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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粉碎四人帮”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一事件扭转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改变了亿万家庭的命运，但是，大陆当局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就如同对待文革一样，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应该说，现在的当权者，都是粉碎四人帮的受益者，那他们为什么要回避三十年前的那一重要事件呢？粉碎四人帮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让他们感到不安呢？
粉碎四人帮最敏感的历史遗产，就是中共首开先例，用宫廷政变的手段来解决内部权力斗争。当局今天有意回避三十年前那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因为他们非常不愿意提醒人们想到这一点。据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共元老陈云就明确提出，“下不为例”，说明他深知这个先例对中共政权的威胁。而从大陆当权者回避历史的态度来看，他们自己并没有排除再次使用这种非常手段的可能。
中共政权的这一隐患，是否会给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力量创造某种机会，以霹雳手段，一举开辟大陆宪政民主的新格局呢？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谁敢说粉碎四人帮的先例，不会给左倾激进主义卷土重来更大的机会？
三十年前粉碎四人帮，人们都以为看到了左倾激进主义在中国的末日。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近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以非常婉转的方式，纪念了三十年前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覆灭。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1976-2006，向无产告别”。围绕著“中国人创富30年”这一主题，该杂志发了一组特稿，报道了大陆几种代表性人物追逐财富的经历，其中有安徽的农民，温州的个体户，也有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成功的地产大腕。不过，《南方人物周刊》回避了大陆追逐财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共产党官员以权谋私。事实上，目前大陆致富最快，致富规模最大的生意，一个是卖官卖官，另外一个就是以低廉的价格鲸吞矿藏或水利的自然资源。有人告诉我，县级一把手，卖官收入千万，平平常常，地市级主要领导则可以通过卖官和发包工程赚几千万，而一个省级领导，只要拿下一个富矿，就可以净赚上亿元。
大批财富以极不公平的方式落入少数权势者手中的同时，权势集团还不顾后果地把几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强行下岗，并对农民工和农民的土地进行了全面的掠夺。于是，在一批人迅速致富的同时，更多的人却被逼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
同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一个下岗者与一位知识“精英”的论战。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郭峰，指责下岗者陈洪不应“让政府和国家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陈洪则答道“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我们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变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在网上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现实中，他的身后更有一个“庞大的，被人遗忘和没有声音的阶层”，而这个阶层不会永远沉默下去。如果当局的权力继续被郭峰这类人的思想所主导，将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左倾激进主义选择以粉碎四人帮的方式，重返大陆政治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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