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和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以下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博士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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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发言独家选登之二

中国的宏观调控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困境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张炜


我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问题很感兴趣。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高增长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大力推行宏观调控？从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控制经济过热，是因为过热的经济会造成劳动力紧张，从而导致工资上涨而带动通货膨胀。但是在中国，失业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中国现有的城镇失业人口，加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高达二亿多人口。在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即使每年增长百分之十，还需要二十年才能消化掉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显然，单纯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无法解释中国政府的行为。
 
我想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主要是基于中国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有太多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增长的负面效应，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增长本应当是和谐的条件，但在今天的中国，增长却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本来，失衡可以在增长中得到调整，最为合理、成本最低的调控应该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是，这在中国却做不到。这是因为政府始终是一个最终控制的力量，是一个妨碍市场发挥作用的力量。

中国增长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出于非经济的需要控制某些关键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压低资源价格。这样做的结果，实际的增长的成本没有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按照“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看，中国的消耗其实大于增长。这样的增长，不仅无法持续，还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长期生产率。

第二，经济增长付出的社会成本太大。一是中国的增长的福利转换率太低，增长质量太差。二是中国增长的社会福利总效应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公而非常低下。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享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增长成果，这不仅在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在转型经济国家也是少有的。由此造成的中国吉力指数高，社会不满大。

第三，收益和成本在代际间分配太不合理。过去是强制积累，牺牲很大而没效应，但留下廉价劳动力这一条件，使得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可以在国际市场回旋。这其实是这一代人在享受上一代人的牺牲。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去仍然在侵蚀下一代人的利益。这种侵蚀，通过浪费性的开采资源、破坏环境，同时也通过推迟政治体制改革，将混乱留给下一代。

第四，投资也是问题。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一直在40%以上，投资对增长的供血率一直高达近百分之六十。增长主要是投资因素推动的。但是投资主体实质上还是国家，虽然其中国家财政的比例不大，但是主要是信贷。信贷是有风险的。银行坏账是危险。虽然还没有挤兑和倒闭，但金融危机还是可能成为狼来了的故事。中央不能不考虑这种危险。

既然增长有如此之多的副作用，为什么中央政府推行起宏观调控来还如此艰难呢？这是增长利益分配的现有结构造成的。增长的失衡，最终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去不用承担这些效益低下的增长的责任。相反，在现行的体制下，如果不增长，所有的压力则在地方，包括失业的压力，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等等。更何况，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和国企负责人还能从增长、尤其是从土地征用和项目建设中得到大量的个人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拼命控制增长，地方和企业拼命突破这种控制的原因。

当然，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在控制增长的过程中，实质上也在保护中央所属的国企的利益，维护中央企业在许多高额利润行业里的垄断。这也必然造成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不满。事实上，这样做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从而在具体贯彻执行中增加了难度。

上面谈到的宏观调控的困难突出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经济现象或者经济政策，无法离开利益分配的问题来讨论，也就是说无法离开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重要条件。否则，就经济过程谈经济过程，只会不得要领。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曾经为支持和维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出过贡献。但是，这些年来对中国主流经济的批评明显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是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批评越来越强烈。郎咸平和人大搁置物权法不过是其中两件事例。

在支持市场化改革、强调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问题上，我与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哲学观点上是一致的。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国民众中，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尤其是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经济观点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在这一点上，被称之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言，来自新左派的攻击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最终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得人心。但是不能不正视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学科的学者的批评。自由派内部对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的批评日益强烈。今天会议上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改革思路有意见。这不能不值得那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反思；否则，经济学将无法跟上下一轮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在我看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导致民众误解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的一个主要症结在于，他们在讨论经济政策是忽视了经济机制中的非经济因素或者经济政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西方，经济政策中的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间的争论与中国的不一样。一个宪政民主的政府结构和自由的社会环境是双方都接受的底线，也是双方政策主张的基本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大政府、小政府，谈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与在一个没有法治、政府权力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讨论类似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过去二十八年，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两种改革。一种是80年代的改革，是经济学所说的帕雷托改进，农民和最底层的市民从改革中增加了收益，并没有恶化任何其他阶层的利益。但这种改革在8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经完成了。那时的改革很简单，只要国家放权让利不管就可以。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强调政府退出，就是意味着政府减少管制，解放经济要素。因此是正确的。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了另一类改革，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卡尔多改进”的改革。在这个个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受到了损害。因此政府应该发挥作用，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更何况，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利益损害是政府的政策直接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政府可以不负责任，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里放任不管，这种主张当然不得人心。事实上，任何一个严肃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都不会提出如此的政策主张。

与此同时，在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政府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不用夫人和责任责、贪腐成风的情况下，故作清高，避而不谈社会问题，不谈政治制度的弊端。甚至宣扬腐败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并且利用显学的地位加入腐败。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何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

（多维特约记者劳伦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