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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严抓“阶级斗争”的样板。
从1967年5月至1968年10月，县、区曾先后九次在此召开现场会。特别是1968年5月中旬扶绥县革委在此召开的一次现场会，参加人数达1064 人。会后笃邦大队共揪斗58人，打死6人。挖出“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和四个“经济犯罪团伙”。
笃邦公社在追查“反团”中，大搞严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诸如罚被斗者轮流吃屎尿，将被害人光身从20米高的陡坡上滚下，把人塞进泄洪管（水管）让水从另一端冲出，将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等罕见的十八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酷、凶狠，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30）
南宁地区还专门推广这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1968年8月9日，南宁专区革委以南革发（66）100号文件，《介绍扶绥县开展对敌的经验：“充分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阶级敌人1500人，并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组织，如‘反共救国团’、‘青年党’、‘救民党’”》等。
9月10日，在横县召开的南宁专区“积代会”上又印发了《扶绥县笃邦公社持久开展大批判的经验》的典型材料。
（六）南宁“火种”惨案
“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在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南宁文革武斗其间，该组织六十多人占据设计院大楼，也称“火种”据点大楼。
由于居高临下，对广西“联指”威胁颇大，因此，“联指”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后快。
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62条人命，并灭尸于邕江河里，酿成“火种”惨案。
“联指”部署攻打“火种”大楼
从六月上旬到中旬，广西水电厅设计院“联指”头头宾恩锦、李青多次向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汇报“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盘踞的黑窝，要求尽快组织力量拿下这个据点。
颜景堂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几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火种”大楼。参加会议的人有：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邓文光、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宾恩锦、张锋、黄明发等。
会上作了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刘国华等负责造舆论，通过“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揭露“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盘踞之地，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
李家海任前线总指挥，其他常委负责“军事作战”。
“火种”头头纪烈、蔡玉华等组织据点六十余人修筑工事，坚守大楼。在构筑期间，杨慧心被设计院“联指”兰胜绿开枪打死。（32）
爆破“火种”大楼
6月19日上午八点，李家海派何唯钦、甘世隶等到区文化大院京剧团二楼会议室召开“参加”领队人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参加攻打“火种”据点的单位有：广西“联指”保卫处、警卫排、冶金局“联指”武装连、“沥血兵”、“后备军”、“独立八.三一”、“汽司”、“红水院”、“红全球”、水电学院“联指”和崇左县“联指”民兵连等。
李家海负责总指挥，何唯钦、高延、姜占德也参加指挥。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等都亲临现场督战。
19日下午一点开始攻打“火种”据点大楼，久攻不下，晚上十点，李家海、何唯钦召集刘盛华、黄庆才、姜占德和水电院“联指”几个头头开会，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
20日凌晨，何唯钦组成“沥血兵”用炸药爆破，绰号“三毛”（易瑾翰）两次送炸药包，炸开大楼东头一个缺口，但无法冲上大楼。
下午两点多，“联指”保卫处拉来原先从别处抓到“四.二二”的两个“俘虏”刘仲华、腾振尚。用枪逼着他俩从西边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是五十公斤的炸药包，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
残杀俘虏，抛尸邕江
下午四时，“火种”大楼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此刻刘仲华、腾振尚两个俘虏被“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已被打死7人。下午五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61人，立即拉倒水电院内枪杀了55人，死者是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成员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19人，以及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兵和陆川县逃来的“四.二二”青年。
在俘虏中有六人幸免杀害严朝阳、甘熙雄、张学峰被俘后，因是“三毛”（易瑾翰）好友，“三毛”到下留情，把他们拘回南宁十一中去，陆川县被俘的陈文清、李文理、张六高则是在枪杀其他俘虏时，拼命挣扎逃脱，在枪口下捡回了一条命。
残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62具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倒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随波逐流。（33）
“火种”惨案发生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火种”大楼，残酷屠杀俘虏的人，视为“掌上明珠”、 “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进爵。例如屠杀有功的广西“联指”头头廖炜雄，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等要职，还荣获中共“九大”代表；颜景堂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团区委书记等职；潘玉臣当上区公安厅副厅长。（34）
迟至6月22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才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的电报。轻描淡写屠杀过程，谎报案情，缩小“火种”死亡人数，夸大“联指”伤亡情况，只字不提枪杀俘虏之事。
电报说：“联指”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以及水电设计院附件的官桥、长岗。角麻大队的一些农民攻打“火种”。据统计“火种”大楼共有六十多人，其中 “火种”兵团七人，其余大部分是外县流窜来的，（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种“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的）。如陆川县就有24人。在这次武斗中，据点大楼的人员除跑了几个外，被“联指”打死约30多人，抓了20多人，“联指”伤亡较大。（“联指”实际被打死三人）（35）
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团”据点
“火种”惨案后，广西“联指”开动宣传机器，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
6月23日，广西“联指”通过红卫兵广播站广播《六月天兵惩腐恶》，（此文是“红水院”光耀华炮制主编的），声称：“火种”大楼是“蒋匪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美蒋特务情报站、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的大本营、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的匪巢…..“火种”头头蔡玉华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头目，纪烈是参加过“一贯道”反动组织的漏网右派；何威廉、段夏清、吕国燦是“反团”成员，设计院老工程师陈元嘉是“反团”、“四.二二”野战军和“火种”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在“火种”大楼的陆川县刘恒、刘增华是“反共救国团”的骨干。其他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36）
同一天《广西联指报》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该文指出：“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头头就是“分团”头目。号召“联指”行动起来，清查“分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37）
6月28日，《广西联指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种”的罪行——《六月天兵惩腐恶——盘踞在水电设计院大楼的一小撮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匪徒和美蒋特务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还伪造“反共救国团”六幅照片公诸于众。（38）
（七）八桂大地 血雨腥风
1968年7月11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
从即日起至8月3日，该报发表九篇社论，名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四.二二”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因此，这九篇社论被称之为“杀人九论”（39）
从此，全广西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从从城镇到农村，成批大规模地屠杀广西“四.二二”及“五类分子”，城乡各地，陈尸百里，悲惨至极。
“联指”围歼柳江“造反大军”
6月26日，柳州地区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县和合山矿“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
前线总指挥、柳江县革委会主任宋吉月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一定要把他们歼灭。
而驻军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12人，（大部分是红卫兵）七支枪。围剿时当场打死4人，俘虏8人，俘后枪杀了4人。熊国芬、潘洪连被枪杀后，“联指”人员割下他们的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分别挂上柳江县进德圩和拉堡圩（县城）示众。其血腥场面极为恐怖！（40）
7月27日，《广西联指报》三版公布所谓《横扫国民党的渣滓——玉林“联指”战士、贫下中农揭发破获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桂南边一0三师”等三股反革命组织纠合案简介》的报道后，大批“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遭到逮捕、关押和枪杀。（41）
广西各地屠杀概况
1968年6月至8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杀害叛徒、特务、“反共救国团”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五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屠杀130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2％，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42）
南宁地区1968年7月至10月，共揪出“坏人”60061人，7月至9月打死逼死共计9933人。（7月死2738人，8月死5943人，9月死1252人）。（43）
桂林地区1968年7月前打死1859人，7月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44）
柳州地区融安县打死1395人，按人口比例打死较多的是龙妙乡，被称之为“十八寡妇乡”。（45）
邕宁县7月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亡人数88％。（46）
临桂县从1968年6月至10月，共被杀1783人。（47）
全州县1968年7月，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人数的57.4％。（48）
德堡县到1968年8月5日止，共揪斗2120人，全县打死312人。（49）
都安县从8月底到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共救国团”和“中国青年党”。（50）
北流县被诬陷为“黑班子”820人，被批斗748人，打斗致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共救国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 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委书记顾德荣因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共救国团”。该区受害人五百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51）
灵山县打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了乱杀人事件。（52）
贵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138人。
宾阳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951人。
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
上思县杀害170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1.38%。
桂林市杀死、打死1128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53）
据官方文革后不完全统计，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个月内，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四千多人。（54）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史无前例！
“反团”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周密部署，煞费苦心地罗织罪名，为镇压“四.二二”大造舆论，可以从在北京学习的领导与广西方面的电话、电报记录可见一斑：
7月3日早上六点廿分，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根据当前情况，在京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几位领导经过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继续对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指“四.二二”）可通过审查接班人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55）
7月16日，董坤（支左人员原部队保卫干事）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经在京几位领导研究，有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继续抓紧进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务”，应抓紧核实，如有厅局级以上的应先搞清几个报来。
（2）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及其罪恶，上石“农总”问题也可以公布。
（3）广播电台目前在广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贺、霍、傅、谢、袁的问题。
（4）覃家修（凤山县副县长，支持“四.二二”）的材料要继续核实，核实后的材料如够点名批判的，即由家里领导讨论决定。（56）
经过在全广西大张旗鼓地深挖追查“反共救国团”，大规模疯狂屠杀各地造反派之后，广西“四.二二”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广西军区和“联指”沆瀣一气，堂而皇之，以“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部”为借口，开始着手部署武装围剿之，给广西“四.二二”以毁灭性打击。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共救国团”来的——
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
大会开始，一位老师被押上台前，主持开会的“工宣队”负责人宣布：今天我们开大会，斗争我们学校的“反团”分子，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他们掩护刘少奇、邓小平，要反共复国……。
接着要“反团”分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慢慢摊开讲稿，一字一句的交代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 反共救国团”，在本校还有同一派（四.二二）的学生×××、×××也参加了“反团”，当时念到这里，他所点到的十几名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下子被 “路线觉悟高”的另一派（联指）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押到主席台前。
大家一看，原来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谓的“反团”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各种“侦破专案组”连夜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樑上，刑讯逼供，索要“反团”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团成员’”？“不知道”！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挾，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然后突然鬆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功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招供自己是 “反团”成员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几个学生受到“启发”，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时，揭发“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几个打手，“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团’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1968年7月1日至8月8日，韦国清调动广西军区6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武装力量，围剿南宁的广西“四.二二”。
“四.二二”的部分群众，见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南宁警备区司令部，通缉几名所谓“反团”首要分子，“四.二二”开始也不相信，但在舆论压力下，8月4日，“四.二二”指挥部保卫处不得不抓了6个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可是，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使军队对“四.二二”群众的剿杀计划停止。
截至8月8日止，围剿基本结束，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据不完全统计，打死“四.二二”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3人，被打死2324人。（57）
合浦“反共救国军”案
1968年夏，一个子虚乌有的合浦“反共救国军”案，在钦州地区的合浦县竟屈打成招，全县追查出1353名成员，致778人伤残。
合浦县石康公社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人，日夜严刑逼供，庞屈打成招参加“反共救国军”。8月19日，石康公社书记许志平和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此案，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批斗高潮。很快就抓出254名“反共救国军”成员，致死3人，致伤致残25人。根据石康的经验，合浦全县上下层层追查，把1353 人（含石康数）打成“反共救国军”骨干成员。其中斗打致死48人，致残71人，致伤707人。
在这场疯狂地政治迫害狂潮中，“联指”及中共当局对“四二二”和“黑五类分子”大量地采用枪击、刀砍、棒打、勒死、淹死的手法，还对男的割阴茎，女的轮奸、割乳房、炸阴道，更有干部带领集体剖腹食肝，以示“共同专政”。其疯狂残暴程度令人发指。（58）
钦州地区剖腹食肝 手段野蛮残忍至极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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