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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有那么几十年我们言必“斗争”，言必“你死我活”，谈“和”色变。其实，先人早就有言“和为贵”，又说“和而不同”。前者指出妥协、合作的可贵，后者标示多元、共存的价值。现在上下齐为“和谐社会”努力，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呢？高层定义为六个具体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显系人心所向。民间则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前者讲的是民生和社会保障，后者讲的是民主和言论自由，二者具则“和谐”达矣。这与前述的六个目标是相通的，无疑体现了一种上下共识。
当然，如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共识”。“和谐社会”作为有待“建构”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体现。这应当不难理解。这两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以“郎旋风”为标志的国企改革争论，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但是，古今中外，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改革是在全无异议的状态下进行的吗？应该看到，1980年代改革初期那种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罕见的特例。它的背景，一是此前十年浩劫这另一桩罕见的特例几乎伤害了从上到下所有人，从而促成了一种“走出‘文革’”的共识。二是改革前夜的旧体制不仅缺乏自由，而且福利极低，走出这种状态很少有所谓“自由还是福利”的两难困境，也很少有“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的冲突。
然而，“走出‘文革’”这一罕见的共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解体，“走向何处”的歧见则逐渐凸显。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由和福利的诉求在提高，“为更多自由而降低保障”与“为更高福利而减少竞争”的分歧开始显现。而那些失去了保障却未增加机会、损失了自由却未享有福利的人们，面对那些利用体制缺陷既垄断市场“机会”又掌握计划特权“保障”的人们，更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觉。
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甚。不仅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之前，高收入者公共福利愈高，低收入者公共福利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旧体制的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趋势；而靠单纯恢复“大政府”来增加公共品供应，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个事实：真正的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具备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框架，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能带来可以追问的责任。
上述这一切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有的是市场经济中难以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缓解。但更多的却是公共治理不充分的结果，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到位的结果。对于前一类弊病，我们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既然承认竞争，就难免有输赢之别和风险运气之别，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赢家通吃”。而对于后一类弊病，唯有通过推行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来消除“权家通赢”。我们尤其要防止借矫正“赢家通吃”之名在缺少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单纯强化权力、扩大垄断，而使“权家通赢”的弊病更趋恶化，甚至造成“权家通赢”与“赢家通吃”的恶性循环。
无论对上述哪一类弊病，走向和谐一个共同之道是：加强协商、沟通、妥协和平等博弈的机制。和谐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矛盾社会，当然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那它就只能意味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进行理性谈判、讨价还价的社会。改革也许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形成共识，古往今来的成功改革也不乏在歧见中进展的例子。但是共识或难求全，底线必须持守。共识不足，可以谋求妥协；没有底线，社会就会乱套。如今高层所确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间所流传的“有‘禾’入‘口’，人‘皆’能‘言’”，在追求设立这样的底线上显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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