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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胡先生对于人民文革派，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排除。他把苏联的清洗和中国的群众运动做出异同，同异之分析；把斯大林和毛氏做出比较，等等。这些，我们早先在杂志网际都有浏览，只是成书集之，更便于阅读。
小而言之，正像胡平先生所谓，超女的民主和所谓中国人中的犬儒主义，是一币两面的。这个话题，也许可以推出这样一些结论——
超女的民主之真假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公民民主的社会，没有任何男人的民主的政权，如何推出一种女性民主？超女民主？男性唯超女现象进入民主之奇谈怪论？
男性解放，如果不可实现，如何有女权主义之实现？
在大前提之下的极权主义政治巨石面前，小小超女，究竟是专制主义的玩物，还是反专制之英豪？
如果从超女出发的中国民主进程得以得逞，这种奇迹，究竟要如何估量？
性解放和极权的进一步压迫，二者之疏离远近，何德何能，于自由，于民主，究竟产生如何影响，如何关系？都是一些悖论所在。
新阶级和新阶级之斗争
没有社会的社会，当然也包括本书涉及的土改课题。这个课题的思路和文革分析之思路多类同。
因为，杀死地主，就是消灭社会的一种形式。从最低限度讲，地主，可以斗争批判，但是，人无死罪。这个杀人的人际关系，当然牵涉到这个政治体制消灭社会的一种 "真理"。
从土改的所谓革命诉求说起，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加上毛氏新民主主义这个对于民主的曲解），其实在经过将近百年尝试以后，从价值判断衡量，其主旨，已经没有价值。其间，有几点过去已经解释。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一切哲学的和社会的决定论一样，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强行扭曲。卡尔.波普曾经把决定论者及其观点叫做"钟"派观念，把主张非决定论者及其观点叫做"云"。
他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企图在人际的，人本的哲学意义上，揭示一种因果，时序的政治诉求之谬悖，强行实现之，往往就是把天堂之梦导入地域的路径。这个意思，很多哲学家一再强调，反复强调。而在毛氏和列宁毫无能力批判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时候，人类思维，其实已经非常超前。一方面，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千方百计清除人类思维和自然语言的不纯粹性，企图发明一种可以根除语言和判断偏见的逻辑语言；另一方面，却是列宁和毛氏的，回到判断野蛮和迷信偏执的胡言乱语。
在这种混乱的思维及其判断中，起码苏俄和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极大的倒退和蜕变。这种蜕变，使得中世纪以来思辨的野蛮一方，占据了主导方向。在这个语言暴力和暴力本身带来的革命中，就有所谓革命本体论——这种为逻辑学家触类旁通地触及到的语言思维偏向。这个偏向，就是阶级斗争和消灭剥削。在人们幻觉之中建立的无阶级，无剥削语汇里，用暴力打到地主，资本家，就成为中国人的世纪语汇。这个意识形态的虚妄，一百年来，没有被厘清，更没有被根除。
再有，在文革前后，阅读德热拉斯的众多读者发现，毛氏极权社会，根本就没有触动取消剥削的原始课题，只是由党和党魁财阀取代了某某地主，某某资本家。很快，经过从毛氏极权转向"开放奴役 "以后，剥削和阶级的，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是处在模糊含混的解释中。无论是毛氏的公有，还是邓氏的半私半公，都根本没有任何消灭剥削的积极内含。人们现在转而谈论的特殊利益集团，刚好从反面，证明了土改和公有制施行的梦幻性质和伪证性质。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氏社会主义革命，在语汇和思维，政策和策略上，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这个革命，除去为中国社会带来徒然的血腥和新贵的贪婪，一无所有。我们所谓对于"两头真"观念的批驳，道理也正在此。胡平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很短暂的时间里，共产党进行了两次剥夺——从所谓私有，转向公有，又很快反其道行之。历行两次革命（或者说一次改革），他们这个红色系列，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野蛮积累。这个积累，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奇现象。他不同于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的积累，不同于后工业革命的技术或者信息技术导致的财富，等等。这个革命，是革命的反面——他只是导致类似封建世袭的血脉继承，权财继承。他们的土改和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被玷污了正常内涵的伪证。在此伪证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清算他们的伪财伪产，计上种种变天帐——一如胡平先生说过的——很有必要。
背叛民主的大民主或者新民主主义
台湾课题也可以如是举一反三。台湾社会，是两蒋以后的民主社会。一党国家，要对台湾施行统一，意味着民主的完结。虽然，实现统一的课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幻觉或者梦魇——对于那些高谈主权主义的所谓旧势力代表而言，正是如此（因为现在，台湾绿营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上台，是旧势力上台；对此，我们当然保持中立）。
我们关心的课题，却是这样加以论证的。民主，是社会的解放，人权的高扬和法制的完备。重温共党的民主革命——他们分成新，旧民主革命——其要旨，归结起来，就是以行民主为名，实行民粹之法，来反对社会，造成动乱和破坏，达成对于革命加极权的反民主社会— —最后，取消民主。
这个过程，是极其明显的。一是，这个所谓的新民主力量和纳粹主义之新自由力量，互为表里，呈现了东，西方人类之恶的集之大成。这个反社会，表现很多。前此说过的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以后反对知识分子，反对一切人，……成为他们反对人类的各阶段不同表现；就是人人反对人人——这个霍布斯，后来被阿伦特引用的说法。
反社会的第二个表现，是反对建立任何源自于民主的自由和法制，或者说，源自法制的民主自由。他们的做法之核心，就是：中国特色体，现卢梭的总意志说。这个总意志说，其实一言蔽之，就是毛说。其它第二把手，也说了不算，就不要说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第三个表现，就是毛氏及其同党，可以利用中国社会的个个阶级，阶层，进行互相衔治和互相打击。反右时代如此，文革如此。以后，会不会如此呢？简而言之，毛氏反右之初，是要吸引知识分子打击官僚，以避免中国类似东欧，出现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运动。这时，他利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打击党内势力；以后，他利用党内势力，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同时，利用所谓工农群众，打击官僚和知识分子。文革时期，他又如法炮制。
何以他可以这样左右驱动，随意摆布，马到成功呢？一个原因，此社会，不是社会，不发生他对于人群负责，而只是发生人群，阶级，甚至党群，对其负责的关系——一个极其邪恶的关系；一个不成其为社会关系的关系；一个无关系社会和社会无关系。
于是，暴力施行的每每关键时刻，人性荡然无存的关键时刻，大小叛徒，各自东西的关键时刻，这个没有游戏规则的社会，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价值和尺度，也没有任何廉耻。我们说，这个社会，是一种人头等同狗头的社会，是丝毫不会过分的。
毛氏社会的映照物，恰恰是蒋氏社会。蒋氏社会，我们说，他几乎是一个可恶的社会— —但是，他还是一个起码的社会。工农商学，教会法制，学堂文化，虽然很差，却一应俱全。蒋宋家族虽然贪婪，但是，毕竟还要讲究礼仪廉耻，上帝恺撒的。但是，毛氏这里，他本人，可以取代一切。
于是，反对社会文化的毛氏王朝，成为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最为惨不忍睹的社会。
我们对照台湾的民主，对照施明德的倒扁，对照红衫军的示威游行……我们看到，台湾的政客，学者和老百姓，几乎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反对行为本身，不可以成为反社会力量，民粹力量和毛氏文革力量。这也是台湾政治建设的最后防线和最好防线。
有人说，台湾也要文革，已经来了文革，他们不知道，文革的“大民主”带来的，现在台湾老百姓毫无所知的那种毛氏破坏，迫害和反人类罪行，和倒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台湾文革”说，实在是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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