大事，他敢承担此任、冒此风险么？谁能对此予以肯定回答？ 胡锦涛懂得，必须善于应对党内开明派的民主要求，善于应对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要求，与这些要求有所呼应，以取得党内外这部分人的支持。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也会留下较好印像。当然，这一切诺言均不是准备兑现的。他把“保障人权”入宪，但他听任无数侵犯人权的事实存在；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他没有任何政策措施保证它的落实。在一个缺乏党内监督、绝少社会监督的环境，当权者敢于开出任何支票，反正没有追究机制。尤其是“民主”的许诺，无不涉及对专制权力的制约和削弱，会伤及当权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决定“民主”的种种许诺多数只能停止于许诺。就连职工代表会这样的构思，从提出到现在已20余年，依然是一纸具文，遑论比这震动更大的民主措施。胡是弱势领袖，唱两句“民主”高调已属难得，你还想靠他去落实？别难为他了。 胡锦涛不仅要应对党内开明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压力，还要应对党内外毛派、守旧派压力。2005年，185名学人上书中央，指责“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的地位已经并且继续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认为这是违宪行为。同年，前《真理的追求》主编喻权域、原驻苏大使杨守正等13人上书中央，提出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的基本经济制度。2006年两会期间，36位离休高干上书中央，“坚决反对私有化”。全国人大准备通过的《物权法》，因此被搁置。毛派和守旧派借助江泽民、朱镕基所搞教育、医疗、房产改革造成的危势而加强了话语的扇动力。胡锦涛不能不严正对待这一压力，施政不得不向左倾斜。起码，他不能再动公有制改革的念头，要设法维持住现有经济结构的状况，还要设法堵塞教育、医疗、房产方面的漏洞。勉强把这种局面维持住已属不易，此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胡锦涛并非左右之间的中立者。中共本来就是左得不能更左的党，胡在高层耳濡目染，比较熟悉的是左的一套。不过，他的左倾一向较为隐蔽，不容易为大家了解。掌握第一权力后，他的带有杀伤性指示是通过秘密渠道传达的。比如他讲，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他讲，决不能让人打着维权旗号向党发难，不要让他们制造道义领袖，不要让他们制造叶利钦、哈维尔、瓦文萨和昂山素姬。他提出对自由化知识分子、维权活动及组织者等四种人严加控制。又讲，国内外有五大敌人破坏，决定拨款建立20万人特警部队，镇压社会动乱。这些都是针对性、现实性、政策性都很强的部署。这是胡反民主、反人权的一面。上面引述他的诸多“民主”高调与这里引述的反民主、反人权的实际，可以合成胡氏的完整形像。 不过，这些反民主、反人权措施也不能完全贯彻下去。堆在他头上的困难太多了，令他焦头烂额，对各地所发事件只好装聋作哑。2005年，全国上访事件3000万起，日均8万多起；全国20人以上的群体抗争事件8.7万余起，平均5分钟一起。坐在这样的火药筒上，谁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爆炸？中央最高权力核心，在关键时刻谁能跟他想到一起、和衷共济？贾庆林？罗干？曾庆红？中共十七大能否树起胡锦涛体系？权力交接能否和平进行？军队不会发生哗变？…… 请想：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书记，还有心思考虑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吗？ （2006.6.17） 原载《议报》第2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