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1966年5月，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也不例外。
上海的一月夺权后，成立新的政权，毛泽东称之为“革命委员会”。接着有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的造反派也夺了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曙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以示庆贺支持，也表明了毛泽东支持成立新政权的决心。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的许多领导干部，原来是压造反派的，现在则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了。在广西首先站出来承认错误并表态支持造反派是贺希明（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原钦州地区组织部长）等党政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广西造反派。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广西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广西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4月22日，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至此分为两大派：保守派广西“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联指”和柳州铁路局“钢联指”；造反派广西“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广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军”及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广西师院学生造反派）。
“联指”是支持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其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利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的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承诺，催发了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重新掌权后，他们翻手为云的镇压造反民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使造反民众对毛的幻想迅速破灭，继而产生怀疑和觉醒。其间接的后果是广西造反派已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救自己。
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广西“四.二二”。如广西造反派被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时，1967年 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才得以苟延残喘。但不久毛泽东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更因此时已觉醒的广西造反派，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已不听毛的招呼有越轨失控的迹象。
其典型的例子是：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铁路局538调度场，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11888箱，共计1700万发。王反修、李振林还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点二十分，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霍成忠（55军副军长）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抢子弹要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5月25日，欧致富、霍成忠命令驻柳州部队高炮七0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广西当局武装“联指”，打压造反派到动用部队对造反派实行武装包围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众的义愤。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十余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摘自《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58页)
此举与“六.四”镇压时，北京市民上街堵军车声援绝食学生，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是有“人民参与”的正义之举！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
随着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在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 上，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并且在会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毛中央获知后极感震惊，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韦国清罗织“反团”罪名镇压“四.二二”
广西造反派反韦国清，遂遭致韦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的切齿仇恨。但是韦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韦国清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阶级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韦国清为了“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四.二二”，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四.二二”，从而为屠杀找到口实。其得意之作就是“反共救国团”一案的炮制。于 1968年5月开始在广西深挖“反共救国团”，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煽动民众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仇恨，再通过武装围剿消灭“四.二二”。
毛中央在1968年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扣在两广造反派头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韦国清则闻风而动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 “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各地就上演了许多“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相关资料另文披露）。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
广西大地，尸陈遍野，十余万民众，生灵涂炭。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阶级大屠杀”中，还广泛发生“联指”及共产党员惨无人道剖腹挖肝吃人肉的兽行。（另文专述）
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围剿而告终。
为了推翻官方和传媒舆论强加给造反派的种种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还原文革历史真相，让我们掀开历史重重黑幕，从中共文革机密档案中，(1)一窥此旷古奇冤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让血的事实说话，相信善良的人们会明断是非曲直。
（二） “七.二五讲话”中央定性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接见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被接见的是广西两派“联指”（保皇派，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来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广西驻军的部分干部。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中央首长的通篇讲话，充满了对广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比如，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不容分辩、帽子与棍子齐飞地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他们放的。
总 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二百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2）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3）
这个“七.二五”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造反派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
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四.二二’）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团”案，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广东“旗派”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头头被诬陷为“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下边因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难以计数，从而成为对立派及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及广州红旗司令部、广东红旗派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据称当时广东有这样的传言：“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传斌”。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初领导了对“东风派”中山大学“革委会”的进攻，两派大规模武斗持续至中旬，因“东风派”的“郊贫联”调动大批农民前来增援，中大红旗才撤除了对“革造会”的包围。
6月30日，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头头交代错误、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此可见，“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此后，广东“红旗”派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旗”……（4）
对广西造反派的终结
在此之前，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以及广西“联指”已经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对“四.二二”造反派展开打击。而“七二五讲话”，则由中央书面肯定了对“四.二二”派这一“莫须有”的指控。
“七二五讲话”中央对广西造反派表态定性，对广西当权者韦国清所代表的军方和广西“联指”来说，无异于“尚方宝剑”在手，屠杀“四.二二”造反派更堂而皇之了。
事实证明，“七二五”接见是出“鸿门宴”。此前，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四.二二”）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 “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 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鉴平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5）
与此同时，1968年7月底至8月上旬，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调动广西军区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以及 6912。6966、6936等部队10多个连的兵力，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南宁周边九个县的“联指”武斗队，对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剿，至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下南宁解放路全部结束，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9840 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6）
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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