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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自本网发出郑胜利先生的一篇文章后，先后收到数篇反应文章，今天又收到张宏良先生的这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一边倒的批郑文章。这种现象反映了左派力量的强大，还是右派力量的弱小？不可得知。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下面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前我国社会隐藏的深刻矛盾和冲突。此文是一篇从未见过的有认识深度的文章，它反映了我国左派群体的历史观，以及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这是一篇非常值得做研究资料的文章，现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
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本网先前发表过一篇关于郑胜利律师身份调查的文章，误将郑胜利律师认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致使此文作者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北大法学院的教授，由此影响了他的整个文章分析，以致显得这篇文章有点无的放失。在这里我们必须纠正这一错误，北大法学院郑胜利教授已给本网传来澄清错误的声明。请大家注意。]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张宏良
2006年8月19日
tianyang001@sina.com
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高级律师（合伙人）郑胜利，日前发表了一篇宣言：《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兼评张勤德利用两篇文章诽谤他人名誉的法律后果》，宣布要替被批评的所有“西山会议派”打官司，追究批评西山会议的张勤德的刑事责任。还公布了他所在的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呼吁参加西山会议的所有“著名人物”委托他代理诉讼，尽快将敢于批评他们的张勤德绳之以法，投入监狱，以儆效尤。现在有多少高官和名流在和郑胜利联系不得而知，但是利剑已高高悬起，在警告整个社会，批评精英集团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被投入监狱的。
关于这位郑大律师的个人品行，舆论已有许多评论，包括发表他宣言的网站编者按中都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在此就不再说什么了。并且理论争论应该只对事物本身进行分析，哪怕对方是个十足的恶棍也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
如同郑胜利概括的张勤德现象一样，郑胜利文章反映出的则更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权且采用郑胜利的逻辑，就称为郑胜利现象吧。所谓“郑胜利现象”，是指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经济学法学界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
首先，就社会属性来讲，他们是一群没有固定身份、社会属性很难界定的多性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所谓“杂种”），集官、僚、学、商于一身，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如同八爪章鱼，触角伸向了社会每一个利益位置。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有过的极其可怕的严重后果。
中国精英的本质是什么？
把社会分工中所有的利益位置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
其一，是构成了对以分工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破坏和反动。文明的进步表现为分工越来越细，人的身份越来越具体，中国现在的精英集团可好，向后跨越几次历史大分工，把社会分工中所有的利益位置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跨越社会几大分工从而占有社会所有利益位置的极端疯狂的贪婪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便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西山派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既不要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其它任何社会制度的奥秘所在，因为自古至今，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出现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代表的人类文明都坚决排斥，而把他们这种极端荒谬的现象起了个十分动听的名字：“中国特色”。就这点来讲，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切进步和文明，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坚决排斥。这种极其荒谬的资源配置现象虽然实现了精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却是以整个社会的文明退化和秩序混乱为代价的。这些年来之所以社会弄的不三不四，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官员不像官员，名流不像名流，甚至白道不像白道，黑道不像黑道------，其根源就在这里。
其二，是突破了人类社会所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历史上从皇帝到百姓，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利益和约束的统一，现在的官学商等多种身份的集于一身，却在单方面集中这些身份权利的同时，摆脱了这些身份附属的义务和约束，形成了权利和约束、利益和风险相分离。在官员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学者、商人的优势和退路，可以不用遵守官场规则；在商人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官员、政治幕僚、学者专家等多种身份，可以不用遵守市场规则；至于在学者面前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既可以凭借权利和资本两个武器随意创造学术成果，也有能力有条件随意占有任何人的学术成果，不顺从就通过“改革”整死你，“改革”在这些人的嘴里已经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了。由于多种身份可以使其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约束，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所有的规则秩序便荡然无存，进而突破了人类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始终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这位郑胜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典型说明，郑胜利宣布要替中国40多个省长部长富豪名流打官司，谁都能看出是一种一石多鸟的市场炒做行为，既能扩大影响又能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顶级精英变成自己的客户资源。这种把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用来进行商业炒做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发国难财，是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包括他们最崇拜的现代美国，都被视为是最恶劣的行为，去年进驻遭受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市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就接到命令，对乘机发国难财的人格杀无论。目前中国奸商不可谓不多，但是敢于突破这个道德底线，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商业炒做的人并不多，这些“多性人”之所以敢如此的肆无忌惮，与他们的多种身份有关，可以说，多种身份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道德底线的突破。
郑胜利先生为什么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
大家知道，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敢于用气枪射击记者，却不敢去其它俱乐部兼职踢球。为什么？单一身份使他无法规避巨大职业风险。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具有单一身份的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学者，甚或是黑道人物，他们承担的风险都是无法规避的，是没有退路的，这就使他们往往都有一个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所谓“盗亦有道”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多种身份却使他们敢于把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德底线踩在脚下，对他们来讲，任何一个身份的风险和约束都是附属的，能够随时剥离的，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王硕小说中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敢于突破任何道德底线的随意行为，最终使他们喊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不敢公开喊出的口号：“做学问就是应该不讲道德！”“学者就是不应该替老百姓说话！”现在郑胜利又补充了一条：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应该被送进监狱！
发表郑胜利文章的网站编者按中有句话说的十分深刻：“随着郑胜利律师文章的出笼，中国右派专政的时代可能已经到来。左派已经是势单力薄了，左派早已是强弩之末，财大气粗的右派这时还要踏上一只脚，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专政的意味。”这就是几十年他们来妖魔化人民领袖、妖魔化人民革命，甚至连历史上人民起义也不放过妖魔化的真正历史用意和历史结局。可惜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失去一切时才明白对方的真实面目，所以尽管善良的人们是多数，但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永远都是善良的人们。
知识与学术为什么变成权贵的“二奶”？
其三，多种身份还助长政治腐败、社会腐烂和商业造假，并且把知识和学术变成了附属权贵的“二奶”。在精英集团的推动下，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已经从政治领域流向学术领域，商业造假更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其中，精英集团推动的多种身份是腐败和造假的一个直接原因。多种身份的官员，既有学者的退路，又有商人贿赂上司的资本，这种情况会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只能通过自己捞取钱财来建立退路和获取贿赂上司的资本，以弥补单一身份的劣势。这样一来，精英集团不仅自己突破了道德底线，也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不得不跟随其同时突破道德底线，否则就肯定要被淘汰。
近年来落水贪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为了安全，为了建立退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为社会捐助、敢于冒险抗灾、敢于见义勇为，却不敢不贪的根本原因。至于商业上的伪劣假冒则更是与此有关，官员身份使他们能够占有市场有形资源，学者身份又使他们拥有舆论无形资源，平等竞争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单一身份的商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选择要么贿赂官员要么制假售假，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出路。多种身份的弊端就在于让其中每一个身份都丧失了真实功能，官员丧失了官员功能，商人丧失了商人功能，学者丧失了学者功能。这些丧失了真实功能的官员商人学者，本身就是一群“伪劣假冒身份”的人，既然人都是伪劣假冒的，物又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可见，人的伪劣假冒是物的伪劣假冒的根源。
至于把知识和学术变成权贵的“二奶”，则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祸害。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摧毁，一是当初的科举制，学者官僚集于一身，虽然为个体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入仕的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阶层给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集团或阶层，而只是官员的一个附属身份。二是今天的所谓“学者官僚”和“现代儒商”。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非学历不得入仕的政策，和历史上的科举制一样，虽然为个别知识分子升官发财创造了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整体上变成了权贵的“二奶”，文凭、学历、职称等知识分子毕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毕生追求的荣耀，越来越变成了权贵们挂在腰间偶而用来把玩的玉坠一样的装饰品，当教授、博士等知识分子用来抗衡权贵的传统荣耀，不过只是官员和商人名片上排在最后一行的一个很随便的装饰头衔，知识分子被挤压的就只剩下委琐和卑贱了。
幸亏中国的官员和商人还是谦恭自敛的，并没有因为腰里别个职称兜里揣张文凭就真的以为自己有学问了，如果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也像精英集团那样的无耻，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早就濒临灭绝了。虽然中国官员和商人的谦恭挽救了知识分子的灭绝，但是却沦为任凭官员商人玩弄的“二奶”，以往那种令知识分子血脉贲涨的信仰、理想和激情，已经成为“极左思潮”的排泄物，被嘲弄羞辱的臭不可闻，少数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还被加上一个臭烘烘的“粪青”称谓。要想不被视为“粪青”，就只有冷血，冷血，再冷血，麻木，麻木，再麻木。
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越来越分裂成两个极端
这种情况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越来越分裂成两个极端，一部分变成了西门庆，像精英集团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为，除了不懂得羞耻，什么都懂得都敢做；另一部分变成了武大郎，只能可怜巴巴的卖那些沾满精英集团浓痰和排泄物的“知识炊饼”，还要日夜胆战心惊的准备接受西门庆对自己家庭结构的任意“改革”。这些年精英集团喊的响彻云霄的产权改革依据“科斯定理”，就是典型的西门庆逻辑：“无论财产是谁的，只要谁使用财产的效率高就应该归谁占有”。显然，西门庆的男性效率比武大郎高，所以潘金莲就应该为西门庆占有，武大郎反对资源优化配置，浪费社会最为稀缺的红颜资源，被打死属于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谁对西门庆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改革。可惜西门庆死的太早，如果西门庆活到现在，一定是最坚定的改革派，甚至会成为西山派的天然领袖。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沦丧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民族又怎么能够创新！中华民族是无与伦比的智慧民族，打开除今天之外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页，我们都会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所震惊，都会为历朝历代灿若星辰的创新成果所叹服。美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把人类送进现代社会的发明的百分之九十来自中国。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全部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民族，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被这些所谓精英集团毁到了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佛家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积聚千年的精神伟力和文化资源，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被内部极少数一伙所谓精英分子毁坏殆尽，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浩劫。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辱骂“文革”十年只造了八个戏，是一场文化浩劫。但那8个戏中至少还有被列为世界文化艺术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在30年过去了，被精英集团称为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创造出一个世界文化艺术经典作品了吗？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大到经济制度小到电子产品，有哪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智力退化了吗？不是，随便翻一下报纸就能看到大量类似例子：一个小学都没上几天的普通农民就能用让化学教授都难以置信的各种化学配方制造出各种各样有毒食品；日本地铁红外线控制入口见到中国留学生就自动打开的现象，连东京警事厅最优秀的刑侦专家都的大惑不解；震惊全国的银行信用卡诈骗案破案后，让人更加震惊的是作案者居然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不到五分钟就能破除最先进的奥迪轿车的防盗密码，把奥迪轿车完好无损开走的也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这种从反面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伟大智慧和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精英集团搞的学历制度、考试制度和职称制度等逼入了另外一个负面渠道，只能扭曲的表现出来。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封建专制的化身，
对他们来讲，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可怕：
搞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失去以多种身份胡作非为的特权，
搞社会主义将使他们既失去胡作非为的特权又失去肆意掠夺的金钱。
许多左派只是批判他们通过反毛抽掉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灵魂，其实他们通过三大制度扭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其危害更甚。大家想想，连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贡献完全是零的日本人，都在天天向我们索取知识产权费用，如果不是精英集团几十年对中华民族愈演愈烈的制度型勒索，智慧的中华民族何至于落到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被扭曲的创造力将要重新爆发出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旦被压制被扭曲被扼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爆发出来，意味着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将被重新良性改写。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犯罪积累”、其集团利益已经与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的精英集团来讲，无疑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转变。道理很简单，只要社会沿着创新道路走下去，势必要斩断束缚中华民族的三大邪恶制度，而这三大邪恶制度既是他们多种身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又是他们从事“犯罪积累”、联合国际资本束缚中华民族的工具。于是他们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疯狂攻击，企图把这一意义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变过程，变成他们过去那些早已让公众麻木和厌倦的陈词滥调和空话套话，继续把中华民族摁在没有任何活力的一潭死水中，以方便他们和国际资本的继续宰割。
他们表面是在攻击左派，实际是在阻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他们的集团利益和阶级属性决定的，是他们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代表地位决定的。他们不仅是攻击左派，只要违背他们的即得利益，他们对其它右派同样攻击，比如海外民运派的“全盘西化”就违背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攻击起来丝毫不比对左派手软。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真的搞资本主义，只是想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把中国永远变成他们肆意宰割的对象。对他们来讲，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可怕：搞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失去以多种身份胡作非为的特权；搞社会主义将使他们既失去胡作非为的特权又失去肆意掠夺的金钱。所以他们一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恼火，最痛恨的就是问姓资姓社，竭力让中国永远处于既不受资本主义文明约束，更不受社会主义文明约束的“约束真空”状态，不仅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胡作非为，他们儿子孙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胡作非为下去，永远享受西门庆式的改革成果。
现在，张勤德偏偏要问什么姓资姓社，等于是在逼人断子绝孙，要把张勤德置于死地也就是必然的了。不知为什么，从西山派、刘吉、郑胜利等人对他们无比怀恋的那个“不争论”年代的呼唤中，总是感到有一种森森的杀气，耳边仿佛也有种彻夜不绝的装甲轰鸣声。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啊，你们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总不会是杀猪宰羊的自由吧！并且从这种森森杀气中，也总是感觉到精英集团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把左派送上法庭这么简单，后面将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更大的罪恶。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像当初邓小平那样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争论的第一步，已经失败了。这第一步的失败，使他们丢掉了自由民主的旗号和改革的旗号，让人们看清了他们所谓自由民主和所谓改革的虚假本质，也让他们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了。接下来他们将要实行的第二步是什么我们不能断定，但是能够断定的一点就是，他们将再次站到与中华民族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他们迈出第二步的脚已经抬起来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
其次，就其思想属性来讲，“郑胜利现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信仰并否定人类所有信仰，为了公开张扬和美化罪恶而疯狂的践踏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自己没有任何信仰并且否定人类所有信仰，自己没有道德底线从而否定人类社会所有道德，把中华民族空前的无信仰无道德约束状态，是精英集团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犯罪。他们用随意玩弄的态度肆意亵渎人类所有文明成果，他们什么都不信仰却什么都随意玩弄。文革结束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天天叫喊《资本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后，又说《资本论》过时了（西方国家一部《圣经》数百年，也没见哪个西方知识分子提出过哪条哪款过时了），要全盘西化，搞自由民主和法制；仔细一看西方国家，又发现自由民主法制是把双刃剑，即约束对手也约束自己，玩的不痛快，于是又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搞起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什么？如同前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仑女士说的那样，“成为了干所有坏事的借口”。他们自己为此高度概括为一个字，就是玩：玩理论，玩学说，玩文化，玩信仰，玩理想，玩民主，玩自由，玩法律，玩国家，玩民族，玩百姓，总之一切如同玩小姐一样，没有真的。他们向共产党要权的时候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向共产党分权的时候玩自由民主；在扒老百姓房子占老百姓地的时候玩法律；在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玩改革；在欺男霸女胡作非为实在没有理由的时候就玩特色。人类社会所有高尚严肃认真的东西，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的精英集团的任意玩物，社会价值观的沦丧和道德体系的崩溃就成为注定的结局了。就拿要把张勤德置于死地这件事情来看，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法制观念，都不可能发生要用法律来解决意识形态争论这种荒唐事情，况且这样干的还是什么高级律师。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批判了资本主义一辈子，几乎所有值得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批判了，也没有被人弄到法庭上去，那还是资本主义早期比较野蛮的时代。
英国都没将马克思送上法庭，郑胜利居然要把张勤德送上法庭，
中国精英的专制精神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现在张勤德不过是表达了一下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和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被送上法庭置于死地。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要把一个宣称信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送上法庭！中国的精英集团已经肆意妄为到了何等程度！他们不仅仅是在向左派示威，也是在向七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示威，向13亿中国人民示威！
并且郑胜利字里行间反映出的那种玩弄法律的态度更是令人震惊，郑胜利既然是个律师，就应该知道有罪无罪是由法官判决的，可是在还没有起诉之前郑胜利就胸有成竹的宣称张勤德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古往今来，什么人才能在打官司之前就这样有把握？恐怕连街头卖烤白薯的都知道，只有那些早已勾结串通好法官的人才会有如此把握。看来，中国所有落水法官的后面都有着律师的影子，是有其现实必然性的，甚至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总结今天司法现象的一条规律。
在这里我们顺便指出，目前中国司法领域的腐败与中国律师制度的扭曲有很大关系，中国移植西方文化两个最大的败笔：一是律师制度；二是资本市场制度。就律师制度而言，中国的律师本身又是法学精英，这样就把目前中国的精英立法演变成为律师立法，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律师参与立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原则，而律师利益的最大化就是犯罪成本的最小化，犯罪成本越小犯罪行为就越多，犯罪行为越多律师利益就越大。如此一来，法律不再是约束和惩罚罪恶的工具，反倒成为要保证作恶连续不断的工具，从而使立法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腐败，成为所有腐败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
就拿《证券法》来说，中国《证券法》与世界各国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民事赔偿条款，欺诈被抓也不用赔偿，这就使其所有法律条文都失去了意义。虽然法律规定严禁发布虚假信息，但是发布了怎么办？发布了也就发布了；虽然法律规定不准操纵股票价格，但是操纵了怎么办？操纵了也就操纵了------大量类似的法律规定，使法律从出台的那一刻起，就不仅成为犯罪者嘲笑的一纸空文，甚至成为保护犯罪者免受民间惩罚的强大保护伞。假定说没有这种法律，庄家可以在股市里面宰杀散户，散户则可以在股市外面报复庄家，这至少可以在民间这个层次上形成对违法犯罪者的制约。可是现在有了这种法律保护伞，民间的报复就变成了一种犯罪，这就在事实上为犯罪者同时解除了法律惩罚和民间报复的双重制约，中国股市之所以变成一个犯罪渊薮，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建设法制社会以来，出台法律越来越多，犯罪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讲，现在除建国后一直存在的《刑法》之外，其它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基本没有起到什么约束作用。为什么刑法有作用？就是因为《刑法》不仅规定了不准犯罪，并且规定了对犯罪的惩罚。如果说，《刑法》也像《证券法》等法律一样，虽然规定不准杀人不准抢劫不准强奸等，但是杀了也就杀了，抢了也就抢了，奸了也就奸了，对犯罪的惩罚没有任何规定，那么《刑法》也将是白纸一张。
其实，《刑法》之所以没有像其它法律那样被阉割成为犯罪保护伞，并不是这些精英们粗心大意，而是与其集团的性质有关，《刑法》主要针对的是暴力犯罪，而其它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律主要针对的是资本犯罪。穷人没有资本犯罪的资格，唯有的就只是暴力犯罪，虽然富人也有暴力犯罪的，但是毕竟暴力犯罪是穷人唯一的反抗方式，保留《刑法》的惩罚功能更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所以《刑法》才没有像其它法律那样遭到精英集团的阉割。不过最近他们也开始打起了《刑法》的主意，其标志就是目前法学界响彻云霄的“非暴力犯罪不处死刑”的呼吁，如此以来，富人犯罪就可以免除死刑，可怜今后穷人在犯罪方面都与富人不平等了。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咒骂文革是搞封建，可是他们却要把连封建社会都要批判的“刑不上大夫”搬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这就是他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法制建设！如果说他们把中国老百姓逼上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三难”绝境，勾结国外资本掠夺中国各种资源，还可以用所谓“改革要允许试错”来辩解的话，那么在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故意删除掉对资本约束的内容，就只能是一种危害国家和人们利益的有意识的集团犯罪了。其实，最早发现他们对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律理论偷梁换柱、随意阉割的，并不是经济学和法学界的左派，而是他们一度追捧的两个政治领导人：赵紫阳和朱溶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就多次追问：“为什么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变样，效果完全相反？”朱溶基更是愤怒的直接痛斥他们“是把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的东西当作经典经验拿到中国来”蒙骗朝野各界。
这是一伙其集团利益已与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的国际反华势力的代表
可见，精英集团不仅是仇恨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们同样也否定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有些不准确，其实他们什么主义都不信，如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是一帮徘徊在地狱门口连下地狱都没有资格的可怜虫”。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还是有信仰的，至少他们信仰邓小平。的确，几乎所有精英集团成员张口闭口就是邓小平，声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可是，只要看一下最近他们的叫喊就会发现，他们对邓小平的全部呼唤都集中在“不要争论”上，并以此为依据多次密谋上书，要求中央主要领导要像当年邓小平那样动用国家政权力量出面平息争论。碰了一鼻子灰后便聚集一起煽阴风点鬼火，攻击现在中央的政治路线，甚至在会上大骂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这就是“西山会议”的本质和由来。
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反常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精英集团历次攻击共产党，从当初的梁漱溟到后来公开投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海外民运分子，几乎无一例外的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可是这次他们却截然相反，这次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恰恰是攻击共产党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早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转变之初，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精英宣言，其中宣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大集团，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垮台。”不但表明了与中央政治路线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还对中央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发出了政治威胁。后来，当他们看到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路线，已经通过“十一五规划”成为实践，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全面有序地不断出台，全国人民开始欢欣鼓舞满怀希望时，他们又施出了三十年来一直惯用的卑劣伎俩：编造谎言，欺骗舆论！编造现实的谣言，编造历史的谣言，编造中国的谣言，编造外国的谣言！
什么“美国的数据证明，如果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整个国家就要破产（李剑阁）”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低就是工人权利太大”“拉美国家的动荡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老百姓素质低民主高，是老百姓生活福利太好（刘吉）”，最荒唐的是他们居然忘记了三十年年来一直在骂计划经济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却突然一反常规说“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之前造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两极分化比现在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刘吉）”写这个文章的刘吉居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个刘吉还根据自己发明的一套有精英特色的奇特计算方法，说什么中国的城乡差别是算错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的社会科学被玩弄到了这种程度，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二是目前精英集团喊的震天响并且不断向中央请愿的所谓“不要争论”，他们同样用编造谎言的手法，说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落后挨打，都是“争论”造成的，是“争论”让中国失去了多个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的落后是不是“争论”造成的暂且不论，在这个问题上精英集团表现出的那种十足的流氓无赖嘴脸却必须要说清楚。三十年来正是他们天天叫喊西方的文明和强大是发展自由民主的结果，是争论出来的，并且经常重复培根的那句名言“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同样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们自己也是通过争论成为精英名流的。现在怎么别人一说话，“争论”就成了落后挨打的根源？他们在向共产党索取权利时，高喊专制集权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自己的本质被揭露时，他们又高喊“争论”（也就是自由民主）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到底什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真不知道中华民族是怎么了，竟然如此倒霉背运，孕育出这么一帮翻云覆雨的理论流氓！
他们在今天提出“不争论”居心特别歹毒，用意极端阴险。人类社会正处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恰恰反映了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内在要求，是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资源将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如同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样，文化将成为信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一场以东方文化为核心的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铺开，谁在这场东西方文化大融合中占据优势谁就拥有世界未来。就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最伟大历史转变面前，精英集团却提出了“不争论”的要求，文化就是通过争论向前发展的，不争论文化就不能发展，不争论知识就不能完善，不争论真理就不能发现，不争论民族就没有活力，不争论社会就是一潭死水；不争论中国就要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过程之外，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中华民族就要子孙断路、灭绝香火！谁希望他们在中国搞不争论？全世界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华势力寄希望与他们；李登辉的“七块论”寄希望与他们；美英日等战略研究报告中所谓“一次性永远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寄希望与他们；赖斯代表美国政府宣布的“要通过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新型发展战略，也寄希望与他们。
精英集团正在摧毁中华民族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真理越辩越明，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可是这些所谓知识精英却要搞什么“不争论”，让知识分子不争论，如同让老天不下雨一样的荒谬。可是多少年来他们却做到了，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是靠两个东西，一是把知识分子整体变成“二奶”，用利益的绳索拴住他们，让他们从小到大再到老，考完学校考文凭考完文凭考职称，不死不休的毕生都在疲于奔命，哪还有时间精力去争论！这是精英集团摧毁中华民族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大法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天天喊改革，却对现在的教育和学术制度不仅不改革还要努力维护完善的根本原因。二是所谓“打棍子扣帽子”。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是精英集团的第二个法宝。他们说文革中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从而使“打棍子扣帽子”成为邪恶的同意语代名词。他们这样做，最初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属于定性分析，也就是要求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实事求是的确定事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定性分析方法对于所有站在人民和历史对立面的集团来讲，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够彻底戳穿反动集团的伪装和假象，过去老百姓的“照妖镜”“试金石”之类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精英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定性分析十分恼火，一听定性分析就骂作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文革遗风”。
他们就这样用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从学术研究领域中驱除出去了。就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发现了“打棍子扣帽子”的妙用，便把“打棍子扣帽子”本身变成了一个棍子和帽子，成为他们做各种坏事的护身符，你只要指出他们所做的坏事，就说你是“打棍子扣帽子”。就像现在郑胜利维护西山派一样，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别人却不能说他们搞资本主义。张勤德说了，就是“狂妄之极、空前绝后”的“打棍子扣帽子”；就是“实行政治屠杀”“要搞血腥镇压”；就是“政治心理阴暗”是“卑鄙目的和卑鄙手法”等，并发誓一定要将张勤德绳之以法。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现象出现了：他什么都可以做，你却什么都不能说；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你说他做了什么却要遭受法律制裁。要说也可以，但是不能带有定性分析的概念：流氓不能说是流氓，只能说是身体某一部分接触不当；小偷不能说是小偷，只能说是钱包临时放错了地方。否则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就是诬蔑诽谤，就属于万恶的“文革遗风”，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有这样一个护身符，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指责地去放心大胆干坏事了，以至与在放心大胆干坏事方面，他们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横行的年代，哪怕是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流氓恶棍，和他们今天的胡作非为相比较，都只不过是寻常小菜。就拿那个杀夫淫妻的恶棍西门庆来说，作为历史上集流氓之大成者的西门庆，也只是勾引潘金莲情愿相好，也只是失手打死了武大郎，并没有闯进武大郎家里强迫武大郎下岗离家、强行霸占潘金莲，也没有带着打手去扒掉武大郎的房子，再把武大郎骂作“钉子户”游街示众，更没有强迫武大郎承认妻子被霸占属于“优化组合”，逼迫武大郎放声高歌赞美自己是伟大改革。
可是，现在的精英集团是怎么干的？在城市，他们开着推土机扒掉老百姓的房子，再把哭天抢地的房主骂作“钉子户”拿到电视台去示众，还下令全国法院不准接受“拆迁户”的诉讼。在农村，带领警察强行圈占农民土地，农民稍有不满就被作为破坏稳定的“闹事者”投入监狱，他们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压倒一切？一切是个全称概念，就是什么天理人伦、人性良知，统统可以压倒不管！在股市，他们采用法律手段和国家信用，把七千万股民的二亿五千万现金几乎诈骗干净，其惨境可谓是血流成河，而那个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李剑阁却说什么“这是风险教育”，二亿五千万现金便成为他们收取的学费。他们把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变成暴力产业，造成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老百姓宁可死在家中，也不敢去住院看病；每年高考发放录取通知书，都有家长因为拿不出学费而自杀，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了父母黄泉路上的催命符。够了，够了，再说下去连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良心都要承受不住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就其野蛮性还是就其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初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形成了比“羊吃人”还要厉害的“房吃人”“药吃人”“教育吃人”的时代。
当时英国老百姓至少还有申诉甚至直接向国王申诉的权利，可是中国九十年代全国法院拒绝受理拆迁户和股民的诉讼。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加以纠正，任其发展到今天，真不知道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哀鸿遍野、冤魂蔽日的恐怕景象！过去批判林彪时有句话，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说明至少还知道廉耻，可现在这帮精英集团，却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连好话都懒得说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脱了裤子强奸，穿上裤子去法院。彻底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廉耻和良知。你张勤德算什么？老子先用文革这顶被妖魔化到极端的大帽子砸死你，砸不死再用金钱权力加法律来整死你。这就是精英集团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法制社会，也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法制社会。他们天天喊西化，可是却把中国许多经济法律体制弄到了连西方人都看不懂的地步，任凭你费尽口舌解释千遍，西方人也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以所谓中国特色不了了之。
再次，“郑胜利现象”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但是他们却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犯罪，犯罪——恐惧——仇恨——更疯狂的犯罪，他们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推动下越走越远。
这是一个仇恨人民的精英集团，
居然将民工工资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平均八百元下降到不足五百元！
精英集团心怀怨愤和仇恨，这个现象是许多善良人们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他们是几十年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而遭受损失最大的，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那些付出“改革成本和代价”的老百姓。比如深圳，从一个荒凉渔村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作为建设者主体的民工工资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平均八百元下降到不足五百元，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的强制干预，就连这不足五百元都以“拖欠”的名义被老板无偿占有了，完全是奴隶社会的白干。
这种情况也就是同是北大教授的厉以宁所讲的要坚持和发扬的中国建设现代化三大优势（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拖欠工资的民工）之一；也是刘吉所谓不是城市欠农村，而是农村欠城市理论的唯一依据。按理说，应该是老百姓对精英集团充满仇恨，可现在恰恰相反，是精英集团对老百姓充满仇恨，甚至像郑胜利这样不顾斯文的破口大骂。这就形成了善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历史上所有利益集团拥有的他们都有了，历史上许多利益集团没有的他们也有了，他们为什么还有仇恨还要骂街？。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精英集团的仇恨和骂街，是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出现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爆发仇恨？伊索寓言给出了明确回答：“受害者会原谅害人者，但是害人者永远不会原谅受害者”。害人者的罪恶越大，恐惧就越深，恐惧越深，对受害者的仇恨就越强烈。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犯罪规律。几十年来，精英集团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为谁在干，尽管其中作为个体的许多人包括郑胜利在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行为只是受自私本能的支配，想尽可能多捞一把而已，但是作为集团意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越到后来其犯罪行为越严重，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大，就越是恐惧有一天会被清算，特别是他们被自己攫取的巨大国有资产吓怕了，唯恐黄世仁、南霸天被清算的一幕再次上演，并且他们十分清楚，和他们的罪行相比，当初被枪毙的黄世仁、南霸天简直就不算什么。
这种恐惧越深，对国家和人民的仇恨就越强烈，如同债务人对有可能让自己破产的债权人的仇恨一样，只要债权人不死不亡，这种仇恨就必然与日剧增，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债权人的死亡，也就是社会崩溃国家解体。否则，只要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存在，无论他们掠夺的财富再多，无论财富转移藏匿在哪里，无论兜里揣有多少个国家的护照绿卡，都是不会踏实没有安全感的。如同一艘大船上犯罪的船员，这艘大船到达彼岸之日，就是犯罪船员遭受审判之时，他们唯一逃脱审判的办法，就是凿沉这艘大船。这也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所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既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精英集团内部的许多个人意志为转移。如同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资本家内部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他们只要踏上资本经营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要么是剥夺他人生命，要么是自己的生命被剥夺。”现在的精英集团也是如此，无论其内部个人品行如何，都必然要受精英集团整体意识的支配，不惜一切手段的要彻底毁掉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
中国今天出现了把国家利益有意识地推向死路的利益集团
国家内部的精英集团故意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怪现象。纵观人类历史，许多集团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危害作用，是后来人们用历史坐标划定的性质，其本身在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比如东条英机的军阀集团、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以及蒋介石的卖国集团等，他们在当时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包括汪精卫的汉奸集团也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像今天这样把国家民族有意识的推向死路的利益集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仅纵观历史绝无仅有，横看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各个国家都有左派和右派，彼此也都往死里整，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各个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却是绝对一致的。就拿美国来说，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是不惜一切手段把对方往死里整，甚至陷害、暗杀总统的办法都能想出来，如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街头被刺杀的肯尼迪总统等，但是两党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却是惊人的一致。21世纪的两场战争最能说明美国内部对立各派在国家利益上的团结，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整个国家朝野一起造谣，说科索沃到处都是“万人坑”，男人几乎已被杀光，再不进行军事干涉连妇女和儿童也要被杀光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在美国，揭穿这个谣言十分简单，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方指责对方造谣，乘机打击对方，双方在国家利益上高度默契。对伊拉克更是如此，全国一起喊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要武力占领伊拉克，其实所有美国人都清楚，如果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是绝不敢轻易动手的。自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来，美国什么时候敢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动过手？从来没有！就是这种连美国人自己都会偷着乐的谣言，所有对立政治派别都假装相信，为什么？也是国家利益！
中国的左派右派斗争总是表现为爱国和卖国的斗争
总之，世界各国无论是对立政党还是左派右派，都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可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却总是表现为爱国和卖国的斗争，历史上老的西山派最后就是由右派沦为汉奸派的，新老西山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老的西山派是成为汉奸后才卖国，新的西山派则是为了卖国才成为汉奸。所以老的西山派历史上有的是不新鲜，新的西山派却极其罕见，罕见就在于历史上的汉奸都是在外敌入侵的武力逼迫下形成的，在没有外敌武力逼迫的情况下，主动成为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社会力量”，古今中外的确罕见。有人可能会说，许多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颜色革命”虽然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但是并不损害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至于此前推翻共产党上台的苏联东欧的右派，不仅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甚至没有出卖老百姓的利益，他们把共产党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像俄罗斯后来那么困难，都没有取消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右派能获得老百姓支持的原因。中国精英集团则完全相反，他们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疯狂剥夺老百姓的利益；不仅他们自己剥夺老百姓的利益，还帮助外国人剥夺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他们仇恨老百姓，更加倍老百姓所仇恨的原因。精英集团不满意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是在单纯的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中国现在建立和谐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大的受益应该现在的精英集团。如果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失败，真的像刘吉他们经常威胁中央的那样出现共产党垮台，中国的右派肯定会血流成河，绝不会有苏联东欧右派那样的欢庆机会，到时候别说他们逃往美国，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也不会放弃对他们的追捕。
关于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还没有被充分的揭露出来，许多善良的人们只是看到了精英集团向社会弱势群体发难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卖国的一面，其中既有他们故意掩盖的主观原因，也有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原因。社会历史的变化改变了财富的形式，从而改变了国家间抢夺财富的形式，也同时改变了汉奸卖国的形式。农业社会财富是和土地相联系，当时国家间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土地，卖国也主要表现为出卖领土；工业社会财富是和市场相联系，国际竞争主要是抢占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抢夺市场爆发的，卖国主要表现为替侵略者控制本国市场；今天（无论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等什么称呼）财富是和规则相联系，国际竞争主要是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导权，谁控制了规则谁就控制了财富，相反，谁只是被动的服从规则谁的财富就被掠夺。21世纪的侵略和反侵略、控制和反控制、掠夺和反掠夺，都集中在对规则的争夺上。各个国家都在通过对规则的争夺以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或者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美国就直接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要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武力，21世纪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都是争夺规则的战争。可就在这个时候，精英集团喊出了“向国际接轨”的口号，按照国际资本的规则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全面改造。
对外开放中的资源大量流失
于是，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大掠夺、中华民族的大流血开始了。历史上八国联军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减免税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贸出口利润；通过美元贬值从中国外汇中抽走的巨额财富；历史上殖民主义同样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廉价的土地、廉价的矿产资源、廉价的人力资源、廉价的环境资源、廉价的市场资源，廉价的企业、廉价的股票、廉价的金融资产等一系列的廉价，把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都拿走了。不仅仅是廉价出，还有高价进，凡是中国进口的东西都是连原产地发达国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眩目高价，设备、汽车、化妆品、保健品、药品等等，并且这种高价没有一个是外国资本能够单方面强加给我们的，无一不是由国内精英集团用银行里老百姓的血汗钱自己炒起来的。就拿今年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来说，本来中国去谈判是要压低17%的涨价幅度，结果最后签署的合同是涨价19%！你说事情有多荒唐！本来，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不仅拥有一般的定价“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具有定价垄断权，谈判结果不仅没有阻挡住对方卖价的上涨，签署的合同价格居然比对方最初的要价还要高！
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现象，就是谈判期间，国内精英集团大肆炒高铁矿石价格，形成铁矿石价格高高在上的既成事实，使中国谈判团遭受内外夹击，最后只能接受外资的屈辱价格。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这种高价进廉价出的“国际接轨”，导致中国的财富长江大河般的滚滚流人了国际资本的腰包；把中国至少三代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变成了几乎整个发达国家的低价消费品，在提高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用当年整个世界总产值投下去都无法恢复的环境资源，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山清水秀，甚至把垃圾变成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之一，直接向日本等国家出售“污染排放权”，以保证日美等国家的环境优美和风景宜人。我们中学教科书上记载着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战败被列强瓜分的财富，如果有人统计一下这些年精英集团引领西方国家从中国瓜分的财富，不知是历史上被瓜分财富总和的多少倍。
可怜中国老百姓啊！在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拔地而起、GDP指标神话般飞速上升的空前富有的时代，却发现周围青山没了，绿水没了，蓝天没了，白云没了，树没了，草没了；自己的工作没了，房子没了，医疗没了，教育没了，养老没了，甚至想吃一口无毒无害的瓜果李桃的机会都没了。日本战后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国民工资跨越几十倍的赶上了美国，国民工资和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可是我们同样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工资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短，相反，包括住房在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倒是超过了美国，让人均2千美元的中国人，购买比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人价格还要高的住房，你说差距有多大？如果再考虑到美国人4万美元之外的各种退税补贴等福利待遇（如同过去我们国家工人享受的那样），其差距之大更是难以想象！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如河水般汩汩流入国际金融资本的腰包
可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钱，全都流向了外国资本的腰包，流向了精英集团的腰包！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透出的暴利内幕很能说明这一点：该公司在中国处理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在跨国公司平均利润率只有5%左右的今天，900%完全是个天文数字，在同行眼里这哪是经营，简直就是打劫啊！只是获取这个天文数字并不是依靠天才的经营方法，而是依靠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摩根集团把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银行划来的金融资产几百亿的“打包”廉价买下来，反过来再让同一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高价卖给中国公司，赚取的高额利润外资拿大头，给中国精英集团一些零头。这种方法等于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变成了摩根集团等外资公司的“中国分公司”。整个世界所有的金融大鳄都扑向了中国这块金融资产，国内精英集团更是连续多年来一直高喊必须引进外资处理这块金融资产。这块金融资产到底有多少？仅粗略统计，目前已经处理和正在处理的不良资产就高达四万多亿！四万多亿是个什么概念？是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相当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赔款总额的四倍！如此巨额的金钱，就这样如同河水般的正在白白流入国际金融资本的腰包。西方列强打了中国近百年，各国所获赔款加起来的总额，与中国精英集团对他们的“贡献”比起来，不过是区区几分之一，“国际接轨”的作用真是太大了！就是精英集团引进的所谓国际规则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打工崽”，现在都在谈世界经济一体化，如果我们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看成是一个大都市，中国就是这个大都市里的民工：没日没夜的拼命干，大楼一幢幢的起，金钱河水般的流，就是和自己没关系。希望大家出门时好好看看那些民工，民工在城市的情形，就是中国在世界的情形。
如果大家认为财富的流失是中国最大的损失，那就大错特错了。插向中华民族软肋最致命的一刀不在这里，在哪里？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目前，廉价收购中国基础产业、核心产业中的龙头大企业，特别是收购作为国防基础的装备工业中的龙头大企业，正在势如破竹的扫荡神州大地。收购价格之低让人难以想象，如同最近刚刚发生的美国卡特彼勒集团收购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山工集团，竟然用区区100多万的价格就拿走了拥有一亿净资产十亿销售额的这个国内龙头大企业，并且在这个美国卡特彼勒集团的收购名单上，囊裹了中国装备工业所有的龙头大企业。目前此类收购可谓是如火如荼，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翻开一页报纸几乎就能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勒紧裤腰带奋斗几十年建成的大批国有大企业，就这样近乎白送的落入外资手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心痛如绞的在谈论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实还有比经济损失更大的，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安全的危害。我们中国人称国家，就是说国和家的道理一样，家里财产损失还能挣回来，一旦家人性命丢掉就全完了。
大批国有大企业正近乎白送式地落入外资之手
现在外资收购中国装备工业恰恰是在要我们国家的命。装备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些装备工业的龙头大企业本身并不生产枪炮，但是却为生产枪炮的军工企业提供装备，换句话说，军工企业生产枪炮，装备工业生产军工企业。所以装备工业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绝不让别国插手的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公司乘日本金融危机大肆收购日本企业，日美关系如胶似漆的那么好，日本又是陷在危机的泥潭中，仍然没有让美国公司进入自己的装备工业；欧洲都经济一体化了，可是在核心产业和装备工业方面依然是彼此警惕，必要时政府出面干预以阻挡外资收购。大家想一想，一旦中国装备工业落入日美等国手中，我们民族独立赖以生存的基础国防工业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出现什么状况？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不败的战绩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军事对手，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严、地位和几十年的和平，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和中国人的认识，以至于现在流传的“兰德公司报告”中仍然告诫美国政府在中美交战时千万不可踏入中国陆地作战。（顺便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刘亚洲将军，却总是把枪一响就四散逃命的晚清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当作中国军人的典型代表到处宣扬，并且煞有介事的分析说什么中国军人的奴性和懦弱是集权专制造成的。按照这种逻辑，二战中日军和德军的战斗力以及战争初期它们国内那种高昂的士气，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结果！这种“文革”结束不久泛起的汉奸理论，主旨是要打掉中华民族的自信，怎么在今天还能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推崇，真是让人震惊。为什么这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刘亚洲，从来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军人的典型代表四处宣传呢？）
[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作者这里对刘亚洲文章的内容理解有误，刘文恰恰颂扬的是共产党军队的战斗精神，批判的是封建专制精神文化统治的后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对世界侵略者的强大威慑力，仅有陆军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支令所有对手都畏惧和钦佩的军队。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撼天动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新能力，开始了伟大的国防工业建设，开始了为陆海空三军制造现代化装备的伟大创业。那是一个至今让所有炎黄子孙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的年代！那是一个至今让全世界的所有反华势力和国内精英集团仇恨诅咒的年代！就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人民在铁钉、火柴都制造不了而被称为“洋钉、洋火”的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令未来的历史学家绝对难以置信的十多年的时间，就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制造业、大型船舶制造业都在蓬勃发展，到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已在航线上来回飞翔，中国船舶制造业的万吨远洋巨轮更是不断下水。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拥有核打击能力后，同时将要拥有自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大型远洋战舰，将同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哪个炎黄子孙能不为此激动！就连杨振宁这样的人，在听说中国原子弹完全是自己独立制造后，都躲进卫生间忍不住放声大哭。
可惜，如同天妒红颜那样，任何完美的事物都会引起上天的嫉妒，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遭致了上天的嫉妒，这支军队太完美了，完美的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她是全世界唯一一支依靠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打出天下的军队！她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用喷气式战机和航空母舰组成的号称能够打败整个世界并且在此之前也的确打败过整个世界的军队！甚至还感觉有些不够打的，用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位师长的话说“如果我们的装备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十个美国都不够打的”。这种超越诗人的浪漫主义，这种能把战争推向艺术般完美境界的英雄主义，终究遭致了上天的嫉妒：斩断了她刚刚要生成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远洋战舰的两个翅膀。
没有军事威慑的中国将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毛主席去世几年后，包括今天西山派中的许多精英，以他们当时骗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打出了“经济效益”的大旗，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口号喊的响彻云霄，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预谋的勾结，美国的波音公司，恰在此时向中国抛出了与中国合资建造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诱饵，条件是中国放弃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飞机，在精英集团和两大国际资本巨头的联合作用下，中国自己独立制造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被扔进了垃圾堆，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梦想就此灰飞烟灭。此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美国人再也不提合资造飞机的事了，唯一提到的，就是催促中国人买更多波音飞机。中国无数科学家、知识分子、工人、解放军及各个相关领域的人们，20多年的艰苦奋斗，20多年的辛勤汗水，20多年的智慧结晶，20多年日夜盼望成为现实并且已经称为现实的梦想，全都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没有自己的战机特别是没有自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依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最大的致命弱点。回顾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既有热血沸腾的激动，也有冷汗直流的庆幸，幸亏主席生前就搞出了“两弹一星”，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肯定也是“运十”的命运。因为按照精英集团的逻辑，原子弹比喷气式飞机更没有经济效益，更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会刺激西方国家的神经，更不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是一个无核国家，一个无核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吧，美国大兵可以随便踢开一家房门进去强奸少女然后再杀掉其全家，并且美国政府还在千方百计的保护这些士兵。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电视新闻正在报道美国政府的决定，把美国军人在海外的虐待、强奸等行为从战争罪行条款中删除掉。如此一来，美国大兵更加肆无忌惮的奸淫杀戮了，不知道又有多少中东百姓要遭殃了。可见当今世界，无核国家的大门，比荒郊寡妇的大门还不牢靠，谁踹一脚都能踹进来。在成功摧毁了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制造业，斩断人民空军翅膀后，精英集团又开始对包括中国陆军装备在内的整个工业下手了，其手段就是打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旗号，一步一步的把国有企业逼向死路。
精英们是如何将国有企业摧毁的？
第一步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包”字进城，用利润承包加厂长任期制对厂长经理实行“逼良为娼”，逼迫厂长经理为了实现任期利润只能牺牲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且在三年任期内，谁搞技术改造谁的任期内就会成本高利润少，谁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政治自杀者，从而使国有企业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经营，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税负高达38%，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的情况下，却对没有任何负担的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并给予种种的优惠待遇，同时整个国家的购买力最大限度的分配给外资企业，从而把国有企业置于了事实上的被宰杀地位。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极端悬殊的不平等竞争，给予了国有企业以致命的打击，国有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这堪称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空前荒谬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千方百计保护本国企业，同时排斥外资企业，彼此排斥的发展不下去了，才聚集到一起搞了个WTO，其核心原则就是各国都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原则，和本国企业享受同样待遇，不得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就这样仍然管不住各个成员国对外资企业的排斥，就像这几天的印度，全国各洲法院纷纷裁决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公布其百年秘方，完全是在要可口可乐公司的命。为什么这样？双方都很清楚，就是要保护印度的饮料业。如果说印度政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和我国一样，给可口可乐公司免税待遇、无偿划拨土地待遇等，恐怕整个印度都会爆炸（为什么中国人就能接受？我们将专文分析精英集团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资源的空前浩劫）。
精英集团摧毁国有企业的第二步，就是以“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为名的所谓国有企业第二轮改革，今天西山派的许多人物都是借那轮改革成名的。在所谓“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的旗号下，数千万年富力强、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正值人生最佳创造力的工人被迫下岗，后来为了彻底甩掉工人搞“买断工龄”，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成千上万工人一辈子工龄卖的钱，不值精英集团的一顿饭钱，不值满大街奔跑的一条宠物狗的价钱！被赶出工厂大门的人数之多，可以说是自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最大的一次失业灾难，一夜之间三千万工人被抛向街头，真是“泪血地而成泥”啊！和1929年大危机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工人是被赶出了别人的工厂，仅仅是失去了工作；而现在的工人却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工厂（宪法规定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既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厂财产。杀人不过头点地，赶尽杀绝还不算，还要编出歌来加以羞辱，什么“论成败，
人生豪迈，
大不了从头再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下流的语言吗？对于那些大半生甚至一生都投入了企业，除了一副病体什么都没有的工人来讲，他们怎么从头再来？又靠什么从头再来？这句被网上评为当年十大最无耻语言之首的歌词，充分反映了郑胜利称颂的那些所谓“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沉淀”的知识精英的良知和人性已经沦丧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第一轮改革是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那么这第二轮改革则是打垮了国有企业的脊梁。基础被摧毁、脊梁被打断的国有企业，就只有被宰割瓜分的命运了。
于是，第三步的大瓜分，便水到渠成的开始了。先是“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后来感觉不过瘾，就干脆直接瓜分，打着管理层收购（MBO）的旗号，不花一分钱的把企业资产划到了自己名下。可怜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宁可20年不长工资，勒紧裤腰带用血汗拼出来的国有资产，14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通过MBO变成了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市级以下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紧急叫停，不仅现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剩不下来，恐怕连全国的江河湖海都MBO成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了。精英集团把中小国有企业抢光后，为外资全面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扫清了外围障碍，国际资本大鳄开始登陆，对中国的核心产业和装备工业张开了血盆大口，这次狼真的来了！为配合国际资本顺利吞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中国的核心产业、装备工业等经济命脉，精英集团又提出了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机遇，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口号，全世界的资本巨头都来了，全世界的生产线源源不断的向中国转移，与当初英国、日本的“世界工厂”不同的是，这是在世界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把整个世界的资源消耗工业和污染工业转移到中国，形成全世界发达国家一起都来消耗中国资源的局面，如同四邻八舍都拿着锅到我们家来做饭，表面看上去我们家里锅多人多GDP增加了，实际上是大家都在吃我们，等四邻八舍吃完后，我们的子孙吃什么？精英卖国，莫此为甚！
当今的精英正在为保住抢劫来的巨额财产而故意卖国
如果说他们最初毁掉“运十”，是如同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那样出于对文革的一己私愤，那么让外资控制中国的装备工业，则是他们为保住抢劫来的巨额财产的故意卖国。还是精英集团最仇视的那句话说的对：“阶级利益是无法调和的”，并且在中国，阶级利益的对立总是最终转化为与国家民族的对立。这是因为，虽然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靠抢劫发展起来的，但是西方国家资本集团是对别国的抢劫，所以他们的抢劫不仅不会形成与本民族的对立，甚至是对本国本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对本国人民的抢劫，并且是联合外国资本共同抢劫本国人民的公有财产和个人财产，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按照西方经济学“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这种利益的对立必然形成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刻骨仇恨。他们为了把抢来的财产变成世代子孙的永久利益，可谓是费尽了心机，故意弄了个全国人民都不懂的概念“物权法”，企图采用世界所有黑社会做梦都想象不出的法律洗钱的创新招数，用法律漂白抢来的黑钱。只是在最后一刻被中央发现，法律洗钱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西山派大骂中央政府破坏法制建设，大骂“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的一个根本原因。
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路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粉碎了他们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特别是看到几年来一直奔波于田间地头、矿井坑道里的总理身影，他们知道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做做样子的空话套话了，用那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动真格的了，这样他们便对自己抢来的巨额财富，越来越感到恐惧绝望了，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彻底投靠西方反华势力，帮助国际资本彻底打垮或者征服中国，以保住他们抢来的巨额财产并变成子孙的世代利益。
如同精英集团往往用最狭隘最阴暗最卑鄙最邪恶最肮脏最无耻最下流的心理去猜想和丑化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一样，善良的人们也往往用善良的愿望去看待他们，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没有这么严重。大家只要打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国印制的中国地图比较一下，就会看到精英集团的卖国行为已经对中华民族构成了多么惊人的严重后果。八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甚至包括越南这样的国家，印制的中国地图上，南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可是到了这些精英们称为国家改革开放空前强大的九十年代，西方各国印制的中国地图上，南沙群岛从中国版图上消失了。周边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都拿着新印制的地图，不断的对中国骚扰挑衅，扣押我国的渔船，关押殴打我国渔民，甚至干脆直接开炮击沉我国渔船。
中国的道路：在霸权面前妥协投降还是发奋图强？
请问，历史上有版图急剧缩小的“空前强大的”国家吗？有被周边小国随便挑衅欺凌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国家吗？大家可曾见到在世界什么地方，那些“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我们”的俄罗斯人，那些被精英集团当作改革反面典型嘲笑的印度人，更不用说什么美国人欧洲人了，有过在大街上像老鼠一样被肆意捕杀，成群成群的妇女被奸杀后仍进大火？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为什么却偏偏让改革开放空前强大起来的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渔民可以被随便殴打、渔船可以被随便击沉、岛屿可以被随便侵占、甚至使馆都可以随便被炸的国家，被称为是空前强大的国家；相反，当初那个南打印度北击苏联两次打败美国的国家、那个周恩来总理一句话，就能为世界订规矩的国家，却被称作是“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论调不要脸的人吗？难道“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沉淀的人”就可以这么极端无耻吗？许多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打越南都打疯了，除了原子弹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却始终没敢违背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不准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敢跨越北纬十七度线一步。在美国总统、国务卿和一些将军的回忆录中至今仍有记载。澳门赌牌发了几十年，从来不敢发给外国人，就是周恩来总理有句话：赌牌发给谁我们不管，但是不能发给外国人。可是在“空前强大”的澳门回归以后，赌牌却落入了美国人手中。
现在一提台湾我们就说“上海公报”，为什么不是纽约公报华盛顿公报？因为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登门给我们送回来的，可是就在我们“空前强大”起来的一九九四年，美国国会又突然立法把台湾事实上拿了回去，所以台独势力才能如此猖狂。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台湾问题我们不希望外国插手，但是我们也不怕！”温家宝总理那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一挥手，让所有炎黄子孙热泪盈眶！多少年了，强硬的中国领导人终于又回来了！再拿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来说，美国为了讨好中国，在欢迎仪式上组织美国小学生边歌边舞，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请问，自有历史以来的美国，什么时候对别国领袖如此崇拜过？有人说那是中国人要求的，先别说邓小平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就算我们提出要求，你今天要求布什总统组织学生高唱《走进新世代》试一试？看看布什会怎么回答？其实布什总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用空前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个被称为“空前强大”的国家的领袖。翻开历史查一查，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在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上根本就不成其为菜的国家，什么时候对中国开枪开炮的叫过阵！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也就罢了，怎么今天连什么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来了！
其实，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最有发言权的是她的敌人。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先后三次打过中国的邻居：朝鲜、越南、阿富汗，前两次都被我们打败了，第三次美国打阿富汗，向那么多无关的国家都事先打了招呼，可是对我们这个直接接壤的国家却连理都懒的理会，公开表示了对中国的不屑和蔑视。还有大使馆被炸，在北约司令部首次宣布消息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到是不是故意轰炸时，北约参谋长眨着一只眼睛作了一个俏皮鬼脸充当回答，全世界都明白这个眨着眼睛的俏皮鬼脸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奉行“可杀不可辱”的东方民族来讲，这个神秘微笑的鬼脸简直比南京大屠杀还要刺痛中国人的心！其后的“中美撞机”事件，更是对“空前强大的”国家作了个最绝妙的说明。
早在那个被精英集团诅咒为“到了崩溃边缘”的年代，美国军用飞机就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的反映是见飞机就击落，抓住飞行员就投入监狱。可是到了中国“空前强大”的年代，美国军用飞机公开侵犯我国领空、撞毁我们的飞机、撞死我们的飞行员，我们对迫降的美国飞行员好吃好喝贵宾般的招待，并很快就连机带人送回美国，反被美国指控为由于“语言不通、与外界隔绝的孤独感”形成了对全体飞行员的精神虐待，美国朝野一片愤怒，最终逼迫我们当时的总理飞到美国，声称此番就是来让美国人出气的“出气外交”。你说中国“空前强大”到了何等程度！精英集团总是用GDP来强调国家空前强大了，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空前现代化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巨大反差呢？结论很简单，精英集团帮助反华势力打垮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扼住了这个民族的咽喉。至于历史会不会永远按照精英集团和反华势力的意志发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连精英集团自己对于能不能把中国搞跨，能不能永远坐享他们抢劫的亿万财富，也是没有把握的。从他们拼命向国外转移资产、拼命向国外转移子女家人、拼命获取外国国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精英集团为主的“身份移民”大潮，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移民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现象，中国晚清末年民国初期以及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都曾经出现过出国潮，移民国外的原因无非是避乱或谋生，许多人虽然人在国外，国籍依然在中国，只是后来各种情况不得已才取得了外国国籍。现在精英集团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种移民现象：就是人本身不出国，出国的只是财产和身份，只是子女和亲属，只是获取外国国籍和居留身份，人仍然在国内生活。更为荒唐的是，他们像国际间谍那样把国籍隐藏起来，声称是法律保护的头号“个人阴私”。国籍居然成为超越身体最隐秘部分的个人阴私，真是亘古未有天外奇谈！可就是这亘古未有的天外奇谈，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明星大腕，绝大部分都已成为外国人
就拿演艺界来看，现在垄断中国影视舞台的那些明星大腕，绝大部分都已成为外国人。为什么这些年拍摄影视剧敢于随便毁坏国家最为珍贵的风景资源和文物资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外国的国籍，知道中国政府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美国人陈凯歌陈红夫妇拍摄《无极》毁坏了被视为大自然皇冠上的明珠的香格里拉景区，才会至今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屏幕上那些为国为民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都是由这些专门在中国淘金的外国人来扮演，那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可真是危险了。这些人扮演英雄形象，比在讲台上搂着妓女讲授政治课的效果还要差。）不要以为这只是演艺界的现象，这是中国整个精英集团的一大潮流，之所以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像演艺界这样浮出水面，一是因为演艺界容易被公众注意。二是因为演艺界的精英只是想要中国的钱，学术界的精英不仅想要中国的钱，还想要中国的命。他们还要控制中国的意识形态，还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级领导权，所以暂且不利于获取外国国籍，只要财产和子女出去就够了，至于个人国籍，相信就凭他们反华毁华的功劳，随时都能解决。
如果不是他们持续多年大规模的向国外转移资产和拼命获取外国国籍，人们还不会看清楚他们故意卖国毁国的历史本质。本来获取外国国籍是一个人的权利，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就在于，他们人在中国从来不去国外生活，为什么要获取外国国籍呢，并且达到了不加选择的疯狂程度，别说是获取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国籍，即便能获得非洲南美等一些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国国籍，都可以不惜一切。根据日本提供的统计资料，这些年仅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精英人士，就超过十万之众，作为移民主要对象的美欧诸国不知道要多少倍于这个数字。他们和那些舍命冒险的偷渡者不同，那些偷渡者是想离开这个国家。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佼佼者，是“空前富强并且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里占据绝对优势的强势集团！
他们象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那样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
这就形成了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像当初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的首恶分子那样拼命的向国外转移财产，而人却要流在国内？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不会转移财产和获取外国国籍；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要完蛋了，他们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现在偏偏只是把身份和财产放到国外，人仍然留在国内，并且还要掩藏起真实身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知道自己将来要遭受清算，所以在拼命准备后路。至于安排好后路后，又把外国国籍当作头号阴私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在国内参与瓜分抢劫。在瓜分抢劫国有资产和剥夺百姓方面，中国已成为有史以来富豪做梦想象不到的理想天堂，他们自然不想放过这空前绝后的发财机会。
可以说，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至少在美国大使馆电脑上被储存为精英分子，也是中国精英集团敢于空前疯狂空前肆无忌惮空前为所欲为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的汉奸集团仅仅是依附于外国人，而现在他们自己就成为了外国人，其有恃无恐的程度自然会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汉奸集团。并且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不断用实际行动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坚持反华反人民的立场，即便现在临时还没有外国国籍，同样能得到美国保护。在这里需要纠正人们的一个糊涂认识，就是往往把他们的反共和反华反人民连在一起，其实他们反共是手段，反华反人民才是目的，不反华反人民的反共，他们是没有兴趣的。
两个《讨伐中宣部》的不同待遇
有件小事最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前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两个《讨伐中宣部》，一个是北大教师焦国标写的《讨伐中宣部》，另一个是东北一位下岗的残疾工人写的大鼓词《讨伐中宣部》。两个同样写《讨伐中宣部》的作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文章由美国之音连续广播三天，随后作者被贵宾般的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后者至今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或者团体过问过。为什么？比较一下两个《讨伐中宣部》的内容就会看到：北大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是国际资本和精英集团的利益；那个下岗工人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精英集团，主张的是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所以前者受到美国的保护，后者没有进入美国的视野。可见，美国所谓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仅限于反华反人民的文化精英集团，不过是他们颠覆中国的一个工具而已。正是由于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中国的精英集团才敢于无所顾忌的胡作非为，他们认为资产和国籍都到了国外，建立了牢固的海外根据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敢犯任何罪行了。
到目前为止，历史的确在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着，他们现在的兴奋得意也是有根据有理由的。但是历史不可能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罪恶越是达到极端，消灭罪恶的日子就越是不远。他们精心策划自鸣得意的海外退路其实是十分虚幻的：他们低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和中国人民惩治罪恶的坚定决心；他们低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和良知；他们还高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能量和品格。其实，他们的主子比他们更没有品格，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是最没有道义原则的国家了，它从来没有过希特勒营救墨索里尼那种盟友间单方面的狭义举动，只要利益需要，美国是最喜欢抛弃和牺牲盟友的国家了，何况在美国眼里，中国的精英集团不过是条卑贱的走狗，根本谈不上什么盟友。一旦将来利益需要，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像垃圾一样的扔掉他们。况且他们中许多人完全是刑事犯罪分子，只要其罪行被充分揭露出来，就算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反华势力真的想庇护他们，恐怕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可能容忍接受他们。
美帝国的崩溃最终给国民带来的灾难将超过古罗马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美国目前成为了世界霸主，但是美国已经走到了物极必反的下坡路上，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已经走完了它强盛的全部过程，美国霸主地位的兴起用了半个世纪，美国霸主地位的衰落绝对用不了半个世纪，并且如果它处理不好和中华民族的关系，美国将会陷入空前的灾难。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这个世界帝国的辉煌超越了古罗马，这个帝国崩溃最终给国民带来的灾难也将同样会超过古罗马。尽管我们不希望这一历史重演，但是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国带向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们在把虽然表面一盘散沙却具有强大宗教纽带并覆盖整个世界的伊斯兰逼向死路的同时，还要把拥有21世纪文化龙头的中华民族逼向死路。这是美国强盛时期所犯的最后一个也是其走向衰落所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美国将要为这个错误付出比当初古罗马崩溃还要更加惨重的历史代价（这个问题将另文专门分析）。美国的历史命运尚且如此，依赖他们的中国精英集团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一点，转移财产子女，人在国内获得外国国籍，是精英集团为自己安排的犯罪后路。但不是说所有这样做的人都是和精英集团相同。许多人是看到国家被精英集团糟蹋的不成样子，感觉悲观没希望，不得不把财产和子女转向国外，想办法弄个外国身份，只求过个安稳日子。这些人，无论他们现在或者将来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是什么身份，都将依然是我们“一壶浊酒喜相逢”的骨肉同胞，都将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处在21世纪崛起前的浴火重生凤凰涅磐阶段
在这里我们还想对那些对目前国内现实有些悲观绝望的人说几句，虽然目前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的人欲横流和极端的物欲泛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自然资源，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破坏，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但是，这不过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崛起前浴火重生的凤凰涅磐：在极短时间内，世界上惟有中华民族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物欲泛滥这两个极端的历史阶段；同样在极短时间内，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交替成为世界上最干净和最肮脏的地方；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东方文化的中华民族“西化”到了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程度，从而唯一具备了整合东西方文化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如同《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是在把中国推向世界主导地位前必然要经受的历史劫难。
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领导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当然这种领导不再是并且永远不会是霸权式主宰式的领导，而是指中国将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如果说，工业社会需要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与之相适应，那么信息社会将需要以合作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与之相适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这样讲。碰巧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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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中心编者按：为了让大家真正地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刊出美国一前外交官马克所写的《粉碎邪恶轴心》一书，以了解当今真正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处境，看看国外反华反共派是在如何进行部署规划。中国如何面对这种现实？国内左派思想的出现有没有一定道理？这都需要大家认真鉴别。一般来讲，世界总是存在着左右两极力量，这两种势力的任何一方都需要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中国能否避免这两种力量的做大和冲突？如何走一条中间的温和与和平的道路？中国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需要领导者和全民族拥有大智慧。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都走到一个重要的关头，需要中国人民警醒。
近年来前苏联国家一直在反省，普京总统曾指出：“苏联解体是民族的重大悲剧，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悲剧，有2500万生活在前苏联境内的俄罗斯族人一夜之间沦落为外国人，有些人一辈子的积蓄顿时丧失，社会保障受到损害。”中国的发展要警惕未来的解体危险。如果中国将来出现不测，带给中国人民的将是比前苏联人民还要大的灾难。]
（内部参考材料，不得外传与引用！）
粉碎邪恶轴心
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如何在二○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献给那些具有远见和勇气驱逐压迫者的人们
马克．帕玛
博大出版社，2005
中文版序
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
马克．帕玛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世界各国反对。
自从本书付梓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步伐加速改变中，对于腐败的痛恨已经转为一连串由工人、农民与其他百姓在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行动，在二○○四年有纪录的就有上千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行海外时亲眼目睹自由社会的实况，以及在层层压制下仍广泛地在内部传播的资讯，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憎恨情绪也正日渐扩散。在没有公平自由的选举下，江泽民将统治衣钵传给了胡锦涛，并且直到今天，对于新闻自由、作家、学生与修炼者的镇压未曾稍歇，他们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菁英与人民的良知，却仍大量地被拘禁与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选举特首的权利，甚至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与廿一世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教育水准提升与资讯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监控网际网路、掩盖SARS疫情与害怕改变的这个腐败堕落的专制独裁政权，更显得僵化与无以为继，其基础与上层架构正在逐渐解体之中。
中国的持续专政，与世界各国民主进展对比，是更加明显了。在本书中我提过，另一急迫需要民主化的主要区域是大中东地区。但从吉尔吉斯共和国（当我写这些句子时）到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们见到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年为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过其过去整个历史期间总合。确实整个地区现在有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抛弃曾阻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老旧系统制度。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选举他们的总统——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
不只是中东，全世界多数现在都专注着民主发展，将其视为达成全球和平、根绝恐怖主义、维持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钥。布希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点提到：“美国的政策是根除每个国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们就支持你，你们就是自己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德国总理施若德接着表示：“我很热切地听了布希总统的发言，并感受到他对于所有国家达成民主化的热切期望，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联合国救济提案中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废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张，因为该委员会长期以来已被一些主要违反人权的国家用来掩饰其罪行，而应另成立一个小型的人权会议，只有誓言促进人权的国家才可以加入会员。民主联盟的成员，全世界一百九十四个国家中的一百二十个，将在联合国体制内外一起行动。世界银行的新总裁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动民主化的强力推手之一。
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画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二○○五年三月三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马凯恩．莱伯曼参议员与渥夫．蓝托司众议员）提出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许多本书所提出的提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中国越来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专政小岛，“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报告里，再度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压统治的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却被蒙古、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尼、澳洲、纽西兰、泰国、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所包围着。由于俄国在二○○四年从部分自由倒退为不自由国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领先俄国成为民主国家，并领先其邻国越南、寮国与北韩。当然中国会希望因其伟大而获致光荣，而非以“政治落后国家”班上的最后一名为傲。中国当然无法容忍沙乌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举行了市政选举而超越她。这是一场中国不能输的奥林匹克比赛。
如果这场竞赛正严肃地进行中，那么有愿景与勇气的中国人民该怎么做呢？
这本书专注于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著《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这个主题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在http://www.aeinstein.org网站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在一九八九年差点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过去的两年内，有许多同样的成功例子持续发生，那都是由一般寻常老百姓，没有使用武器，只靠着勇气与组织能力就成功了。乔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书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着大家前进。本书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来介绍如何在中国达成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书中介绍过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数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动中也再次展现其力量。
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示威行动中，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乌克兰、乔治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国家范围为基础的组织是有需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目标。对于偶尔零星出现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是很容易将它处理解决的，但是对于全国性、同时发生的示威活动，将会产生动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当镇压的机器由于施行范围过大而显得无力维持时，独裁政权也将难以维系。
中国人民也需要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中，大多有着共通的理由，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上夺回选举权。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反对腐败与滥权。在中国则还有其他即将面临的情况，一些未能预知其发展而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件，例如处理SARS、矿灾、银行系统崩溃或其他类似的事件。事先准备好并利用这些机会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具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来诉诸所有人民，并向他们再次保证政权的稳定转移是可能的。这个平台可以专注于因一党专政、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腐败贪污；也因此必须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来揭发所有发生在乡村、城市、省及全国各阶层的腐败人物；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对这些人予以审判并加以求刑；有自由贸易工会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及工作环境，这是马克斯也会欣然同意的条件；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让人民透过选举罢黜乡镇与全国的腐败官员。
从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现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学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赢取武装安全部门人员的支持，而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相当年轻。他们也是爱国的，并且也看到了腐败的状况。在有关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报告中，美联社报导描述道，虽然政府禁止示威，这些抗议者仍然整天向前来镇压的士兵和警察递送红色玫瑰，有一些士兵最后反而告诉抗议者怎样逃避安全封锁线。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与其他国家中，人民设法说服维安部队退出并允许示威者进行关键的行动。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于二或三个重要地方，以打开通向民主之门。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几无例外。这表示必须对议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全国电视台采取行动。如果以中国来说，这表示要把民主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CCTV）。
当解放运动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启动运作之后，外国人就能帮忙了。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是在贝尔格勒二○○○年运动成功的中坚分子，并将他们的经验与年轻的乌克兰人分享，进而影响了二○○四年在基辅的运动成功。他们教导了举办街头剧场的技巧，藉由嘲笑执政者的方式来减少一般大众的恐惧心理，并且建立与民兵的连系。国际选举教练员和观察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把一场原是欺骗性的选举，藉机转变成展现人民力量的示威集会运动。
对于个别的独裁者予以关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叙利亚独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巨大广告牌与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毁，其实是受到许多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将萨达姆（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响。然而必须为超过二千万人民饥饿和死亡直接负责的毛泽东画像却仍然控制着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必须被除去。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政独裁罪行”的工作。
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会议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党的生与死”植基于“改进治理”。根据他们的定义，改进治理是让党的官员较少腐败并提高对民众关心事务的敏感性。如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温州的一位搬运工说：“当官比当富翁更好！”，一个汽车机械师说：“官员藐视平民百姓。”我们从其他遭受共产主义之苦的国家中学会了，共产党必须真正地“死去”才有可能减少腐败和改进治理。北京的独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独裁者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透过组织架构层层紧密结合，致使改革几乎不可能运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只要透过一群具有勇气和愿景的志士，结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数群众，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争，将可扫除所有旧的腐败，为中国全体人民带入平等、正义与民主。
致谢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个印度学生意外地被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请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和僧侣们谈论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婚姻中，妻子苏什玛（Sushma）逐渐理解并愿意分享我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渐发展出她的思想，最终在这本书的孕育和成形中，从主题到结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国里根总统曾经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表现了美国加州人的乐观：“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在全球争取自由的运动中，我们需要的仅是坚强的领导、时间，再加上一点希望。当时，他的预言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但自此以后，全球的极权政府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大片的区域出现了和平与自由。
里根总统的那次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对人类追求争取自由的信仰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国研究”的学生身分到过前苏联。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学生都和我一样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标。我还记得一个女学生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巴黎、伦敦和纽约啊！”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阐述了他的愿景。在六○年代初，做为千百名北方白人学生中的一员，我来到南方和美国黑人一起静坐、祈祷、游行，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用非暴力策略反对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在一个穷苦的墨西哥村庄里一同生活，那一段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受压迫的感觉。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制度革命党”（PRI）在墨西哥一直是一党独政，这个政府的官员被腐败严重侵蚀。每次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村庄都是荷枪实弹，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胁和恐惧才能使他们的权力得以维持。当人民恐惧心减弱，起而推翻了这个一党专制政权之后，墨西哥的历届政府成为在国际、国内支援民主和人权的一股强劲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在共产主义制度从僵死的状态向民主制度全面转化的历史舞台上，我扮演一个第一线上的小演员。无论是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剧院鼓励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演出推陈出新的剧作，还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我们证明了独裁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是要经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来的支援，尤其是要帮助人民获得取胜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基辛格的首席讲演撰稿人，他当时是尼克松的国务卿。我曾陪同基辛格在全球揭露专政的邪恶；也曾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我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我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
我还记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准备里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会议时，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让独裁者参与对话。当他和戈巴契夫及苏联外长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喜欢离开议题去探讨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在那个时间，我还提醒他遵循议程。但后来我看到里根在日内瓦与戈巴契夫的会谈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观察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行为，我于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进驻布达佩斯。在对付最后一位匈牙利共产主义独裁首领，哥什（Karoly
Grosz）的时候，我采用了从舒兹那里学来的经验。在那里，我理解并运用了这样一个公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必须是暴政孽海中的一个平稳小岛，她是这些微妙到并不十分微妙的政治变革中的指导者。
自从一九九○年我离开外交工作转向私人企业，我对传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强的信念。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之后，我是美国进入东欧的首批投资人之一。在那里，我看到前所未有的新兴而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体会到我们做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同合伙人一起在八个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在“查理观测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盖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一个封闭的社会成功地走向开放：共产主义系统的压制→冷战交锋→最后的解放。
我把我毕生的精力、事业和资金都投入到建立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华沙发起并建立了民主阵营，这里包括了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们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参加的同样团体。我还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体制社区理事会和通讯、健康与环境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没有民主的变革，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可以预测下一个世纪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实展现了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其他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无数反人性的罪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参观了在基辅城外的树林，那里秘密埋葬了近二十万犹太人与其他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注）。无独有偶，几天之内，科索沃（Kosovo）传来消息，在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并埋葬。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未来，而不是重述过去。我相信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翻版。看看过去的二十五年，专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溃情形，我们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间全面消灭专政。我们可以对目前仅存的专制者设定最后期限，并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之内，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这是一本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一个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而当地民意测验却表明了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强烈支持。三十个著名阿拉伯学者在一份研究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阿拉伯地区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的。他们提出了这个地区的三个根本性的短缺：自由、妇女的权利和知识。我曾用了两年的时间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显而易见，人民是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台，但是独裁者却极力阻止这一行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会，纪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运人士伊布拉辛（Saad
Ibrahim），我当时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边，她正在读伊布拉辛在狱中所写激励人心的宣言，他号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民主而战。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释放出狱的时候，民主运动已经以史无前例的声势进入中东。
这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墙被推倒，当匈牙利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被剪断，中国也曾经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在美国国会山庄前举行的法轮功集会，这次集会的资讯十分明确：中国人民要求，并终将得到他们做为人民的权利。法轮功是一个源于中国古老的信仰和修炼法门，江泽民及其幕僚曾推测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就在此刻，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致死，几年来法轮功的抵制迫害运动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坚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
归根结柢，这本书是关于行动的书。在二○○二年六月《纽约时报》评论员罗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场集会上，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在纽约的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他问道，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会成为犯罪？当这谋杀发生在百尺之内吗？当他发生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当人们被血腥屠杀，饥饿而死，饱受迫害，但你并不身临其境吗？这是当时在他即将获得“总统自由奖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问。
我的回答是，当人们被统治着他们的独裁者残杀时，隔岸观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由于金正日，上百万的北韩人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知道独裁者是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一本关于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这里描述了怎样推翻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里也描述了怎样授权于民，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
注：阿里珊．斯坦利，〈教皇的艰难之路〉，《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憎恨任何形式的独裁专政。为了和平与正义，让我们朝向这样一个世界努力，最终所有的人民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
二○○二年元月，当美国总统布希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美国人学到了一个新词汇：“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布希总统用它来描述三个与美国死对头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北韩。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喜欢被这样单独称呼，或是放在一起称呼。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则视这个新词汇是导致麻烦的一种轻率之举，如法国外长弗德林（Hubert
Vedrine）等认为这只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言下之意似乎指这种邪恶联盟在新世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注1）。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邪恶联盟不仅是可能，而且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不同的是，我认为仅提这三个邪恶轴心事实上远不能充分描述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巨大专制弧圈。这个专制弧圈，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控制在少数的几十个人手中。
这个连贯的弧圈，西起中国与北韩，经过哈萨克，到达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再往南直到安哥拉。本书封面里的地图用黑色来表示出这个弧圈。亚洲有八个专制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寮国、汶莱、不丹和缅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存在着十一个专制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和辛巴威。另外共有二十三个专制国家是位在中东或其周围地区，占全世界四十五个专制国家的一半以上。而在这块连自由都不准生长的大沙漠外，是最后三个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
在民主国家里，我们有时会轻率地把专制政权，想成如同古代的铁甲暴君或是骑着马的小人一般，但当今在邪恶轴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君，根本不只是如此而已。中国的独裁者，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把持了巨大的天然和工业资源，更豢养了一支拥有核武装备的强大军队。世界上大量的石油（约50％）蕴藏在中东地区独裁者所控制的土地下，而在那块土地上，恐怖分子也获得大力支援，蠢蠢欲动地发展大规模杀伤力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
虽然这些独裁者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背景和国籍可能不一样，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喜欢随意使用手中拥有的任何武器，无论是大砍刀或是致命的化学子弹，来对付所有的敌人，包括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他们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丧失了性命，巨大的难民潮横扫全球，原本有希望的国家被带往贫穷、饥荒与绝望。
这些暴君根本不把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当一回事。萨达姆把伊拉克人民所处的绝境归罪于一九九一年二十二国联军把他们赶出科威特后，联合国对他们实行制裁的结果。然而，所有的证据却都表明了伊拉克遇到的困境完全是萨达姆胡作非为的结果：在获准变卖石油以换取食物和其他人道物资后，这个独裁者却把钱用于发展武器，并为自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很多都是在制裁期间建造的。
而在英美空军保护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德族人（Kurdish），虽然也必须接受和其他地区同样的制裁，但那里用石油换取食物的方案得以按计画实施，生活水准因而稳步上升，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注2）。
在伊朗，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有系统地监禁、酷刑折磨和谋杀争取民主的伊朗人，藉以恐吓伊朗人民来忍受他未经选举的统治。并且持续密切支持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恐怖活动。而当伊朗民选的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希望与国际上的和平民主力量保持更开放的关系时，哈米尼及其特勤党羽却背道而驰，不失时机地实行独裁专政。
在北韩，金正日继续步其父亲（即一九五○年发动韩战的金日成）（注3）恐怖统治之后尘。在跃居北韩共产党宝座前就已亲自参与恐怖活动的金正日，正继续制造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不顾自己国内的百姓已有数十万死于饥饿，他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一支百万人的全球第四大军队。金正日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具有异常的高度兴趣，同时北韩也正大量供应其他独裁国家可携核弹头的导弹（注4）。
事实上，这些独裁者对彼此帮助都是毫不迟延，有时甚至是不经意地就帮助了对方。海珊在一九八○年入侵伊朗时，并不是为了巩固何梅尼的权力，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及伴随的几十万人民死亡（注5）。而虽然金正日普遍被认为是有恐外症，但他却与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合作，也与伊朗的哈米尼、古巴的卡斯楚、辛巴威的穆加比（Robert
Mugabe）、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等其他人有生意往来。
然而，这些事与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铺天盖地的毒网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做为北韩这个封闭国家的长期保护者和五○年代韩战的参战国，仍与金正日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中国进行攻打台湾的攻击性军事演习时，很明显地与北韩在南韩水域的挑衅行为互相呼应（注6）。近年来，虽然中共试图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一个和平的仲裁角色，但其动机很可能不是要促进和平谈判，而是阻碍，拖延北韩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因为如果北韩推翻他们的共产独裁者，中国的共产独裁者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个中国官方机构的代表所说的“如果那样的话，朝鲜半岛就会完全被美国及其盟邦所控制。北韩的存在，能使中国免于美国的军事垄断。”（注7）虽然这种合作使平壤和中共的独裁者互相受益，但对北韩和中国两国的人民却是毫无帮助。曾经号称是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沦为饥荒不断、残酷镇压和荒芜的一片恶土。
虽然看似放松控制，事实上中国毫无意愿改善其人民的个人自由。如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下令逮捕热比娅．卡德（Rebiya
Kader），一位中国企业家新星。控告的罪名呢？只因这位名叫热比娅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正准备交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访问团成员一份关于警察骚扰的报告（注8）。逮捕卡德是江泽民继续镇压大量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结果只是更加强分裂主义者的情绪和极端好战分子的冲动。江泽民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维吾尔族人中“回教基本教义派”和所谓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却继续支援那些领头滋长恐怖主义的国家。透过出售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以及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共独裁者藉由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援助等手段，近年来不断地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和北韩提供援助，而这七个国家正是美国国务院登记在案的支援恐怖主义国家（注9）。而前五个国家更被列为支援回教基本教义派有关的恐怖分子，但这次却都成了素以反宗教著称的中国政府的亲密伙伴。例如，二○○○年六月，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访问巴格达，以促进中共独裁政府与海珊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正式谴责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期望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北京《人民日报》报导，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如此回应：“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伊拉克政府及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利益。”（注10）
虽然伊拉克是中共向国际流氓兜售军火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其死敌，伊朗的哈米尼，也同样是中共扩建其军火店铺的座上客。据报导，中国涉入给伊朗建造一套先进的防空系统，并恢复销售核武及化武技术给伊朗的独裁者（注11）。这些军售除了明显的影响和平安全外，中共的行为加强了哈米尼及其他强硬派的实力，而牺牲了大多数愿意接受民主方式的伊朗人民利益。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编注：美国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12）。后来的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训（注13）。一位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注14）。
第一枚“穆斯林核弹头”和发射它的导弹技术，归功于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巴基斯坦军队独裁者的协助。
除了支援那些赞助恐怖主义与追求或已拥有核武器的独裁国家，中共还给予相当数量的小国暴君在外交上大力支持。江泽民和欧洲末代独裁者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发展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在二○○一年举行两次热烈而诡秘的高峰会。第一次高峰会时，鲁卡申科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共有用，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新华社表白说：“白俄罗斯始终支援中国在人权事务上的一贯立场，我赞赏中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成功，并恭喜你们粉碎了美国所提出的一项反对中共的动议。”（注15）《人民日报》报导了七月在明斯克（Minsk，编注：白俄首都）的高峰会，“江泽民说中国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和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注16）为了表示回报，在鲁卡申科透过选举舞弊窃取独裁地位前两个月内，江泽民即表达了对鲁卡申科处理白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尊敬。《人民日报》紧接着报导：“中国支持白俄罗斯在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及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注17）
当辛巴威在穆加比的错误统治下陷入独裁统治时，中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穆加比把白人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掏空了南非人的经济来源，这时中共却为其非法占用的农场提供了农业设备（注18）。穆加比因此称中国是“辛巴威的第一号朋友”。因天安门屠杀而恶名昭彰的李鹏，感谢穆加比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注19）。
二○○○年六月，李鹏会见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洛塞维奇，中共的屠夫和贝尔格勒（Belgrade，编注：塞尔维亚首都）的屠夫热情地相聚，纵然有来自塞尔维亚、中国和西方民主力量的批评和压力，此次会见仍然得到了双方预期中的相互允诺与支援。李鹏还发表了一项对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正式谴责。据《人民日报》报导，米洛塞维奇对中国政权表示敬意。“中国是提倡国际社会多元领导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他说“南斯拉夫支持中共解放台湾的努力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注20）
虽然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但并非所有的独裁者联系都会在那里汇聚。多年来，米洛塞维奇伙同鲁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为海珊的军队提供防空技术。在二○○○年七月与米洛塞维奇的高层领导会晤时，萨达姆必不可少地对北约干预科索沃做出了谴责（注21）。
二○○一年五月伊朗的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与古巴的卡斯楚（Fidel
Castro）会晤，哈米尼解释双边互利关系时说，“我们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抗，是基于回教的信仰让伊朗认为，对世界上任何自大与傲慢者的抵抗，都是正确的行动。”（注22）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即哈米尼和其他伊朗强硬派的喉舌，进一步解释道：“伊朗和古巴拥有强大的友好关系，古巴始终支持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注23）
在非洲，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者格达费（Muammar
al-Qaddafi）几乎支援了那片大陆上的每一个暴君。他的政府不仅为赖比瑞亚的独裁者查尔斯．泰勒及其犯罪同伙山克（Foday
Sankoh）提供训练，并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法得．山克是狮子山共和国恶名昭彰的革命联合前线的领导（注24）。经由资助西非大屠杀，格达费打开了利润丰厚的非法军火贩售管道，并从受其保护的狮子山共和国童子军开采的钻石矿中攫取大量利润（注25）。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盖达恐怖组织，也经由格达费及独裁者俱乐部西非支部介入了狮子山共和国充满血腥的钻石财富（注26）。
在这种盟友的帮助下，非洲的独裁统治者能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条件下，时常派遣他们的流氓军队越过国境，挑起群体灭绝性的争端，在一九九四年一年就屠杀了超过百万的人民。穆加比对辛巴威民主反对力量的残酷镇压得到了利比亚在政治、石油、经济乃至军队的援助。穆加比公然与自己的人民为敌，派遣数千人的军队支援刚果民主国的金夏沙（Kinshasa）独裁者，造成金夏沙的战争灾难。英国非政府组织“环球见证”（Global
Witness）发表一项报告，披露了刚果政权和辛巴威之间的一项协议，该协议保证辛巴威继续卷入无谓的战争，并许诺穆加比政权大笔财富，这项协议将导致刚果丧失相当于美国加州大小的全部森林（注27）。这项协议资助了穆加比在刚果的战争及其政党，同时给辛巴威的反对派制造更大的麻烦，加深了刚果人民丧失土地的灾难。
非洲之外的独裁统治者，也插手延长这块土地上残存的暴君统治。北韩的金日成曾在八○年代给穆加比发生在马塔贝里兰省（Matabeleland）的大屠杀提供训练与设备，穆加比在那里利用种族恐怖来巩固其政权（注28）。今天，金正日可能是非洲独裁统治者内部安全部队最大的培训者（注29）。
这些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都是仅剩的承认最近被推翻的神学士独裁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国家。当西方攻打神学士时，他们同样很快地撤回了他们的承认。当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与克罗埃西亚的领导人杜子曼（Franjo
Tudjman）举行秘密会谈时，他们的国家却因这两位独裁者法西斯式的言论，而走向分裂（注30）。暴君通常在朋友，有时甚至敌人的帮助下生存。
奇怪的是，这些政权都能使用他们最恶劣的本质进行交易，如利用一丁点的人权改善就可以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完全会员（full
partnership），或允诺约束武器销售而得到高科技技术。民主国家总是被“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这种幻想所蒙蔽，而总愿意与独裁者坐下来达成某种暂时且非民主的协议。
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让我们从饥荒开始，一一列举这些个毒瘤的清单。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马特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发现饥荒与独裁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自然因素无疑地也起作用，但一个政府对其百姓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与有效对抗饥荒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森教授发现，媒体独立的民主国家里饥荒极其罕见（注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国印度，虽然那里贫穷遍布，很多人营养不良，而自从独立以来，却从未发生过饥荒。相反的，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来，连同先前数次，已经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的饥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大跃进”般的愚行、人为造成的饥荒，还是因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政府都视意识形态为胜过照顾人民福祉的基本责任。八○年代衣索匹亚（和三○年代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的情况显示，食物常被独裁者用做对付人民的武器。而像索马利亚那样无政府的国家，人们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证是透过枪杆子，而不是耕种。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计：77％的难民来自非民主国家（注32）。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国家攻击的民主国家，仅8％的难民来自广泛定义的“民主选举国家”。调查显示，世界上难民与国内人民流离失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刚果居首。而虽然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刚要艰难地开始，逃难的人群已经在逐渐回流。
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并非必然步步紧密相连，但其中之一若明显不足，终究会影响到另一方。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强化的，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达到极高程度时，将会产生明显的效益。“自由之家”最近发现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创造了89％的全球经济产值。而相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国家，虽占世界人口的36％，却只产出了全球6％的财富。郭特尼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经济自由》（注33），极有信服力地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增长的密切相关。经济自由最好的前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2.9％，而名列经济自由最差的后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实际上每年萎缩了1.9％。他们二○○○年的报告中表明，经济自由也与寿命、庄稼收成，甚至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过去的研究中，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显示了专制主义与低经济成长相关连。过去几年里，世界银行已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尽管我认为关注还很不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经济权力也趋向于集中，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经济也趋向民主。
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生态的浩劫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不计算市场投入成本的经济体制，对资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这种发展失误所带来对人民的危害，只会发生在无需征得公众允许，且有关风险的资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里。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民主体制引入俄罗斯以来，虽然苏维埃式的思维仍将环境资料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已经正在受到挑战。民主国家里，虽然也有许多丑闻，但却有民主权力的人民和严厉的自由新闻媒体，会监督公司和政府里的违规者。
尽管腐败不只出现在独裁者和他们的同伙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会中昭昭天日下搞腐败比较不易实现：自由媒体会将腐败曝光，公众也会要求惩处腐败者。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证明：经济自由愈少，腐败的机会则愈大。在“国际透明组织”列出的最廉洁的社会中（注34），只有新加坡一国为非民主国家；而军人统治的巴基斯坦经常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独裁统治也是导致战乱日增的元凶。据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Rudy
J.
Rummel）教授统计，一八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国际主要战役”中，交战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为非民主国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注35）。尽管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参与了战争，不需要民众支持的独裁社会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许多。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二十场主要战役，发现只有一例是民主国家侵略别国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发的苏伊士战争（Suez
War）（注36）。绝大多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由非民主国家侵略别国挑起，目的是为了反对被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或反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受到攻击，她能够依赖源源不绝的公众支援，所以不易输掉战争。同样的，冷战期间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国家经由“北约”组织（NATO），为人类历史竖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遏制体制。
独裁者不仅对外发动战争，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尔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杀”（democide）来表示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在二十世纪，大约有一亿六千九百万人死于政府的屠杀或是政府的恶性失职，这约是此一期间因战争而死亡战士人数的二至四倍之多，而这个人数必定还在增加中。拉梅尔进一步发现，“屠杀百姓”的发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间有直接关连（注37）。导致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数的最大凶手是那些极权统治者，包括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韩的金正日、衣索比亚的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乌干达的阿敏（Idi
Amin）。另外一些较小的独裁者，也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赖比瑞亚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还有七○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七个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伊朗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两次上台经过了类似民主选举的过程，但他无法涉入掌握真正权力的“护国议会”（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机构，而另外六个国家的政体中则没有任何类似民主的成分。
与这种病态社会问题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关连正好相反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指出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与自由民主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自由选举、法治社会和其他基本因素决定了民主的形式。一个民主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因此，反恐战争绝不足以成为与独裁者媾和的藉口（注38）。类似的其他问题——比如人权问题、环境保护条约或经济困境等，也同样不能成为藉口。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将独裁政权摧垮当成主要事务来处理，唯有当独裁者垮台时，独裁政权下的恐怖恶草才会枯萎和灭亡。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暴君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成百上千万人在德国和日本暴君的暴行下死去。前苏联、中国、北韩和伊拉克等国家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生命和资源，就可以赢得他们所挑起的战争。如果没有前苏联的独裁者和他们所操纵的傀儡，就不会有冷战；如果没有古巴独裁者，就不会有一九六二年的飞弹危机；如果没有伊拉克那个独裁者，就不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湾战争。讲起这些事情常会让人听起来像天文数字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以及古老土地上的文明整个被摧毁。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世纪只会更糟。现在的独裁者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依赖弯刀、步枪和地雷等来维持统治。随着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能力也在悄悄地增长。用来制造致命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用来培养剧毒微生物的医药研究设施；一个有能力运行核反应堆和提炼铀工厂的国家，离拥有核武器仅有咫尺之遥；而用来携带常规武器的飞机和导弹，随时都可以转换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台。举个例子来说：伊朗和北韩是否将会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甚至于他们是否已经拥有。
实际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不是独裁者们所掌控的所有利器，还有自杀炸弹所引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所有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而且他们都得到其他独裁者的支援。但是那些不在美国国务院名单上的独裁政权，也已经变成滋生恐怖的温床。在沙乌地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以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直在试图扼杀所有的合法不同政见，但实际上只是把不同政见赶到地下而已。这些政权的不良统治所导致的失业和贫穷，引发广泛的挫折感，形成一个极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煽动的群体。在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社会不满一直在不断激化，直到对该国政权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应对措施，却是试图和这些极端主义的传教者合作，给予极端分子重要的媒体管道。为了转移大众的不满，这两个国家中腐败的精英阶层让极端分子怒斥西方国家的“罪恶”，并纵容极端分子进一步招兵买马。而西方国家却在支援这些政权和他们腐败残酷的统治方式，从而使整个情形变得更糟，并使自己与这些腐败和残酷的统治难脱关系。如果希望有一天这些政权开始有民主人士的空间，来对抗极端主义独裁者，那么西方社会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大转变。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暴政只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正如布希总统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说，“民主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将使全世界受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成为滋养谋杀的温床。”（注39）
像沙乌地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他们广大的石油生产设施包括油井、管线、运输通道和炼油厂等等都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些恐怖分子希望藉此来削弱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时打击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在二○○○年，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量的27.8％来自于那些被“自由之家”划为“不自由”的国家（注40），而美国经济对这些脆弱的不自由国家的实际依赖比这数据还要高。比如说，虽然美国和利比亚及伊朗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利比亚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直接影响世界石油价格，而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经济。
导致油价急剧上升的原因，除了那些美国支援的出产石油的独裁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可能的恐怖袭击外，还有这些国家的内战，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如果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大不稳定性。
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裁成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脆弱的转型期，印尼和奈及利亚也是如此。在这些转型中的民主政体成熟稳定之前，走回头路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体制经常需要面对令人畏缩的挑战，而他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塞族人试图创建一个“大塞尔维亚”，俄国人试图再造苏联，这些都不难理解。在一个独裁政权处于上升期的世界上，中国有可能感到有更大的机会对台湾、甚至在西伯利亚获得军事成功。而爆发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
即使没有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独裁暴政的进一步扩散也会令民主世界付出巨大成本。恐怖分子会获得更多的庇护和支援，以及更容易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将会受到打击，各国经济会被扭曲，被迫负担更多的国防成本，而不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环保等等。世界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民主政体将会衰落到如同独裁政权的镜中映像。
一个民主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个令人沮丧的悲观预言完全不着边际，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与暴政相对立的。一九七二年世界上共有四十三个“自由”国家，而二○○二年有八十九个。再加上那些“部分自由”的国家，就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而且，在那些仅存的独裁者中，除了有几个精神萎缩且已届中年的儿子外，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继承人。
我们注意到独裁者们喜欢在他们周围扶植类似的政权。希特勒支援他在义大利、匈牙利、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占领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伙伴；前苏联坚持需要一个由他们的傀儡共产党独裁政权组成的保护屏障；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费尽心机在现在的辛巴威扶植伊兰．史密斯（Ian
Smith）的种族主义政权，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国家中，只要有一个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就会使类似的独裁化意识形态在非民主的邻国中失去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孤立和削弱剩下的独裁政权。就像在一九八九年的东欧和中欧一样，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倒下，其他的就会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现在是让他们倒下的时候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且很多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二○二五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一个没有暴君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紧张关系，但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世界。欧洲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曾经是死敌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上再也没有大量的军队和战车。在共产党独裁政权民主化之后，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割以极快的速度就愈合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似乎也正在解决生活在邻国的两百万名匈牙利族裔的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欧洲所剩下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Belgrade）和萨格勒布（Zagreb）两个独裁政权只是暂时的例外罢了而这两个独裁政府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全民主的地区。现在只有白俄罗斯还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将来的变化也几乎是一定的。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是因为民主体制拥有和平解决种族、宗教及历史问题的机制，而独裁体制却没有。
在一个想像中的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大权独揽的总书记、阿亚图拉（编注：ayatollahs，回教什叶派的领袖称谓）、国王或是老板来统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完全没有人权虐待，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将放弃竞争。世界走向完全民主化，毕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尽头。这些年轻的民主政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会说错话、办错事。但是开放社会终会导致开放的边界和开放的心灵。一个民主政体，即使还不成熟，也比它所取代的暴政要好得多。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上，很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会去威胁台湾，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如何。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们，将对以色列更加宽容；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也会更加宽容。民主或许也将能够消除非洲大陆上永无休止的纷争。
从中欧和东欧的转变，我们知道，民主化以后国家安全态势也会转型。这些以前的独裁国家及其西欧邻国，以及美国的国防预算将降低一半以上。中欧和东欧那些独裁国家的威胁已烟消云散，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在安全、环境和其他议题上开始进行合作。在这些国家中对个人的威胁也已经消除。经济上，经过一个混乱的开端后，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最终会使这些国家与世界经济整合在一起，使他们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
如果中国、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埃及、刚果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也加入民主世界的话，一个和欧洲剧变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在这些国家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说，变化的过程本身会导致不稳定，比如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四分五裂；比如埃及穆巴拉克风格（Mubarakstyle）的独裁统治，可能会被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代替；还有非洲人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实行民主。我们以后再来反驳这些担心，现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假如这些残余的独裁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在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债，而是绝对的腐败和独裁者的无能。扭转这个颓势所需的初始条件，便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而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提供这种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独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评性的媒体以及反映民意的声音。
如图1.1所示，自由国家贡献了全世界89％的经济产出，而独裁国家仅仅产出了6％。那些在西雅图、魁北克和华盛顿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旨在反对全球化、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他们实在是选错了目标。落后和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独裁统治，这才是他们应该抗争的目标。非洲的民主国家如迦纳、波札那和南非的光芒照亮了刚果、赖比瑞亚以及安哥拉等国的未来之路，这些国家必须被引导走上民主之路。
正如一些优秀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认识到的，中东地区之所以在这么多项社会、教育和经济指标上都落后，主要根源是那些独裁者的存在和公民社会机构的空缺。收回那些老板、将军、国王和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力，将会释放出这些国家中潜藏的巨大天赋和活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邻国相残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将会有巨大的改观，在那里，战争中的伤亡大都发生在回教国家之间或国家本身内在的冲突中。而中东地区的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的部长对安全问题一直束手无策，前苏联的人权斗士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说，他发现“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深度，直接影响我们彼此的友善程度”。
在南亚，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形（注41）。激化的矛盾符合统治巴基斯坦的将军们的既得利益，只要他们在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对立就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虽然神学士在阿富汗的失败给这个地区创造了新的机会，但只有胜利者乘胜前进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民主化，这些机会才有实现的希望。
在亚洲，最大的危险是由共产党独裁统治并一直以武力威胁台湾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将其共党独裁的准则一直延伸到印尼（注42）。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会是其周边邻国的和平伙伴，并对民主台湾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完全民主化的真正意义是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家的，它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独裁暴政使很多北韩母亲眼睁睁看着她们的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怀抱里，然后她们自己也丧生于饥饿，而在仅仅一线之隔的民主南韩，食物却充足无虞；在印度成为民主国家之前，饥荒像季风一样频繁地吹遍印度大陆，但在一九四七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一次饥荒都没有再发生；在史达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下，这两个国家各有两千万国民死于饥饿，贫困的程度令人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国家里绝不会发生。
暴政毁掉寻常的生活，导致非同寻常的艰辛和绝望。独裁统治的一个古怪副产品是顽固地针对妇女的沙文主义。在最近一趟飞离迈阿密的班机上，我和一位年轻的沙乌地阿拉伯女士开始聊天。她刚从迈阿密大学毕业，我问她将如何运用她所受的教育？她回答说：“看看走道那边，你猜坐在那里的是谁？还有他为什么来这里？”原来那是她哥哥，从沙乌地阿拉伯被派来确保她回去。这位沙乌地阿拉伯女士辛酸地告诉我，她不会被允许利用所受的教育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回到一个性别歧视的监狱。
在阿富汗，女律师阿曼德（Nabila
Ahmad）几乎被完全禁锢在位于喀布尔（Kabul）的住所达五年之久，被神学士统治下所实行的男性沙文主义制度禁止工作。当她冒险出门时，当局的宗教警察要求她用黑袍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注43）。
神学士的下台，给阿富汗的妇女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很多人扔掉了黑袍，开始回去工作，并将女儿送去上学。目前全世界回教徒的女人，有一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她们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同时可以工作，并公开争取她们的权利。
现代社会对独裁暴政的容忍度已在逐年缩小，我们现在正有个独特的机会能将它完全减到零。这些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所压迫的对象也越来越难控制，是到全球彻底民主化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给这个目标多些鼓励，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就可以在这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完成它的使命。
那么，民主国家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帮助这个世界铲除最后四十五个暴君！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注释：
注1：赫伯特．弗德林〈法国批评美国简单对外政策〉，BBC新闻，二○○二年二月七日，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805000/1805341.stm.注2：迈克．鲁宾〈苏里门尼亚报：食品战争〉，《新共和国》，二○○一年六月十八日，www.tnr.com/061801/rubin061801.html.
注3：据不完全统计，韩战期间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战争，更多人沦为难民。美方战亡人数达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以及二万零六百一十七人死于他难。南韩军方阵亡人数大约为四十万人。大约有一、两百万共产党部队在战争中死亡。韩战总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万至五百四十万。见罗丝玛丽．福特《胜利的代价：朝鲜停战谈话政见》（爱斯卡，纽约：一九九○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注4：国际战略研究院《军事平衡》，二○○○年～二○○一年（牛津：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注5：“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约有四十万人死亡（约四分之一是伊拉克人，四分之三是伊朗人），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受伤”。从“走向边缘”到“伊拉克：动荡的历史”，BBC新闻，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events/crisis_in_the_gulf/road_to_the_brink/
newsid_29000/29099.stm.
注6：“平壤强化一个中国政策”，Stratfor.com，二○○○年三月七日。
注7：〈遏制计画在亚洲被抵制〉，《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8：〈中国在被镇压的回教地区拘捕著名的女实业家〉，《华尔街时报》，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
注9：美国国务院，“全球性恐怖主义的模式——二○○一：国家恐怖主义回顾”。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2001/html/10249.htm。有证据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秘密军火交易，如：对南苏丹战争的支援：“石油与苏丹劣迹的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伊拉克的防空建设，“伊拉克拒绝承认与中国的防空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及“分析：美国‘流氓政权’的能力”，BBC新闻，二○○二年五月十五日。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mericas/newsid_1988000/1988810.stm“伊朗追求核专案”，BBC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10：〈伊拉克声明准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人民日报》，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无意地全面记载了独裁者们相互支援勾结的内容，包括报导不直接牵扯中国在内的独裁者们的相互沟通事实，共产党的喉舌广泛报导有关其他独裁者联手无视世界民主，这是中共一贯支援独裁者们的另一个例子。《人民日报》英文网址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注11：“伊朗追求核专案”，BBC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12：〈江倡议联合一致反恐怖主义〉，《南华早报》，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注13：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4：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5：〈鲁卡申科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获胜感到欣慰〉，《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16：〈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7：〈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8：〈中国向辛巴威捐献农耕设备〉，《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十日。
注19：〈辛巴威维护一个中国政策〉，《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六日，和〈中国和辛巴威领导人会集北京〉，《人民日报》，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20：〈李鹏谴责霸权主义〉，《人民日报》，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注21：〈伊拉克，南斯拉夫建立战略的联系〉，《人民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注22：〈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反对美国霸权〉，《人民日报》，二○○一年五月十日。
注23：〈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
注24：道格拉斯．费拉〈以格达费为轴心的连系：在利比亚受训的领导人使用战争保障自己的财富〉，《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5：道格拉斯．费拉〈来源于钻石交易的盖达组织资金：据悉，狮子山共和国反叛军的宝石销售达数百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6：费拉〈盖达组织〉。
注27：“辛巴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殖民主义”，人权团体“环球见证”，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http://www.globalwitness.org/
注28：“辛巴威的军队到底有多忠诚”，BBC新闻，二○○二年一月十日，
http://news.bbc.co.uk/1
/hi/world/africa/1754063.stm
注29：尚未撰写的一部书是关于平壤与非洲的联系。北韩军队训练了辛巴威第五纵队，这与反对辛巴威的恩德贝勒族人（Ndebele）在八○年代初期遭屠杀有牵连。另外，北韩在非洲大陆训练数以万计的军事和内部安全人员。有几篇文章报导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现象。艾丹．福斯．卡特（Aidan
Foster-Carter）在他的〈平壤观察：走出非洲〉一文中报导，据悉因为外交工作必须自行筹款，北韩政权的外交官素以犯罪行为而著称。本文可见《亚洲时报线上版》二○○一年六月九日，http://www.aitimes.com/koreas/CF09Dg01.html戴安．赫门二○○一年七月二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报导，北韩外交官是象牙贸易商中最恶劣的一群。（http://www.save-the-elephants.org/Elephant％20News％20items/former_straydogs_join_fight_to.htm）
注30：斯德潘．梅席奇〈通向战争之路〉，《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战争》，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布阮卡．梅格斯和艾沃．扎尼克（伦敦：法兰克．卡斯，二○○一），十一至十二页。作者现已当选为克罗埃西亚总统。
注31：阿马提亚．沈：《饥饿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克里瑞敦出版社，一九九○）。
注32：约翰．诺顿．摩尔〈民主和平之外〉（尚未发表的文章，二○○一）。摩尔〈趋向一个新范例〉，《佛吉尼亚国际法学报》三十七期八一四页（一九九七）。
注33：占姆士．郭特尼和罗伯特．劳森：《世界的经济自由》，（温哥华：佛雷撒研究所，一九九七）。
注34：《二○○二年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认识指数》（柏林：国际透明组织，二○○二）。
注35：鲁迪．拉梅尔：《政府致死》（萨莫塞特，新泽西：交易出版商，一九九四）。
注36：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7：拉梅尔《政府致死》。
注38：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9：〈用总统的话说：自由民众将维护世界的和平〉，《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七日。
注40：每日进口量以油桶计算。美国能源部，能源资讯管理局：《二○○○年石油供应手册》，第一章七十页，表二十九，并参照二○○○年“自由之家”国家调查表。
注41：奈田．萨然斯基〈为和平而民主〉，《精典杂文》第一册（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学院，二○○二版）。
注42：“中国否认军舰驻扎南沙群岛”，BBC新闻，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http://news.bbc.co.uk/
1/hi/world/asia-pacific/1408519.stm
注43：〈喀布尔的妇女从掩藏中走出来〉，《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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