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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争的现实可能与意义
——重读胡平“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李锋
一
这篇文章不是情绪高昂的道义说教，而是冷静理智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民众做了深入分析，论述了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它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希望。对比暴力与非暴力，作者提出：民主运动在中国，非暴力的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在现实上更可行；在成果上更有效。
首先作者反对全盘否定暴力抗争，而认为暴力抗争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正当性。比如辛亥革命、美国革命。他说：“我们不赞成对暴力革命无条件反对的简化观点。”“假如一个政府一向残酷地压迫人民，顽固地拒绝人民有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议的任何权利，那么人民就有权采用包括暴力方式在内的一切方式进行反抗。”再，“暴力革命也并非总是导致新的暴政。”可见作者反对暴力、坚持非暴力不是的理想高调，这和左派的和平主义甚不同。
作者之所以不赞成在中国进行暴力抗争，主要不是认为其不道义，而是因为不现实，没有实行的可能。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国家的军事能力空前 强大，政府与民间的武装不能对比，这使民众传统的暴力抵抗和革命失去意义。49年后，中国不是没有暴力反抗。个人的暴力抗争，应该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群体的有西北和云南的回民村落等，文革中某些夺取武装的造反派也可以算，但对于国家庞大的钢铁机器，这些类似于壮烈自杀。有人会说，这是由于规模不够，但在国家现代监控下，民间的暴力抗争恰恰就在没可能形成规模。八九之后，也有流亡海外的人提出暴力反抗，甚至印制了一些指导手册，但结果如何？大概可以说恰得其反。
当然，国家在转变过程中，政变常常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比如中国1976年10月。但这是高层权力内部的事，出于个别人幕后策划，与民众无关。并且，政变是偶然的，不可预计，没有普遍意义。民众介入不了政变，好，那让我们盼望等待，可是如果它一百年不发生呢？民运也好、维权也好，需要积极努力地去做，但是其做的也只能是现实而可能的事情。社会是个整体，统治者的门槛再高，也要和民众发生关系，否则统治谁？因此民众的非暴力抗争如果发展到一定规模，把握得当，倒会促进上层权力的分化，甚至导致政变发生。比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直接促使了六个月后中国高层权力的改变，因为“老家伙们”看到了人心向背，心里有了底。八九年五月，北京市民曾经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地阻止军队进城，并向军人宣传不对人民开枪。六四屠杀，也有军人拒绝执行命令，事后且有多名高级将领联名抗议。至于赵紫阳、胡启立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说明，民众的非暴力抗争，会影响高层权力，促使其分化、倒戈。
记得“六四”当夜，我们几个人在枪弹中，落荒逃到一个朋友家。大家泪流满面，有的说应夺取枪支抵抗，有的说要上山打游击。这是血气之言，慷慨是慷慨，但是空话，并无可能。那一夜最有力量也最有效的抵抗，实际王维林——白衬衣青年徒手阻挡坦克车队。无论他最终是死是活，其所产生的力量都是永久和无限的。左右几支步枪挡不住坦克，那么就不如徒手，倒更能激发道义的力量。不说民众，就是当时将坦克停下来的军人，也是既怯于也敬于王维林的道义精神。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在某些情况下，非暴力比暴力更可取，更有力，更召唤道义。当初，苏军入侵捷克，捷克人是拿起枪射击，被大规模屠杀好呢？还是姑娘们讥讽地穿上短裙，给苏军士兵献花好呢？当然，“鲜花”不能阻挡坦克，但是以后苏联的垮台，是否与它入侵捷克而在全世界丧失道义有关呢？ 再，捷克是个小而有小的国家，夹在各大国的核武竞争中，说入侵就入侵，说没有就没有。可是哈维尔提出：人权高于国家主权。靠这一条，小小捷克能挑战苏俄、中国。这不是智慧和力量吗？
权力的存在需要民众意识的认同，而人的意识认同以道义为主要尺度。如果一种权力失去了道义，也就会失去民众的认同，而失去民众认同，它也就瓦解了一大半。人们只是等在机会，积蓄力量将其推倒。毛的权力当初为什么那么牢固，因为人民认为它是道义的，是“大救星”。之后，民众明白了，看清了中共非道义本貌，就起来反对它。八九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因此，在暴力反抗微乎其微，没法对抗的状况下，非暴力抗争就是更好的选择。以道义取得民心，以民心瓦解权力，权力的道义负值越大，民众就越背离它，其就越接近崩溃。权力归根结底要靠人的认同和接受。胡锦涛说向朝鲜学习，今天中共这么脆弱，何尝不想回到毛时代，但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人民看清了它，不再相信它，这是中共权力涣散，政令不行的根本原因。
胡平还提出：“一场正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采用非暴力方式抗争，避免了一下子就把自己处于与当局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这就是说，采取非暴力手段，人们可以审时度势地提出恰当的斗争目标和实行恰当的斗争形式，从而使得所冒风险降低到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限度。这一点至关重要。”话说白了，就是眼下中国的民情没到活不下去，孤注一掷的地步，民众不愿意冒生死之风险，暴力抗争。民运也好、维权也好，如果主张暴力抗争，他们倒宁愿躲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暴力抗争会吓跑民众。而民运、维权离开民众主体，就是无木之林。反之，目前中国非暴力抗争倒是民众能接受的，特别是维权运动。因为他们有自身权益要维护，而且中国法律没保证，权力胡作非为，他们必须抗争。而非暴力抗争的风险不大，因为掉不了脑袋，除少数头头，大多也进不了监狱。这样看，非暴力比暴力还是好的选择。这就是作者所说：“正确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可以使风险控制在一般常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因此，它能使更多的人们积极投入。这就是为甚么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基本原因。”反之，“如果我们不是致力于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是宣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其结果只能是使广大的民众在倍感痛恨之余转为悲观消沉”，从而放弃斗争。“经验一再证明：在那些十分激烈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更大的无力感。”作者非常实际，对政治中的人性有准确的把握，在争取道义的斗争中，他能考虑到人性的有限和弱点，估算民众所能支付的代价，而这是许多人向来忽视的。
民主社会的建立，以人权精神为核心。维护生命和人的权益，是现代政治的目的，也是其准则。暴力革命虽然不见得全都衍变为暴力权力，却常常导致大规模的流血、动乱，走向反人性反自由的暴力权力，尤其是中国这样崇尚暴力和权力的国家。对之，历史有充分的证明。作者理性、现实，但又不失人文理想，他说：“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可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因为“第一，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牺牲，减少社会震荡：第二，它能保证民主的目标不致在斗争中遭到扭曲，并使得我们争取到的民主内容获得更坚实可靠的基础。与此相反，暴力斗争则常常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并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
二
应该说，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也并不反对非暴力，但他们质疑：面对专制权力，非暴力抗争是否有效？首先，他们不讲理；再，他们将残酷镇压。因而非暴力只适应民主和法制国家；而在专制国家，以非暴力对暴力统治，是一厢情愿，羊羔对恶狼。胡平批评了这种观点，且肯定地提出：在专制社会，非暴力抗争不仅可取可行，而且有效——比暴力抗争更有效。我赞成作者的思想。
文章中，胡平澄清了一些有关非暴力的错误认识，比如“非暴力方式是诉诸理性的，你讲理，对方不讲理，你有甚么办法?”作者明确指出，“非暴力方式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它主要是用力量迫使统治者让步。”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对于传统的自然、分散的村落社会，其不无道理。因此中国的历史总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解决。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全是这样，国家日益都市化现代化，社会日益靠经济、信息、交通联系为一体，也日益开放，与世界相联。国家在物质财富上更强大了，但也更笨重了；国家在管理上更有效更发达了，但也更脆弱了。国家需要与世界相联，也更依赖秩序和效率。其间任何部分的停摆、不合作、抵制，及与外界关系的中断，都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国家的瘫痪和混乱。这是现代社会中，民众非暴力抗争成为可能、且有效的根本原因。比如，一百年前，边民抗捐，杀几个，算不得什么，甚至朝廷都不会知道。但前些日子，两位逃亡的藏民在边境被枪杀，全世界抗议，联合国也介入了，中国将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以后再遇到此类事情，中国政府可能会更谨慎，这不是由于道义，而是要考虑影响和代价。再如，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果多数民众持续抗议示威、罢工，会导致政府失效，国家瘫痪；如果事情发生在边远乡村，影响就没这么大。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非暴力抗争之被世界普遍接受，不仅在于它得道义性，也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使抗争有效，又使社会的破坏降到最低。反之，暴力抗争倒不那么实际了。
八九年，政府开枪镇压，并非情愿，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民众示威、占据广场，几乎使北京瘫痪，政府丧失控制国家的信誉，国家有失控、发生混乱的危险，中共也有可能丧失权力。戈尔巴乔夫访华回去就说，中国政府已不能控制局势。可见学生的和平抗争并非没有力量和效用，而是大大的，超乎人们开始的预料，并且其还分裂了中央最高权力。这场运动对于改变中国大有希望，可谓功亏一篑。当然，军队最终恢复了“秩序”。胡平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并不证明非暴力斗争无效。他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残忍的专制政权，而是因为投入非暴力抗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试想，如果当时全国的铁路、电讯、商业人员全体罢工，那将会怎样？大概军队镇压也不行，而军队也会倒戈，拒绝执行命令。作者比喻："假如整个中国仅仅就是一个北京(或一个河北省)，那么中共当局除了让步之外别无它途。" 胡平在《八九民运反思》里详细地论证了八九民运的失败，其也是学生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只要我们今后更加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民运就可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中国的非暴力抗争中，人们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法轮功。六四之后，中国最残酷的镇压是对法轮功。面对迫害，为维护信仰，法轮功进行了49年以来最顽强的集体抗争，而他们的抗争是非暴力的。十多年了，抗争仍然在继续，他们没有被消灭，反而影响越来越大，信仰越来越高昂，不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的非暴力抗争不仅有效，而且是成功的。在这场较量中，中共的镇压倒是失败的。可以肯定，法轮功一定比中共更长久。你可以不认同法轮功，不赞成他们的某些做法，但得看到他们抗争的道义性，看到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和效用。一些人质疑中国的非暴力抗争，但对法轮功怎么解释呢？当然，法轮功是宗教，和民运、维权还不一样，不能同样要求，但他们毕竟是非暴力抗争，是在当下的中国，是中国民众所为。
“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治者与被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治者时，治者的权力就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这是作者关于专制国家的非暴力抗争的一段精辟论述。苏联、东欧的变革就是如此发生的。如果说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是民主国家，民众以非暴力方式抗拒不合理、不公正的法律；那么在专制国家，它就是民众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专横权力，迫使其退让，接受法律，以至交还权力，改变规则，建立公正。这两种非暴力抗争，后者远比前者困难，有更多的牺牲和代价，我们不能简单地按前者衡量后者。
毛后的中国，极权走向后极权。总的趋势是，社会剧烈变化，中央集权衰落，制度蜕变瓦解，官员普遍腐败正是这个制度和权力走向没落瓦解的标志。比如，现在许多地方权力的统治要借助黑社会，这说明权力和制度部分失效。当然，中共还是专制权力，眼下还有继续统治着镇压着，但是如果将近三十年连续起来看，中国的自由民主的诉求、非暴力抗争的空间不仅是存在的，并且逐步扩大；这和中国的极权权力与制度的衰落成正比。
不着眼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各种可能的空间，这不仅会丧失机会，也会让人们放弃努力。
三
非暴力抗争可以是合法的，但是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非法的，如抵制某些恶法。罗莎女士坚持不给白人让座位，违反当时美国的种族隔离法；甘地的独立运动，违法当时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宪法；“八九”民众堵军车，违反当时的戒严令。这些就是对恶法的抵制，他们的非暴力抗争代表道义，改变了历史。总之，非暴力运动是维护人权，维护正义，维护自由与和平，他们遵守所有合理的法律和规则，但是如果统治者制定某些恶法来扼杀人性，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压榨人民，那么民众就可以对之反抗，不接受它。
具体到中国现实，民运或维权实际主要是民众要求健全法律、落实法律，要求法大于权，要求权力遵循法律，接收法律的制约和裁决。我们看到民运和维权中，民众都是以法律抗争权力。从这点来说，民运、维权是民众以法抗权的斗争。这和罗尔斯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服从”不一样。应该说中国的民运、维权更有正义性，中国民众所要求的、他们的行为都在法律之内，即使这些法律是中共自己定。比如民运所要求的言论、思想、信仰、出版、结社和示威自由、民主选举等，都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中共不落实。维权中，民众权益受侵犯主要都是官商勾结非法掠夺，而法权一体，司法不独立，法律一纸空文，不能公正判决。近三十年以来，中国民众的最大诉求，就是健全法律，实行法律，法律高于权力，非暴力抗争和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是一致的，而且有助于国家走上法制的目的。
在中国，民众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彻底，从生育到选举，而最要命的一项，是权力剥夺了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就是权力可以任意掠夺压迫人，而民众却不允许保护自己，不允许他们说话、告官、抗议、结社、发布新闻，甚至上访也被打压。为此，中国民众的维权内容是广阔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占理，有道义性，坚持非暴力，比如：上访、诉诸法律、网络讨论、舆论呼吁、门前抗议、地下出版、集会、游行、演讲、静坐、罢工、发布新闻、组织农会、独立竞选、护地、拒迁、抗捐、绝食、联署、国际声援等等。由个人到集体，由非组织到组织，由法庭到街头，由合法到非法，由区域到普遍，这些可以交叉，但也逐步发展。如果每个权益受侵害的公民都在其中某一方面行动起来，那已经是一场有义有力有效的全民非暴力维权运动了。这是中国民众为自身权益的和平抗争，是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建立公正，真正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希望。
四
中国虽然在镇压，但就以上，或此或彼，中国还是有许多空间的。抓了判了一些人，并不意味中国就会回到毛时代，非暴力抗争再无可能。78年以来，中国每一次镇压，随后社会都是更开放，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民主墙、精神污染、自由化、八九等等，我们可以纵向比较回顾一下。历史潮流所在，起起伏伏，不是谁能阻止的。判了陈光诚，抓了高志晟、郭飞雄，但挡不了千百万失地农民继续抗争，他们迫切需要保护自己的权益。中国的维权运动是自发的，又广泛的民众基础。如果说民运需要领袖，而维权则不需要领袖。各地民众有他们自己的权益，也有他们自己的领导者。从这点说，中国的维权是镇压不了的，除非民众权益不再受侵害。这点，民运与维权不同。10月15日，温家宝在广州主持第一百届广交会，顺德上千失地农民到省政府静坐抗议，另一千失地农民从佛山出发，但被中途拦截。中国维权已经由知识人呼吁，进入民众主体的行动。这些农民的维权活动，丝毫没受郭飞雄被逮捕的影响。
中国政府现在镇压的是维权运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至今人数还不是很多。而维权运动的主体是民众，他们人数众多，而大多数维权又不违法律，是和平的，且有理，这使政府想镇压也无法镇压。这也是非暴力的好处，民众广泛参加，政府无可奈何，就是抓了一些领袖，也当不了民众要维护自身权益。 可以预计，这次镇压对维权运动有损失，但却不会就此像八九那样被压下去，而会按照民众对权益的要求自然增长。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镇压的同时，出于巩固权力，也在进一步收紧圈占土地的政策，整治腐败，提出向民众分让改革利益，这些是向民众的某些被迫让步，而这是数年来民众维权抗争的结果。需要看到，民众非暴力维权抗争是有效果的，会迫使政府做出些许让步，就整体也是无法镇压住的。
中国政府这次镇压，是对维权运动的打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维权运动一帆风顺，例如八九，当时人们以为政府不会开枪，太天真，结果有了杀戮，之后是多数人的屈服和放弃。期望得太平顺了，遇到了挫折，就会失望，进而放弃。我们要看到政府的残酷，但是它的残酷不是在今天才如此，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清楚。抗争专制权力，它怎么可能不抓人，不关人？不杀人，就已经是很大“进步”了。在专制社会的一些杰出的民众领袖、异议政治家坐牢是必然的。极权国家的反对派民众领袖大多坐过牢。不是说这些是好事情，而是说在专制社会，镇压不可避免，是普遍性的，也是抗争所必付的代价——即使是非暴力。国民党比中共不知道强多少，看看今日台湾政要有多少人坐过牢。暴力抗争不是不遭迫害，而是比大规模流血好得多，比不抗争也要好。
用政府的镇压否定非暴力抗争，是因为我们把政治抗争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太理想化，缺少对于其困难、艰险、残酷、长期的准备。无论怎么说，这次镇压——至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残酷于六四和镇压法轮功。从八九，学生为主的意识抗争，到目前维权，民众为主的权益抗争，中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就目前形势，对非暴力抗争失望，转而诉求暴力，说明我们在政治上尚不成熟，还没摆脱浪漫激情的方式，由过高期待，转而过分悲观，再而冒险激进，再而就会虚无了。这是“大革命”的精神方式，是有害的，也不合乎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维护民众的切身权益，是中国维权运动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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