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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岳首
“OFA”中文译为“澳洲公开家庭”（Open Family Australia），是澳大利亚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之一。该组织为“街头儿童”而建，旨在消除“在街上”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澳洲估计任何夜间有2万无家可归的“街童”）的“孤独、恐惧、自我摧毁”，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少年街童带给社会的复杂问题。我印象中不禁私人枪支的美国曾有过一组织机构在圣诞节临近时呼吁“以枪支换圣诞礼物”，但在禁止私人持有枪支的澳大利亚，“OFA”连“除刀”也心切，于今年中就别出心裁在墨尔本推出一项试验性交换项目——鼓励青少年交出非法携带的刀具﹐换取体育比赛门票和电影票，并宣布上缴的刀具将在一间金属公司被熔掉由艺术家用其铸造一件雕塑品。
非政府组织在澳大利亚的运作有力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构，“OFA”此次推出的“刀具换门票”看似小事一桩，我却以为可以给吾国国人几个方面于启示——
启示一：文明政府是不恐惧民间组织的政府
在澳洲，政府以减税、免税等政策鼓励公民从事公益和慈善事业，政府也将许多决策权下放给社会以吸纳民间智慧和能量。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仅就有关少年儿童的民间非政府组织除“OFA”外就有“基督教儿童基金-澳洲”、“国际儿童保护-澳洲”、“游戏和娱乐协会维多利亚”、“救救孩子澳洲”、“喜欢小孩：澳洲儿童Inc”、“公平与创新中心幼儿”等多家民间机构。这些组织协助政府的“照顾儿童局”、各州“儿童及青少年委员会”、“儿童权利中心”等部门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澳洲开放家庭”的活动家特温迪曼（Les Twentyman今年7月1日荣获维洲年度奖）一个人在过去的17年中就帮助10,558名街童进入学校，援助了200多名年轻人步入大学校门。在这些年中，他筹款超过1200万元，帮助街童解决饮食穿衣问题，为他们购买课本，并资助了一家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开办的避难所。他还曾为70名成为毒品和墨尔本阴暗面牺牲品的儿童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在澳洲，你只要拨打这些组织的电话，就可以成为它们的“志愿工作者”，不会有“国保”人员上门来查问你入会的动机、目的、背景情况。澳大利亚国民通过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社会组织与政府联系勾通，个人也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实现公共参与从而找到社会大家庭的归属感。
长时期处于专制、威权和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杜绝民间参与的自上而下“单向控制”的社会，在1949年后连最应当由私人自主的婚姻都受制于“组织”的党天下，孕育于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自主空间荡然无存。改革开放至今，政府对个人和社会全面性控制的强度有所减弱，但一部落伍过时的《社团管理条例》仍堵塞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管道，捆绑着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国目前的情形是，13亿国民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官方色彩浓重的半政府组织）只约有28万个，仅是3亿人口的美国140万个非政府组织的1／5。善于乾坤独断包揽一切的“党和政府”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为”，把部分社会工作交由民间来完成从而减少政府庞大的官员数目和财政负担。可惜由于对民间组织资源的极度恐惧，“党和政府”宁愿多养国保武警及可控的“花瓶”组织并把庞大的费用成本开支转嫁加重于民间肩头，也不愿让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发育成长。今年6月中国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整治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专项行动，以两广的报道，广东警方4个月共出动7万多警力，广西省公安机关8月10日至15日5天就出动警力3万余人次。政府在社会公域的“过劳”既劳民伤财造成纳税人沉重负担，又扼杀民间隐藏的巨大创造能量，加剧个人因缺乏公共参与而产生的“单子化”孤独感和对国家的依赖感。
中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李荣禧8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第一届全国救助管理站站长论坛讨论流浪未成年人特殊教育问题时，以中国政府惯用的统计方法公布全国约有15万流浪未成年人（英国街童协会则指出，如果把一些流动人口的孩子包括在内，估计中国街童的总数达到30万）。李荣禧没指明的是，对于这些街童以及爱滋患者等急需全社会来关心的人士民间组织均难施援手爱莫能助（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民间人士频频遭到国保的传唤和拘留）。中国流浪人员救助保护工作，尤其是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基本上由政府组织依据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包揽实施，成效如何则由官家说了算（流浪街童的有增无减则是由于工作不力的官家说了就算了）。
“文明执政”是常挂在中国现政府口头的话语，但两相对照之下，中国现政府显然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执政能力低下的病态政府。中国现政府的确病得不轻，病到怕风怕雨怕工会（独立）农会家庭教会甚至怕传销怕私人慈善公益基金的地步。一个突发事件、一场天灾都会令其心惊胆颤，一切“聚众”都被其视为可能“扰乱治安”，这不是病态又是什么？政府的这种恐惧症的医治在于政府自身职能的转换——从社会利益资源的通食和包揽者转变为社会规范的制定者、看守者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于政府真正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在于政府真心愿意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党和政府”通过“统构”社会组织来实现对个人的统治控制的思路并从速建立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拓宽社会大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空间。当然，必须首先有政府执政理念的大幅转变才能有政府职能的根本好转。
启示二：民主国家国民不会将刀枪对准政府
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下民主机制的建立主要是要解决公共权力来源问题。“选票箱的妙用”化解了刀剑和枪杆子出政权的血腥厮杀。持票者的“我同意”赋予了执政者行使权力的代表权；持票者的“我不同意”则因有表达渠道和撤换或解除政府的程序机制而免于转成愤怒的爆发。于是民间的刀枪通常除了用来对付私闯民宅的强盗，并不对政府构成重大的威胁。
在几乎人均１支私人枪支的美国（3亿民众拥有２.３５亿私人枪支），凶杀案件虽时有所闻，但与实行最严厉刀枪管制下的中国层出不穷的恶性命案相比却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发达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奉行的制度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国民能拥有枪支枪口却不对准政府，原因是这个政府是他们的多数所认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政府。在美国，枪支不仅是一种武器，更是一种权利，枪支“泛滥”却不成灾，人手一枪社会却安稳祥和。在那里，曾经有一个女孩听到中国文革年代中有抄家的事情，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不知道这位美国女孩对近期大量强制拆除私有房产的“拆哪”(China) 作何观感，但我相信她肯定对中国国民怎么又能容忍如此野蛮的强拆公民合法私有房产的国家暴行同样会茫然不解。吾国许多善良的国人在含泪目睹自己的家园被夷为平地时，并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如果有人未经诉讼程序法院判决许可后在自己“不同意”的情形下窜入自己的家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领地时，屋主人是有权对入侵者开枪的（假如他、她们有枪的话）。
澳大利亚也偶有刀枪血案，完全独立充分自由的媒体总在新闻的第一时间报导跟踪，笔者所闻所见的这类案件一年到头也就那么几宗。在中国的电视画面上充塞着党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大小官员可掬笑容，半小时新闻的最后才爆出一丁点“不和谐”的社会信息，但在电视画面之外的大街小巷、商场、公园、出租屋内，黑帮恶浪却此起彼伏。眼前的恶帮黑社会势力虽暂无力抗击庞大警察机器而只能逞威于平头百姓，但谁又能料定他们无法逐日壮大最终成为掀翻政府的巨大风浪？
一个曾长期崇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哲学至今仍迷信暴力的政府，一个鄙视“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圣经）基督教文化的政府，肯定也是一个有“刀恋”情结的政府。这种政府造就成群的羔羊顺民的同时也批量催生出癫狂暴民，却绝难培育有健康的公民心态。时下那些“迷魂党”、“色诱党”，那些“不该出手时也出手”的“砍手帮”，那些视“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扑头党”等黑帮蓬勃成长肆虐神州大地，正将“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演绎为现实的“悲惨世界”。在一些“会党”式的反对派中，“绝不妥协”、“决不饶恕”的高音也正震耳欲聋。在朝如是，在野如斯，极权党文化下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积聚了浓浓的涙气、晦气和暴气，一朝点燃必聚成巨大的喷火器，将国人再次推入火海之中。
启示三：朝野交出心头刀方有中华民族大和解
中国文化传统中，“化干戈为玉帛”的人道主义成分极为稀薄，“长刀善舞”的关羽张飞、弄斧挥拳的李逵鲁智深一类杀人无数的嗜血“英雄”长期成为青少年阅读的审美对象。在韩非的“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类伦理之中，一个血淋淋的“诛”字，诛身、诛心、诛九族直诛到血流如注山河红遍（“全国山河一片红”）人心变兽心；一个阴森森的“灭”字，灭绅士、灭地主灭思想者直灭到尸鸿遍野万众一声民族气损肾虚。也不足为奇，在这种人和人类的好友——狗一并都被暴徒不眨一眼地“诛”和“烹”的国度里，政治和民族和解的呼唤者要被横刀怒视的铁血者看成“软体动物”讥为“妇人之仁”。
1949年后，“诛”和“灭”被“打土豪”发家的操刀高手毛红太阳发扬光大。在必须“天天读”的毛语煽动下，国人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革命一继续，粗略和保守的统计，1949-1979年的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就有20万条以上的鲜活生命非正常死于带血和不带血的“刀”下。更为壮观的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千刀万剐难解心头之恨”等风行于大革文化命之时的口头禅还培育出一代代火烧火燎怒眼圆睁的革命愤青。时至今日，仍有大量在“拿起笔来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俺不好，俺就叫他见阎王！”的党文化狼奶喂大的“网狼”正操着民族主义毒剑在网上随地吐痰、到处灌水、砸砖。最近大陆网上流行一引起广泛共鸣的热贴《中国家长身上藏着的十把刀》，就揭出砍去民主、砍去诚实、砍去善良等一把把深藏于国人（何止家长）心头闪亮的利刀。
当然应该强调，交出心头藏刀，首先是政府应交出所拥有的最大和最锋利的凶器。说今天的中国政府还是一个不文明的病态政府也是因为这个政府至今仍“紧握手中枪”旗虽捲而“刀”不繳。作为国家必要的机器由纳税人供养的“警察和军队”本应是自由竞争社会和国民权益的保护者，不幸却被党国劫为己有，成为单一“伟大的党”之保镖。政治和民族和解的主动一方就在（有利刀在握的）朝，中国高喊“四和”的“党和政府”一日不交出垄断的兵器，朝野真正和解之大门就无从打开。
几百年前西方国家议会椭圆议桌的发明以两剑触不到的距离早就隔开了政治派别直接的武力交接，中国至今的政治却仍以嗜好暴力的强者为王。专制政治是连专制者自身也要绞的绞肉机，陷身者一进去就退不出，直至被绞烂。我的朋友亲看过“内部播放”的汕尾事件实况录像，那些无法“退场”、其时不开枪确是自身难保的武警也一样是可怜的悲剧人物。枪响了，血流了，但没有赢家。真不知这种没有议会圆桌谈判和妥协和解的政治悲剧还要在中国上演多久，国人到何时才愿交出心头刀释放胸中恨以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坐下来在圆桌上为讨价还价只争个面红耳赤，免去血红面白的双输？
结语
我不知道我推介酷爱和平的澳大利亚人煞费苦心的“刀具换门票”举措能否触动吾国朝野那些嗜好暴力的“斗牛士”们的些许僵硬神经？我真希望“OFA” 也能给吾国那些“紧握手中枪”敌对观念高度紧张的有权者和高唱“绝不妥协”、“决不饶恕”的反对者以及到处“吐痰”、“灌水”、“砸砖”的网络高手无权者诸“高人”送上一张球票、电影票和步入大和解“天鹅绒”大厅的门票。
写于2006-9-11黑色纪念日
原载《民主中国》 愿题为：《朝野双方交出心头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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