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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的战略布署，这可从“7.28”毛泽东召集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即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的谈话泄漏天机。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造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有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的三三一期）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1968年6，7，8月，广西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反共救国团” 为名，实际上成批大规模屠杀不同观点的人和无辜百姓，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受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西江流域的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1984年“处遗”工作中，官方对此概况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7）
（三）“联指”罗织“反团”罪名打击“四.二二”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5月17日为标志，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广西各地“联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国团”（简称为 “老反团”）；在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报告》的电报为第二阶段，则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大张旗鼓地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
1967年12月25日至27日，广西玉林地区的容县“联指”调集400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12人，伤21人。黎村 “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食36000多斤，开支18000多元。
1968年1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的电报，偏袒“联指”一方镇压“四.二二”。
胜者为王，容县“联指”和广西“联指”把容县的“四.二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公布容县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镇压。（8）
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
为了扩大“四.二二”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团”罪名的影响，广西“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
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9）
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
桂林“联指”造谣打压“造反大军”
桂林“联指”的编造功夫也不遑多让。
1968年5月12日，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
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桂林“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
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联指”派人到武装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
5月17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86人先后到桂林市，住在东方饭店。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饭店看望了他们。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德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86位“联指”代表。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的促进。”（10）
此次接见，为6月4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八千民兵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围剿“造反大军”埋下伏笔。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5月2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为期两天的常委会。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
韩世福发言指出：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
如果说此前广西各地“联指”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打压“四.二二”还只是“派性斗争”的话，那么从这位广西军区高层人物的上述发言里，已经可以听闻对广西“四.二二”行将大屠杀的磨刀霍霍声。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 18000多人。（11）
广西大地，风声鶴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着更大的红色恐怖风暴即将来临。
（四）广西军区一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屠杀“四.二二”
1968年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的电报。
电报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1968年）2月2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
“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12）
根据官方“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打击镇压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特大冤假错案。
这宗假案是解放军“支左”干部王生江授意从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凭空编造杜撰出来的，广西军区一手策划炮制。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特大冤假错案，迟至1984年才平反。（13）
全广西部署追杀“四.二二”
5月20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我区破获“反共救国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四.二二”）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69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75％。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14)
6月15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南宁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
韩世福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
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15）
《公告》掀起红色恐怖风暴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指“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四.二二”）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 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
《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深挖、缉拿“反共救国团”，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时间在广西掀起横扫全社会的红色恐怖风暴。
《公告》发布后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的、集中的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据南宁市383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的有3547人（全部是“四.二二”派的），其中已被批斗的1722人，关押957人，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强迫承认“反团分子”。结果被打致死37人，被逼自杀身亡34人，打成残废者2人，下落不明4人，（南宁市清理“反共救国团” 专案领导小组于1979年已否定“新反团”假案，并作了初步处理，但没有公开平反）。（16）
《公告》发布后，北流县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6月26日，该县革委会主任李国伟主持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的誓师大会。动员布置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十分严重。
玉林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桂林、贵县、容县等县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国团”高潮，大搞严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玉林专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5213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破坏致死、致残致伤。（17）
柳州市于6月19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共救国团”。仅据十四个单位追查结果，受审查的438人，其中被关押45人，迫害致死16人。（18）
6月17日，《广西联指报》发表社论《把阶级斗争的战鼓擂得更响——彻底揭露和镇压混入“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国民党反动余孽》。该社论与《公告》遥相呼应，有机配合，为大屠杀造声势。
6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市革委会、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19）
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共救国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清查活动半年多全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104起，批斗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打伤致残2135人（20）
那坡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后，城厢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十五个军，40名团长。德隆区追逼出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军”——“南疆反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团”。
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团”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8人，打伤致残43人，47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21）
（五）南宁地区乱杀成风
1968年6月18日，南宁地区《联指》发出《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
6月23日下午，南宁专区革委会在地委楼上会议室开会，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反共救国团”实际在我地区，应彻底追查破获。破获了还不算完，要结合这个狠抓阶级斗争。
6月28日南宁专区革委会又发出《关于破获中国青年党反革命组织的公告》。从此以后，全地区到处出现空前的声讨和追查“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并以此为借口乱抓乱杀人。（22）
武鸣县从6月22日至7月5日，十二个公社有十一个先后声讨“反共救国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内外打死698人，其中两江公社一天就打死159人。（23）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1800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分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和“联指”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革委会、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严刑拷打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场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1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上林县从6月29日至7月2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17个反革命组织。仅7月份，全县打斗致死334人。（24）
宾阳县新侨区打死的两百多人中，多数是被扣上“反共救国团”、“青年党”帽子被杀害的。（25）
天等县把荷公社的怀安、吉兰两个大队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这两个大队“文革”死亡61人的80％。（26）
7月8日，董以法在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对各县出现以追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乱抓乱杀人的严重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加肯定“在广大农村击退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我专区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董以法的报告后，又使一些地方继续发生追查“反团”乱杀人的事件。
8月21日，大新县大岭大队把脉生产队社员许振益，被该大队文书周均定揪斗逼供，被逼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还供出许定武等56人是“反团”成员，假案逼成后，该大队革委组织以周均定为首的“专案组”和以农德为首的民兵纠察队，把“反共救国团”成员关押吊打逼供，先后用木棍、钢钎、枪杀害33人。（27）
“中国青年党”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6月10日，宁明、崇左、扶綏三县先后呈报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要求捕判以卢秀业为首的“二0三战略部”、林春初为首的“中国青年党”、陈韬为首的“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黄志忠为首的“叛国投敌集团”等案的首要分子。
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从宁明、崇左、扶绥、凭祥四县（市）公检法军管会中抽调13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将四个集团案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宁进行审理，认定这四个集团案的负责人，就是隐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黄志忠（又名钟龙伍）。同时还认定有“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五个方面的罪行。
此案涉及到越南的陆平县和南宁地区的宁明、崇左、扶绥、上思、凭祥等县。其中宁明县涉及11个公社成员619人；崇左县涉及28个公社成员222人；扶绥县成员11人。
全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21人。被戴帽管制7人。
1970年3月17日和4月1日，广西区革委保卫组以（70）革保审字第170、173、174、175、199号的死刑通知书，分别通知崇左、宁明、扶绥三县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4月9日，在上述三县对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执行枪决。（28）
1980年11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0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所谓“中国青年党”实属杜撰，所谓“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名称，是审讯人员在出身不好的梁春喜等人的严刑逼供出来的。陈韬等人一直否认有这个组织,“二0三战略部”是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全称是“中南局‘四.二二’二0三战略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时，把“四.二二”删掉了；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也不成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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