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美国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下面是多维新闻社总编辑何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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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发言独家选登（7）

动摇国本，巩固党本：也许真有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多维新闻社总编辑　何频


　　我们有没有能力预言中国的未来？首先，我们能否真切地描述现实。用理论框架？用数据、案例？用历史规律，用亲身体会？用政治伦理？我们在座大都是长期关注、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如果回首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关于中国的预言，多少还可以拿出来供人们欣赏？中国变化的□富性和独特性，使传统的理论传统的思维不足以掌握中国局势。

　　我并没有多少有信心说服人们的新观点，我没有“政治正确”，相反，我想提出一些很可能不被许多人认同的看法。

　　刚才聊天时文贯中先生说，中国有些问题在动摇国本。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动摇的是“国本”，却可能巩固“党本”──巩固现有政权。我们应当重新推敲这样的一种推理方式：导致民愤的事情也必定会危及执政者的政权稳定性。其实，在目前的中国，有些问题受到民意谴责，但却是共产党稳定执政的必需。

　　我这里只是简单讨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正是人们讨论比较多的问题：贫富差距、民主化、腐败。

贫富差距使精英很优越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满、抗议甚至起义，从而导致政局动荡，进而威胁政权的稳定。

　　是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使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但是，这种社会动荡远不能动摇政权，相反，贫富差距还有助于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贫富差距来自于不公平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但又是市场化的必然过程和结果，而且这种不公平为社会各阶层中的精英提供了多种机会。我说“各阶层”，是指毛泽东时代强行划分的阶层，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其中的精英多有个人发展机会；我说的“多种机会”，不仅指赚钱，而且包括社会地位、职业、生活方式，这些精英大都得到极大的提升。正是差距，才成就了这些精英的功名利禄。

　　由于没有超过传统社会的文化约束和现代社会的法律约束，这些精英的满足感、优越感远大于其他国家的精英。可以说，中国不公平的发展在加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使各个阶层的精英与政权的利益一致起来，他们甚至具有维护这个政权的自觉性，从而大大减少去从事反对活动社会动员能力，并使得弱势群体缺乏代言人、领袖，极少数试图帮助弱势群体的精英自身又被边缘化。

　　所以,贫富差距问题会使社会事件不断，但星星之火，难以燎原，社会不稳，政权不一定不稳。没有精英的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力量不易持续集结，孤立、区域的事件，共产党有足够资源、能力去消化。

多元化软化了民主化要求

　　第二，多元化问题。多元化本来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和特徴，不少人曾认为多元化是民主化的动力和机会，但是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却使民主化动力更加不足。

　　今天的中国丧失了灵魂，无神无法，任何官式的教条也填补不了精神黑洞，也使得各种法令扭曲变形，一些观察家认为，统治者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用的是政治高压、经济诱惑的功利性手法，崩溃随时可能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和高压，还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的多元化格局也有助于执政和化解问题的一方面。

　　这几十年来，中国民主化的不断挫折使犬儒主义成为主旋律，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共政策的功利和弹性，国际社会的变化，使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得□富和多元，对中国现实、对中共、对民主、对西方的看法也变得多元，尤其对民主的期待不再是那么浪漫。

　　简单说，正是这种多元，使社会衡突也表现出多层性，不满的人们很难对问题形成共识，反抗也很难有全民共振，甚至导致互相抵销，进一步分化可能的反对力量，给了执政者更大的弹性和回旋空间应对问题、软化和控制反抗。

　　江泽民后期中共政权的稳定甚至超过毛邓时期，主要是其执政手腕和统治方式的高度弹性，无底线，不仅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没有道德、法律的约束，这种没有羞耻感的统治思想和手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以应付各种危机，保全自己。

腐败是政权的吸引力

　　第三，腐败。传统看法认为，腐败使得人民不满，造成自私的统治者内部分歧，削弱了统治集团的能力。中共各级领导也是这样看的。与外界对中国局势普遍的无奈或乐观相反，中共高干中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其中“腐败已是不治之症”起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腐败造成了这种没办法阳光的官场文化心态。

　　但是，一个无法无神的国家，腐败，正是政权的核心价值。“合法”的腐败和非法的腐败成为无法抵挡的吸引力，使官员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当官不腐败，不如回家卖红薯”，腐败是中国官员们的基本原则，官场不腐败，中国将无官，中共将瓦解。

　　现在纪委的反贪不只是自欺欺人的文章，它是政治斗争最好的工具，也是腐败市场的调节器。如果中共真正想反腐败，先把纪委的功能给废了，把“双规”给废了（“双规”不只是践踏司法的黑箱，也是腐败最好的保护伞，保护了更多更高的腐败分子），将权力还给司法、舆论。

　　腐败是特权，是关系，人人都在或都想享受特权和关系，或者在寻找特权和关系。如果说西方社会是靠法律运行，那么今天中国社会运行靠的是关系。法律和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机制，我们以前只看到关系的负面作用，没想到关系在中国已经全民化、精致化，使社会得以运行，有人说这是“潜规则”，潜规则也是规则。换句话说，人人都在烦腐败，人人都在想腐败。我甚至感觉到，人人连表面上对腐败的愤怒也在降低。(

　　腐败销蚀了全社会的良心道德，弱化了反抗的道德动力，也就大大减少了反抗的资源和动员机会。这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却可能是漫长的过程。

　　我的基本结论是，功利性的政权必定制造功利性的国民，中国民主化的动力资源出现前所未有的短缺，使政权在矛盾重重的社会中还得以生存，至少比想象的可以存活更长时间。这会使未来的政治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劣质，还是更为顺利、柔性，还不能下定论。

　　如果有短期内的幻想，只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个别高层精英，这些精英企图借助民间力量之际，才容易出现戏剧化。

　　我只是试图从另外一些角度看这些问题，试图从定见中解脱出来，没有预设赞成或反对立场，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知道，过去我们判断中国局势失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了预设的立场、确定的价值。

　　总之，现实的丰富和复杂性已经使现有理论不足以掌握中国。我在想，中国也许真的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