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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在为丁子霖所著《寻访六四死难者》写自由写作奖推荐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叫“阿音珂”的地名，这是南疆阿克苏附近的维吾尔人村落，以疆独分子经常出没而著名。
我是2005年8月初抵达的，本来是要追访一个流放者，可待我自几千里之外赶到阿克苏，那吃尽苦头的老人已躺进了坟墓。沮丧之余，我就在当地晃荡了几天，去了塔里木河与阿克苏河两岸的好几个城市、团场。也去了白杨树遮蔽下的贫瘠的阿音珂。
在我看来，南疆的主要特征是辽阔和死寂，无遮拦的沙漠、戈壁之间，人类比蚂蚁更渺小。可正是这些蚁民，开垦了可与沙漠、戈壁相媲美的棉花地和劳改农场，将成千上万劳改犯丢进去，就如向太空中抛了一把沙子，转眼什么都没了。
那天，我与一位熟悉维族风俗的朋友结伴，包了一辆出租车，正午时分离开了街面空荡荡的阿克苏，沿南面的国道下行。接着又偏离国道，顺着一条新水渠走。再接着，在棉花地边颠了半个多钟头，才拐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狭窄土路，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阿音珂。
正是下午两点半，阳光猛烈如子弹。可格外高大的白杨林是悬在天空的屏风，抬头看，叶子鱼群般闪烁着。村口有几个维族小孩在玩泥巴，一见有车，就站起来。我探头朝他们做了个讨好的鬼脸，车就直驱村头了。
车熄火了。现在我们站在十字土梗上，不时有叮叮当当的马拉车擦身而过。我注意到一个包花头巾的小姑娘，坐在车头，从白杨林深处摇摇晃晃地过来，感觉很美，就要从背包里掏相机。我的朋友马上抓住我的手腕制止。我们退至一边，等近了，才看见小姑娘的马车上躺着一位老大妈。她们继续摇晃了十几米，才在一堵划着红十字的土墙根停住。小姑娘下车栓好马，就扶起老大妈进门了。
一大堆维族人在我们左边，站或蹲着，目光鹰一般犀利。而右边的槽形烤炉上，羊肉串散发出阵阵香味。“5毛1个，”摊主的汉话极其生硬，于是我们一人要了一大把肉串和肠串，扯得呲牙咧嘴。我的朋友边嚼边与周围的维族人搭话，用的是有许多弹音的维语，我一个字不懂。不过据我旁观，维族人交流的方式相当含蓄，表情少，哪怕是赞许，也只是嘴角微笑一下，而鹰眼的犀利照旧。
用罢肉串餐，我们在村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却总觉得不自在，似乎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到处是挂着厚门帘的低矮土屋，到处是鹰眼的逼视。除了我们的鞋底摩擦路面的轧轧声，周围一片寂静。连给这块地方添些情趣的马拉车也不来往了。我明显地感到，汉族人要融进来，比沙子要融入生铁更难。“走吧，”我说。
朋友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正当我们回头，却突然从身边响起一声呐喊，接着是停顿，再接着，才是一阵比奔马还急的琴声。我一下子就傻了，犹如寂静的大地裂开了嘴，朋友后来说，那声喊炸起时，我起码蹦了一尺多高。
我却不记得。我只记得自己被琴声吸引过去。朋友在背后跟着喊着，直到我一把掀开10米开外的一间土屋的帘子，朋友才一头从我的怀里挤到前面，用维语高叫：“打搅了！”
我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朋友忙不迭地道歉，我却忙不迭地赞美。里面沉默了一分钟，终于传出生硬的汉语：“请进吧。”
昏暗的屋里，羊膻味令人窒息。我不由自主地咳嗽，一只手立即递上一碗茶。眼下，我们坐在了四个维族人中间，臀下是铺着毡子的大通炕。我的朋友以极快的语速和他们交谈。我乘机观测，见两个维族青年戴着圆帽子，中间横着一把冬不拉琴；另一个宽肩，方脸，显得很有派头，手边立着一只鼓，还有一个是小老头，垂着脑袋。
我的朋友大约比较聪明，因为他们交谈了五、六分钟以后，气氛缓和下来，叫阿不都的方脸伸出大手将我连腕子握住，还笑着说了句维语，我的朋友也笑着翻译道：“汉族还有艺人吗？”
我曾卖过艺，当然懂顺水推舟，就从背包里抽出折叠的洞箫，拼接成完整的一支。维族人将手在衣角擦了擦，接过去观赏了一圈，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表演。我就随便吹了一曲。观众们兴奋起来，拍罢巴掌，还递过一茶碗伊梨白酒，我仰脖灌下，很辛辣。
维族人又接着唱了一首古歌，一人主唱，三人弹琴与击掌相和，意境非常深远。我被迷住了，就开始一口接一口吞白酒，搞得脸红筋胀。当歌声嘎然而止，我的目光正转向透入小窗的一线阳光。“该你了。”我的朋友轻声提醒。我将竹管凑拢嘴边，手指温柔地触摸着，《天安门母亲》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吹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真有从1989年6月4日到2005年8月这么长。恍惚之间，我觉得隐隐的鼓声从时间长廊的底部响起，犹如冤魂的脚步。在不断增多的游魂的围困中，我不得不张开了喉咙——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了母亲的头发，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鼓声剧烈起来，又像是渲泄，又像是控诉。悄声细语的冬不拉渗透进来，如女性内心的哭泣，葡萄一般，一粒接一粒。我的脸上也铺满葡萄似的泪，我抽搐着唱——
母亲啊，
你在窗下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园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最后两句歌词我反复了三遍，维族人的喉咙也发出了哦哦的呻吟，鼓声止息了，箫声又起，游丝一般，在另一个我们迟早都得去的世界穿行。然而活着的时候，我们却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世界，虽然那儿有我们的亲人，有弹痕累累的星星和月亮，血已经生锈了，一片片剥落了。
我把酒气全唱没了，而灵魂却还在天边醉着。它借我的口，向四个维族人倾诉。16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屠杀，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进来，夜幕之下，鸦群般一大片一大片的钢盔。“30多万军队，”我舌头有些打卷，我的朋友此刻也是诗人，他情绪激动地同步翻译。“与军队对峙的，不知多少万市民和学生。”
“后来呢？”
“后来的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老百姓叫杀怕了，都躲在家里。再后来，秩序在刺刀下恢复，街上又出现了行人。屠杀变成了风波，老百姓被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文件，与政府保持一致。不愿一致的，就关起来。我也被关起来了。”
“你不是在唱歌吗？”维族人不太理解。
“这个歌是后来唱的。是为一位失去孩子的妈妈而唱。这位妈妈叫丁子霖，她唯一的孩子才17岁，就被军队给枪杀了。所以她不想活了。可她还是从不想活中活了下来，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十几年，她联络了100多个不幸的妈妈和爸爸，搜集刽子手的罪证，将这些血的见证写成书，留给后代。”
“有很多孩子被杀吗？”维族人的问题有些天真。阿不都还补充道：“那年我去乌鲁木齐，看见大街上学生游行呢。我还知道维族学生吾尔开西，他爸爸是当官的。”
“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杀。不过，丁子霖妈妈的书里，已记载了一百八十多个死难者名字，及遇难的经过。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为她，也为100多个和她站一块的妈妈写了这个曲子。”
“这么难过的歌子，有多少人愿意唱呢？”
“至今为止，就我一个人唱。大家都不愿意难过，大家都愿意在阳光下活着。”
“我今年28岁，我也愿意活在阳光里。”阿不都沉吟道。“如果我今天与黑暗一块，也是为了我的孩子明天活在阳光里。”
“你在吟诗吗？”
“没有。那么好吧，我唱一首我们维族的诗。你们的妈妈失去了孩子，你听听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阿不都闭上了眼睛，手指如细微的波纹，在鼓面颤动了几分钟，喉头的啜泣才切入，扯得我们的心尖也一颤一颤的。他终于启唇低吟——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他每唱一句，都拖出哦哦哦的尾音，那种维族人特有的、被压在戈壁下几十年的郁闷，如苦涩的咸水，缓缓漫了上来……
我的祖国在流淌中。
我的故乡在流淌中。
我的情人在流淌中。
他还在“流淌中”恋恋不舍，我却早已沉入塔里木河任性的波涛了。我想，这是南疆维族版的《天安门母亲》，因为那场大屠杀，我们汉族人的祖国、故乡、情人又何尚不在流淌中？我曾随刘晓波去丁子霖家拜访，当谈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有一天果真降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时，刘晓波说，他还是做撰稿人，或者去教书，他喜欢教书。而丁子霖却盯着墙上的孩子遗像说，到那时，我和你们蒋老师就隐居了，把北京这块名利场留给那些想做英雄的人。我问为什么，丁子霖说，或许那时的人们就不再需要痛苦的记忆了。
阿不都还在继续低吟——
我没有祖国……
我没有故乡……
我没有情人……
我不禁拿起箫来。我这个汉族人，要用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乐器，为坐在我身边的呜咽的维族人添一点点安慰。当无边的岁月淌过这支竹管，我希望这些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屠杀、改造、迁徙、灭绝或连根拔起的异族兄弟，能够歇下来，凝视月亮在水中的影子，或者苍茫大地在宇宙中的影子。我希望大家忘掉汉语和维语，都相对无言，这时，彼岸就会如云如风，迎面拂来，就会感觉到死去亲人的再次吻别。
我和我的朋友也应和着阿不都，祈祷一般唱道——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我还添了一句“我的真主在哪儿”，阿不都居然听懂了，眼睛一亮，倾过身子问：“你也信我们的真主？”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箴言，也为了不让他失望，就点头。阿不都笑了。
接着他凑到我身边，低声说自己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我的朋友吓了一跳。阿不都连说没关系，每个南疆维族人都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或许有一天，他手里的鼓和琴，会换成枪和子弹，眼泪会换成鲜血。于是我的朋友受不了，与他争论。阿不都说，我知道你是农一师的子弟，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是跟王震进疆的。你的爸爸，或者爷爷，跟王震一样，是刽子手。你们把我们世世代代繁衍的地方给占了，你们连戈壁滩也不放过，我们不同意。我们一个人起来反抗，你们就杀全家；十个人反抗，你们就杀全村子。还一个村接一个村，用小钢炮狂轰滥炸。王胡子的兵都是土匪，杀红了眼，妇孺老幼都不放过。我的朋友嚷道，我承认我的老一辈手上沾过维族人的血，但他们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解放全中国，新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远离故土，到这不毛之地上来，凭什么，就凭的是戍边守土的理想。如今他们都老了，可一听“新疆独立”，也会马上拿起枪来。阿不都冷笑道，你的枪呢？我的朋友悲哀地回答，我没有枪，军人的后代不一定是军人。我补充道，土匪的后代也不一定做土匪。
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太浓了，我就换话题道：“阿不都，你刚才唱的是一首古歌吗？”
阿不都摇头：“是我创作的歌。”
“有多少人会唱？”
“不知道。”
旁边一直沉默的小老头此时插话道：“阿不都的歌传得可开啦，沙漠边的维族人会唱，外国的穆斯林也会唱。”
我点头道：“我还以为是《天安门母亲》的维族版呢，却没料到你们维族比我们汉族更长记性。”
“什么意思？”
“你们的历史在歌谣里面，你才20几岁，就通过自己创作的曲子，牢牢记住了50几年前的血和泪；而在内地城市长大的汉族年轻人，已差不多如独裁政府所愿，淡忘了16年前的血和泪。由于信息的封锁，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丁子霖，不知道100多个妈妈年复一年的叫魂。”
我的朋友不愧为诗人，他说：“什么维族汉族？什么你们我们？上次屠杀与这次屠杀真有区别吗？新血迹掩盖了旧血迹，人们就只记住了新血迹。更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了，人们马上就忘了零星的、区域内的惨案。”
我却在心里问：“刚才那场音乐的意义何在呢？只是徒然增添无根无国无家的痛楚吗？”
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接着，厚布帘被掀开了，一个罩着碎花袍子的维族少妇领着两个孩子钻进来，与客人寒暄后，就上大炕坐下。我还没弄清谁是这屋子的主人，就明白告别的时候到了。
出于民间艺人的礼貌，我与我的异族同行们紧紧拥抱。阿不都从他的兄弟头顶摘下圆帽子，扣住我的脑袋。
出了门，斜阳如瀑布浇遍全身。我眯缝着眼，朝不远处的出租车走去。我知道阿不都等人还立在背后，但我没有回头。在这个曾经充满敌意的维族村庄里，我感觉亲切，甚至有些伤感。四周的鹰眼还是那么犀利，但是一切都变了。我终于明白塔里木河为什么每年都在改变河道，明白了在这块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地上，人和飞禽走兽都极度渴望自由。
而阿不都们，也许第一次通过一个汉族艺人，聆听到天安门母亲那地老天荒的声音——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2006年7月20-21日于云南某地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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