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美国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以下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张伦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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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学者“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发言独家选登之三

以维权运动消解权贵结构，达成和平转型，奠定文明基石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　张伦


　　在大学时，我是学经济的。八十年代初那时的人们多相信：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但大学时代的学习和思考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由受非经济因素造成的。于是，我开始感兴趣那时正在恢复的社会学，从工厂考到北大做社会学研究生，后来从事一些政治和社会研究。90年代来到法国，师从世界着名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继续学业研究，受他当时正从事的对现代性问题作整体再审视的工作的影响，也与我个人的兴趣以及这十多年的世界巨变有关，我的思考方向渐渐转到以一种更宏观的角度，从现代性角度来审视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包括作为其中一个特殊阶段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又到改良，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发展有几次大的转型，每个时期都有要亟待解决的课题，每个时期都有其断裂，也都沉积下些成果，但在不同时期中也有其连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后共产主义蜕变；二是全球化。中国正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遗产上探索新的道路。这笔遗产在制度上、利益结构上和文化心态上，都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现在的探索。而从九十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过程则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压力塑造中国后共产主义的探索，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和制度的遗产对后共产主义的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看，主要是中国采取的“一条腿改革”的战略，即保持政治集权而只进行经济改革，或者说，以政治集权促进经济改革造成的问题。这个战略使得中国的改革在重新分配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时，深受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的运行中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这样的过程使得不同集团获得的机会和资源事实上很不平等，也不公正。

　　我们都知道，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个社会分化过程。二十多年来，中国也经历了深刻的分化过程：国家与社会分化，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分化。那么中国的分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从社会学分析角度看，这种权力运作下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造成一个权贵结构。这个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富裕集团，也不仅是社会概念上的上流社会，而且具有极大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与这个集团运用其掌握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有关。在股市、房地产和其他涉及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关键性制度改革与发展中，这个集团都是幕后推手，使得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制度和措施在中国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甚至包括中共高层推出的一些旨在改进现况的政策也根本无法得以贯彻落实。

　　这个权贵结构不仅是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使得发展不能平等地造福于全社会而是非正常地向少数人倾斜，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绝对或相对恶化，从而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加剧，而且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全面改革的障碍，构成中国发展的瓶颈。这个权贵结构是中国肌体上的癌症，可以急剧地扩散并吞噬整个社会发展果实。许多人寄以希望的所谓“中产阶级”，能否突破这样的一个结构的窒压顺利生成实在有待观察；而中国现在全面的道德沦丧也不能不说是与此无关。

　　这个集团的主要制度成因当然是集权政治，或者说是，共产党政治；这个集团对抗社会的最大资源也是这个共产党集权政治；因此，我们很难指望依靠执政者单方面在集权结构中靠行政方式解决问题。目前的中央表现出一定的理性，意识到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方式受结构所限，常常在摇摆和探索中进一步将问题恶化，如秦晖教授所描绘的那种“尺蠖效应”。纪检、信访和监察等机制都被证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被权贵利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上级对下级的有限约束、惩治效果，事实上也往往是与权力内部斗争的需要有关。

　　中国需要健康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行动者参与解决问题。我认为，维权运动就是这样的社会力量，维权人士和参与维权的公民就是这样的新的社会行动者。维权运动是公民对于权贵结构的反抗，是在对自身权益觉醒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觉行动，是以合法理性、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行动以争取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抑制权贵结构的恶性扩张，补偿社会受害者，最终寻求逐渐建立法治社会消解权贵结构，重建社会的公正平衡。维权运动也是一个文化更新运动，它有助于帮助中国人确立自己以往缺乏的公民主体意识。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许多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设计，但多徒有其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承载主体，这当然是当局限制所致。如维权运动能健康发展，就将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内容和生命力。维权运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再造运动，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基础，因为，是在这类维权运动中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发展出让各种行动者、各种阶层都能接受的新的机制和制度解决方式来维持稳定和发展、来建立正义的秩序。

　　维权运动和权贵结构两者的发展速率、参与维权运动的公民和权贵集团的博弈，最终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关键是执政者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睿智看到这一趋势和博弈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和意义。如果执政者以传统的意识形态眼光和政治安全稳定的考量看待问题，就会视维权运动为不安定因素加以打压，从而堵死中国和平理性地建设法治、化解权贵结构的机会，从而使得权贵结构更加刚性化，强化社会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最终要么陷入拉美式的停滞、丧失民族健康发展的机缘；要么就是引发社会更大的动荡。

　　仅就中国来讲，这也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年代和30年代也有过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都市，比较起来绝不输于当时许多国家包括日本的都市社会，但不平衡的发展最终造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崛起的社会基础和心态条件，从而在外力的作用和历史事件的激荡下，颠覆了一百年来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至今还在品尝其苦果。

　　今天，虽然没有一个类似当年的中共的政治力量可以以大规模内战的方式颠覆现政权，但现状持续下去，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现在不满的大众越发对理性合法方式失去信心而思念毛泽东就是徴兆。果真这样，中国不仅会有一劫，东亚和世界都将会面临着新的威胁。当局现在面临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历史性的抉择：是准备理性地引导中国转型，通过一系列的调试、让渡、沟通、转换，培育措施发展出新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还是固守原有结构，迷信既有手段，听任权贵结构的恶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埋下灾难的根源？未来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六年前在纽约的一个讨论会上，我就曾很无奈和遗憾地提及，我从来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中攸关重大的历史转折事件和转折期，都有多种可以造成后来历史有全然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而极其令人悲哀的是：几乎每次都是当时各种可能中最坏的那种出现。除了人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当时的结构因素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始终没能学会理性地、用现代的方式彼此化解冲突。但愿在这必将到来的新一次中，中国人终能突破这个宿命，开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格局。

（多维特约记者劳伦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