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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共十七大政策走向
何清涟
按照中共政治惯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后一次全会的主题是除旧布新。不过，与以往历次中共中央全会相比，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鲜明：打击“条条”（中央各部）与“块块”（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次加强中央集权是在两面旗帜的掩护下进行的，一面是以反腐败为手段打击地方诸侯，另一面则是以民众利益为旗帜讨伐“特殊利益集团”。
在地方诸侯当中，广东帮的强势早成昨日黄花，如今只有上海与北京还在耀武扬威。但北京属于闷声发财之类，不象上海的陈良宇，时时向中央叫板，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宣称“上海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公开对中央让上海多上缴财税收入的“劫富济贫”政策表示不满，声称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房地产市场规律），连不懂装懂都不会”，并含沙射影地指责胡锦涛的私德，这些“新华社内参”编选的话特意模糊了原始出处，有些绝非陈的公开言论，由此可见中共特务政治之厉害。
上述这些议论当中，陈良宇以地方大员身份擅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本是僭越之举，批评中央领导人私德与能力更是招祸之由。“勇略震主者身危”，更何况陈良宇并非勇略震主，只是挟前朝天子之威震今日之主，所以他的倒霉只是时间问题，腐败只是个最好的打击由头罢了。同时，胡也将“反腐”利剑高悬于北京市政府头上，收不收拾，收拾到何种地步，全看中央政治需要。只要上海、北京两地诸侯俯首，其余的地方诸侯自然不敢吭声。中央权威似乎在短时期内又得到了加强。
而敲打“特殊利益集团”，目的也在于收伏地方诸侯，迫其听命。
朱熔基“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养成了一批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的经济寡头，它们不仅坐享垄断利益，还能够操纵影响国家的行业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出现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温家宝履任后，国务院各部门之间互相攻讦之事从未间断，如央行曾声言要将财政部告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发改委与商务部互相杯葛、审计署屡受其它部委恶攻。而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央行等强势部委更视总理权威如无物。为了加强国务院的事权，温家宝没少动脑筋，最重要的一招是找事由将一些强项倨傲且不听招呼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陆续调离，如２００５年吉林省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发生后，温借机调整了中石油的领导班子。今年８月间又陆续调整各大国有银行高层领导。这种调整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远离其人脉丰厚之地。
继人事调整之后是道德讨伐。新华社于１０月４日发布文章，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全国媒体立刻奉旨展开一轮批“特殊利益集团”的风潮，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昨日还是政府刻意培养的“国家重要经济支柱”，今天就被宣布为“损害公众利益与破坏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夕之间荣辱尽改。但中国人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消费便宜的能源产品与通讯产品，那可大错特错，这种批判只是吊民伐罪的故智，目的在于杀杀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倨傲之气，却并非取消其垄断地位。毕竟都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六中全会还要画一张大饼，即改善社会保障系统、抑制贫富悬殊，藉此收拾民心。说起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均是朱熔基主政国务院的重要“改革成就”，如今要继续“改”，还真是个难题，这倒不是否定朱的政绩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关键是哪一项都得要投入巨额资金，这钱又从何处来？
上述一系列铁腕手段，虽然打出了光鲜的“为民”“反腐”招牌，但其目的却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威，并非如某些海外华文媒体所言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只要看看中国当局正在强力压制国内舆论，抓捕异议和维权人士；收缩对外开放政策等种种举措就可得知。凡此种种，表明中共政府已经绝意政治改革。中共智囊们盛赞这是“维持稳定，赢得时间”。但如果中国当局拒绝政改，赢得时间并不意味着赢得机会，最多只是延缓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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